庄子是哪里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这里的“蒙”究竟在哪里?庄子故里之“蒙”以及“漆园”又是什么地方?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可谓伤透了脑筋。因为古人写文章惜墨如金，素以用字简练著称，导致今人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今之安徽蒙城，世称“山桑，北冢，古漆园”，改名蒙城虽自唐代天宝年间，但蒙城之“蒙’却由来已久。他们认为不独尽人皆知，且有史据可证。南朝宋罗泌《路史》云：“盘庚自奄迁于北冢;北冢，蒙也。”《嘉靖寿州志》还有记载：乾隆《颖州府志》“漆园城，在县河北三里，即旧蒙城;庄子为漆园吏在此”。
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他们从《隋书·地理志》于“谯郡·山桑”下找答案。《隋书·地理志》记载：“后陶置涡州涡阳县，又置谯郡，梁改涡州曰西徐州，东魏改曰谯州，开皇初郡废，十六年改涡州为肥水，大业初州废，改县曰山桑。又粱置北新安郡，东魏改置蒙郡，后齐废郡置蒙县，后又置郡，开皇初废郡。又梁置阳夏郡，东魏废。”他们认为：上面一段引文好像“山桑”(后为蒙城)也曾经称“蒙”。其实，《隋书·地理志》说的是“谯州”之内(南北朝时州辖郡，郡辖县)三个区域的建置沿革，其中涡阳、肥水、山桑的变迁，才属今之蒙城，而北新安、蒙郡、蒙县，仍属今商丘。并认为“粱郡·守城”(今商丘)注云：“梁置北新安郡，寻废”，这就是对上面的解释和照应性的说明，由此推出，迟至隋代，今蒙城从未沾上“蒙”字。
唐代学者比较流行的说法则认为庄子出生地在山东曹州。李泰等著的《括地志·冤朐县》说：“漆园故城在曹州冤朐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援引了这一记载，并说：“按：其地古属蒙县。”诗人李白居东鲁，在其《赠从弟冽》一诗中说：“自居漆园地，久别咸阳西。”这里说明唐代学者都把曹州漆园作为庄子作吏之地。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近代乃至今天。若把曹州与河南之“蒙”都看作“古属蒙县”，尚还可说得过去，但两者是否能连在一起，就比较牵强了，至少无材料足以佐证。
宋代学者朱熹对庄子故里有比较系统的考证。《朱子语类》说：“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道及，如何?’曰：‘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氏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庄子去孟子不远，其说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闻。今亳州明道宫乃老子所生之地。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在朱熹看来，庄子乃楚国蒙地人。“淮西”指皖北、豫东、淮河北岸一带，安徽蒙城属楚，也正处于这个位置。
明代学者李时芳，主张庄子故里安徽蒙城说，他的考证没有多少新意和见解，只是维护王安石、苏轼等见解而已。但他反对庄子是山东曹州人之说。谈及苏轼、王安石的见解，有学者持极强烈的反对意见。严格的讲，苏、王持“庄周故里为安徽蒙城说”是没有几分考据的，只是苏轼曾经为安徽蒙城在宋朝时所建的庄子祠堂写过碑记，也就是著名的《庄子祠堂记》，当代学者刘文刚则认为苏轼的这篇碑记是“求文以为记”的应酬之作，不是什么考据文章，苏轼只是借此发挥他对庄子的推崇和赞美之情，而对于安徽蒙城是不是庄周故里，他在碑记中“不置一词，可见还是比较审慎的”。而王安石则是写过一首《过蒙城清燕堂诗》，其中最著名的四句是“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凭借一首诗里的两句话，即使作诗的人再有名气，在一些学者们看来也不足以说明庄周故里即为蒙城。此一说。
庄子究竟是哪里人?我们认为：《史记》载庄子为“蒙”人，《汉书》又列“蒙县”于“梁国”。那么，今天的蒙城在汉代是否叫“蒙”，是否又属于“粱国”，弄清这个问题，庄子的故里纷争就容易解决了。汉之“梁国”，原本秦之“砀郡”，即今河南商丘一带。其领属范围既包括商丘东北境的“小蒙”，也包括商丘东南境的“大蒙”，梁国曾是汉梁孝王的封地，“梁孝王好营造宫室苑囿之乐以通宾客”，在商丘建造了“梁园”。小蒙近商，虽有“梁园”，但无“漆园”，大蒙偏远，却素有“漆园”之称，可见司马迁笔下的“蒙”当为“大蒙”而非“小蒙”。“大蒙”疆域原来甚辽阔，西北边境达雉河集(今涡阳)以北数十里，直至今豫、皖接界处，距商丘仅百余里。随着历史变迁，又几经分合，建置沿革也有变迁，但无论怎样，大蒙与今之蒙城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倾向于庄子为安徽蒙城说。
以上是安徽学者孙以楷、钱耕森等的观点，另外安徽省内，特别是蒙城县内的学者都倾向于庄周是安徽蒙城人一说，这也许无法排除争荣之嫌，但如果论证的有理，又有充分的证据，那么这种论断就应该引起研究庄子的人的注意，另外知道了庄子到底属于哪个地方的人，对于研究庄子的文学艺术以及思想渊源诸方面的问题都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