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毛癖患者曾经只能靠自己应对这一障碍，如今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SARA TALPOS
Anthony Gerace
克里斯蒂娜·皮尔森在14岁的时候开始拔自己的头发，拔到头上出现一块块秃斑时，她的家人带她去看了精神科医生，但医生也束手无策。要知道在1970年，这一障碍甚至没有个名字，更不用提治疗方法了。
虽然医生没有具体的治疗手段，但还是开了精神科处方让皮尔森从高中退学。在那一刻，皮尔森如释重负，她觉得任何方法都好过继续上学。因为上学时会有人摘掉她的帽子，发现她秃头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皮尔森就像个怪物一样躲在家里，拔着自己的头发。恐惧和对解脱的渴望让她决心离开家，像沙漠里的仙人掌一样过着边缘生活：14岁，她搭便车穿越了墨西哥；15岁，她开始抠自己的皮肤，身上常常是各种疮口；20岁，她开始酗酒和嗑药。
直到30岁，皮尔森终于清醒了，她和朋友圣克鲁斯一起在加州做起了电信业务小生意。1989年的时候，皮尔森的母亲从电台得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拔毛癖，于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皮尔森。但她母亲不知道，皮尔森过去深受其苦，现在依旧被其折磨。
母亲的消息让皮尔森触动不已，在这么多年的羞愧和孤独之后，她感受到了希望。了解到还有许多人和她一样后，她开始组建互助小组。一家西雅图新闻电台邀请了皮尔森，她得以述说她的故事，宣传她的拔毛癖帮助热线。
当她从电台回来的时候，她收到了600多条消息。
“人们哭诉着寻求帮助。”皮尔森说道，“这是我接受过的最好的治疗，因为他们的讲述中有我自己的影子。”
在某个夜晚，皮尔森认为她在床上经历了“高峰体验”，或者说灵视。随后，她决定放弃她的生意，转而投身于提高公众对拔毛癖的认识。“我害怕极了！我是个瘾君子，我是个小企业创业者，我还在戒酒期，我只上过初中，我却要选择去改变世界和这奇怪的病。”皮尔森说道，“我吓得要死！”
但她又补充说：“当我们接收到这种灵感，我要说的是：我们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接受感召，却鲜少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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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任何一间教室或者咖啡馆，你至少能碰到一个人有BFRB，比如拔毛癖或抠皮症。
—William Bunce and Lisa Jahovic
有BFRB的人会重复做出揪头发、抠皮肤和咬指甲等自我梳理行为。虽然人们会因此感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但却无法停止这种行为。
在拔毛癖患者中，有极少数的人会吃掉他们拔下来的头发。时间久了，这些头发会堵塞肠道，必须依靠手术才能去除。抠皮症患者则会容易发生感染，需要依靠静脉注射抗生素和植皮手术才能治愈。
通常，有BFRB的人需要承受情感和社交双重折磨。而这些行为又常常发生于儿童晚期和青少年早期，增加了他们遭受霸凌的风险。一位近30岁的男性回忆他的中学像地狱一样，同学们都认为他是没有睫毛的怪孩；一位30岁的女性回忆她的同学抢了她的假发传来传去不还给她。更严重的是，这一疾病常常成为亲子矛盾的诱因，加剧了孩子们的羞耻感和孤独感。同时，患有该疾病的成年人会恐惧亲密关系，失去面试机会，浪费时间在揪头发和抠皮肤等重复行为中。
有BFRB的人常通过化妆、假发和一层层的衣服来掩盖身上的症状。
因此，普通人很难了解到这种疾病有多么的普遍。有些专家估计有2%-5%的人患有拔毛癖，5%的人患有抠皮症。然而，由于缺乏大规模的全球性研究，该类疾病的精确患病率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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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BFRB的人需要承受情感和社交双重折磨。
尽管拔毛癖在一个世纪前就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但它直到1987年才被正式收录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这一时间点距皮尔森第一次看医生整整17年，离我出现拔头发的症状也有6年时间。
我在开始上一年级时出现了这一症状。母亲带我去看了皮肤科医生，医生也无可奈何。但幸运的是，我的症状在学期末就结束了。这是因为患有BFRB的一部分人，不经任何治疗也会痊愈。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说，这一疾病都是慢性的，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
2013年，DSM收录了抠皮症。“得知这一疾病终于有了专门的诊断标签时，我们开心极了。” 南希·基滕说道，“在缺少这一标签时，人们会想‘没有其他人和我一样有这毛病，我真是个怪胎’ 。而诊断标签的出现肯定了患者的经历，并鼓励他们去寻求治疗。”
现在，拔毛癖和抠皮症都被收录在强迫症及相关障碍这一章节里。表面上，强迫症和聚焦于身体的重复性行为障碍有同样的特征——对重复行为的强烈渴望。但是，不同于强迫症患者的强迫行为，BFRB患者常常是抚慰的甚至是愉悦的执行重复行为。并且，这些重复行为也并非强迫症那样是某一具体强迫观念的结果。
这一区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乎到不同行为疗法的疗效。在美国，药物治疗是针对强迫症的首选疗法，但对于聚焦于身体的重复性行为障碍，至今仍没有一种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药物可供选择。
事实上，相比于像强迫症这样广为人知的精神障碍，针对BFRB的研究依旧缺乏。“历史上几乎没有资金来支持这些疾病的研究。” 基滕说道。那些显著影响生活质量或者工作能力的疾病往往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
但是，基腾认为，BFRB对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的影响同样明显，只是人们往往将其误解为懒人的坏习惯。这种误解忽视了人们日常的自我梳理行为和病理性行为间的显著差异。对于BFRB患者，他们的行为会不断重复，造成显著的压力和功能损害，但他们却没办法控制这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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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里斯蒂娜·皮尔森创立了拔毛癖学习中心。她希望借此帮助人们，尤其是孩子们，远离她曾经遭受过的恐惧。
她希望宣传关于该疾病的权威信息，但是这样的权威信息却并不存在。
—William Bunce and Lisa Jahovic
此外，这一疾病也被冠上了一系列污名。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医学文献中，彼时的医生往往将这一疾病归因于家长，尤其是母亲。
那一时期，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研究者通过对11位拔毛癖儿童患者的实验，得出了如下结论：儿童的拔毛行为是因为孩子与母亲间的剧烈冲突。他们的拔毛行为是性冲动驱动的，用于替代母亲的情感缺位。
而父亲则是处于被动的攻击状态，这种状态也是长期被配偶控制所导致的。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当皮尔森被带去看医生时，那医生会问她母亲：“你对你女儿做了什么？”，而她母亲当场就哭了。皮尔森认为这是对她母亲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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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污名是因为自我梳理行为常被认为是某些动物的特征。而人们绝对不想承认他们和动物具有相似性。
在拔毛癖被收录进DSM后，这种归因与指责却并没有消亡。因此，皮尔森开始租专家会议的展位，以期改变这一状况。早些时候，心理学家会路过她的展位并嘲笑她，揪他的头发。甚至有一位皮肤科医生警告她说：“抠皮肤和揪头发的那些人就是疯子！“
皮尔森想起一位年轻男士从精神科医生那里得知，揪头发这一行为就像在公共场合手淫一样，他必须停止这一行为。在另一个会议上，一位瑞典医生坚称瑞典人不会得拔毛癖。皮尔森猜测，一些污名是因为自我梳理行为常被认为是某些动物的特征。而人们绝对不想承认他们和动物具有相似性。
拔毛癖实在是太罕见了，这是它遭到污名化的另一个原因。对于拔毛癖的第一个流行病学研究出现于1991年。那时DSM的标准可比现在严格的多，确诊的患者需要感受到强烈的拔毛冲动，拔毛前的不安和拔毛时的满足或宽慰感。
最终，研究者发现0.6%的美国大学生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符合拔毛癖的诊断标准。但需要注意的是，拔毛行为严重到导致肉眼可见的比例在男性中为1.5%，而在女性中则为3.5%。
1990年，皮尔森参加了一个难得的关于拔毛癖的专家讨论会议，该会议由查尔斯·曼苏托组织。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群对拔毛癖感兴趣的临床医生。其中，有一位来自明尼苏达的卡罗尔·诺瓦克医生已经写了一本关于拔毛癖的小手册。
诺瓦克说：“在过去，我们没有网络。没有人认识拔毛癖这个词。”诺瓦克后来成为了拔毛癖学习中心基金会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创始主任。在那个时候，诺瓦克、曼苏托和执业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奥沙利文，一道参加了皮尔逊为拔毛癖患者组织的一个静修会。诺瓦克记得参与者们表达了他们对心理健康领域的沮丧和愤怒，他们受到了专家们的不当对待。不久，越来越多的专家参与到顾问团中并进行拔毛癖的研究。
BFRB的病因至今还不明确。但是，人们对不同治疗手段的反应可能给该障碍的生物学基础提供了线索。举例来说，百忧解这种针对神经递质血清素的药物，对绝大多数患者是无效的。
两个小样本随机对照试验验证了N-乙酰半胱氨酸对拔毛癖的治疗效果。实验发现，约50%的参与者显著减少了揪头发和皮肤的行为。同时，安慰剂组中有16%的参与者减少了揪头发行为，19%减少了就皮肤行为。这是因为NAC影响了谷氨酸——一种参与奖赏通路的神经递质。一项小样本神经影像学研究也显示拔毛癖患者的奖赏通路是受损的，但还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来证实这些发现。
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是TLC资助的BFRB精准医疗计划。该计划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塞梅尔神经科学与人类行为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进行，利用访谈、成像和验血等方法，致力于对多达300名的被试进行研究。
南希·基腾是麻省总医院中的独立实验室负责人。她指出，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倾向于研究BFRB的某些切面。例如，一个研究小组可能只做一个小的脑成像研究。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异常点，但如果没有更广泛的数据网络来阐明异常的原因和影响，这一发现就缺少了价值。此外，研究人员也需要更大的样本量来确保研究结果可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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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月的一个星期六，我在旧金山参加了针对BFRB的第二十五届TLC年度会议。此次会议约有500人参加，包括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临床医生及研究人员。会议希望能通过一系列课程直接帮助到BFRB患者，我参与了一节针对11岁以下儿童的美术课：
房间的前端站着一位女士，穿着一件红色的羊毛衫，套着一件橙色、黄色和绿色相间的运动衫，正整理者桌上的纸巾。她叫丽兹·阿特金，是一位患有抠皮症的英国艺术家。尽管现在才8:30，她还是充满热情地对坐在前排的四个女孩说：“让我们开始折腾吧！”
—Javier Zarracina/Vox
在十几个孩子坐下来介绍完他们自己后，阿特金举起了一根炭笔。她在解释了炭笔的构成后说：“我也有抠皮症，但炭笔画帮助了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绘画。”
她给孩子们发了炭笔和纸，并让他们画一个点。
同时，阿特金拿着她的纸一边在上面画了个黑点，一边说道：“一条线就是一个点走了一段路。”接着，她又演示了各种摩擦和涂抹技巧，然后把彩笔分给孩子们让他们着色。
我旁边坐了一位穿着多伦多枫叶衫的女孩，她说：“我的画最后应该会像我家的猫。” 最终结果也确实如此，她的画像一只有黑色和橙色斑点的印花布猫。
此时，阿特金问大家想听什么音乐，有人提议了普林斯。于是，房间里响起了普林斯的音乐。阿特金又问道：“画画有趣吗？为什么我们喜欢画画？“
孩子们给出了多种答案：绘画带来宁静；绘画可以表达自己；绘画永远不分对错。
之后，我听到旁边的男孩问女孩说：“你得的是什么病？我得的是抠皮症。”女孩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得的是拔毛癖。”
然后他们就安静了下来，在纸上画画。
课后，阿特金对我说“为什么我们要靠画画这看起来毫无章法的方式缓解抠皮症？这怎么就有用了？这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能被感受到的材料。”她又进一步解释说，“对于许多人来说，BFRB是基于感受的疾病，而艺术正好统合了身体和心灵，给人们机会去关注BFRB以外的焦点。”
科学家们花了一些时间来研究BFRB患者早就知道的情况：BFRB有很强的感觉系统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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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发现，拔毛癖患者出现听觉和触觉超敏现象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两倍。
发表于2017和2018年的两项研究首次揭示了患有BFRB的个体比普通人更容易对外部刺激做出过度反应。换句话说，他们的听觉和触觉感受更为敏感。这种现象被称为“感觉统合失调”或“感觉加工障碍”，由职业治疗师琴·艾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从那时起，感觉的超敏现象就在自闭症和强迫症研究中频繁出现。
有研究发现，拔毛癖患者出现听觉和触觉超敏现象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两倍。一位研究参与者描述了她与衣服的斗争过程：“我的触觉超敏现象表现在我对衣服的感受上。当我走出家门时，我总是觉得衣服又紧又不舒服。这导致我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出门，像去上学或上班的时候。”
那天晚些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就有超敏现象的经历。小时候，我总觉得所有衣服都很痒：紧身衣、开襟羊毛衫、毛衣、逐渐变细成弹性袖口的袖子。有一次，我妈妈实在不耐烦我对衣服的抱怨，把我丢在了商店里。
—Javier Zarracina/Vox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一位高音敏感的女生说：“小时候，我弟弟在那很正常地玩着，但我总觉得他太吵了，甚者还生气地朝他扔东西。“此外，和许多拔毛癖患者一样，她会拔一种特定类型的头发。
“我会找那些粗糙的头发、不直的头发、卷曲的头发和感觉不对的头发。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触觉障碍，”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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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人员谈论BFRB时，他们经常提到“亚型”来说明BFRB患者有很多不同的病因。
有人可能是为了入睡揪头发；有人可能是因为厌倦而抠皮；有人可能因为压力太大而拔睫毛；有人可能因为所有这些发病，没有人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是，在我和患者的交流中，许多人都提到了心理学家弗雷德·彭泽尔的研究。
在2000年早期，彭泽尔根据他对患者的研究提出了拔毛症的刺激-调节模型。根据该模型，拔毛行为可能是遗传因子调节个体内部感觉失衡状态的一种外部尝试。患有BFRB的人虽然与其他人受到相同的环境刺激，但他们的神经系统不能轻易地控制自己的反应。就好像一个人站在跷跷板的中央，一边是过度刺激，另一边是过少刺激，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在特定时刻向某个方向倾斜来保持平衡。
“重复行为增加或减少了刺激，” 俄亥俄的治疗师凯伦·皮克特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没找到不适用这个模型的人。”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拔毛或者抠皮的重复行为之所以难以停止，是因为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有作用的。
许多研究发现，BFRB患者很难调节自身情绪。2013年的一篇综述指出，BFRB患者们比普通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等精神疾病。此外，许多研究报告也指出，他们的重复行为能够缓解负面情绪，包括无聊、紧张、焦虑和沮丧。
我采访的几个人告诉我，他们的BFRB都始于一段消极情绪。阿妮拉·伊德纳尼在十几岁时就开始拔眉毛和睫毛，那会她刚搬到了一个新的镇上，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遭受同学们的霸凌。对她来说，拔头发是一种应对消极情绪的机制。
几年后，伊德纳尼的父亲又死于癌症。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的毛病。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不谈论不舒服的事情，我们必须自己找到处理它们的方法。”于是，她把自己的病情隐瞒到了成年。直到三年前，她才开始看心理医生，以摆脱情感的困扰。
黑利·奥沙利文在20岁的时候开始抠皮肤，也正是她经历性侵后的第一年。她回忆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会花两个小时在镜子前揪那些长在腋窝或比基尼线上的毛。紧接着，就开始拔脸上和身体上的毛发。”奥沙利文在波士顿用几年时间建立了一个支持小组。如今，她住在新罕布什尔州，希望在那也成立一个小组。她很细心地指出，并不是每个患有BFRB的人都经历过创伤。然而，在她的例子中，抠皮是“我身体试图说‘嘿，我不好’的方式。”抠皮给她带来了积极的感觉，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当然，当你说出‘天哪，我都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你并不会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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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发现BFRB患者在调节自身情绪上存在困难。
奥沙利文见过几位治疗师，成功地治疗了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却无法治愈BFRB。尽管她做了大量的研究，但还是预约不到针对BFRB的临床医生。市场上根本没有足够的专业治疗师，哪怕你找到了一个，他的预约时间也排到很久以后了。而保险可能只涵盖了很少的咨询节数。这一切都不利于BFRB患者的康复。
许多国家，包括高收入国家，都有心理健康方面的治疗缺口。
我访谈过一位来自苏格兰的研究生马尔塔·伊斯鲍尔，她20多岁时就为自己的抠皮症寻求帮助。伊斯鲍尔接受了常规的认知行为疗法，这帮助她理解自己为什么要抠皮，但是她没有接受到使重复行为最小化的治疗，如习惯逆转训练或行为治疗的综合模型。
在发表了一份关于成年本科生抠皮症的研究报告后，伊斯鲍尔就前往英国，在爱丁堡大学皇家医学协会和英国心理学协会共同举办的会议上展示海报。她说：“在场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说过BFRB，英国也缺乏专业的诊所和专家BFRB研究人员。”
她必须从最基础的开始解释：BFRB的症状、它在DSM的哪一章节以及普通和临床自我梳理行为之间的差异。人们经常会惊讶地发现BFRB太常见了，但多数患者会因为羞愧而隐瞒病情。她推测，这对于患有抠皮症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与血液、疥疮、细菌和感染有关。
奥沙利文说：“你来到一个学术会议，你终于和理解这一病症的人在一起。但你仍然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一旦你离开这里，人们就不知道你患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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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BFRB的治疗中，认知行为疗法中的习惯逆转训练是有最多实证研究支持的疗法。这一疗法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用于治疗抽动障碍。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学会识别最有可能发生拔毛行为的环境。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就可以用一种竞争性的反应来替代拔毛行为。例如，当有拔毛冲动时时，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握拳或玩玩具。在一些研究中，超过一半的成年患者获得了短期改善。然而，有研究发现这种改善很难维持。
—William Bunce and Lisa Jahovic
心理学家奥马尔·拉赫曼最近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的研究，探索了习惯逆转训练对拔毛癖儿童患者的影响。这种疗法的目的是让大脑有机会去适应这种冲动。也就是说，这一疗法会训练患者去忽略拔毛的冲动，或者用其他行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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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BFRB患者都认为完全戒掉拔毛或抠皮行为毫无用处，反而会放大自我批评和挫折感。
多年来，拉赫曼已经逐渐相信，如果你无法学会控制这种冲动，就无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惯逆转训练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以及为什么治疗效果难以持久。
因此，除了习惯反向训练，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也越来越多地寻求其他方法来帮助人们应对自己的冲动。例如，正念疗法就可以帮助一个人观察和接受负面情绪、感觉和冲动，而不需要通过拔毛或抠皮来应对。
90年代初，克里斯蒂娜·皮尔森在经历一系列无效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后，开始尝试正念疗法。“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她说。于是她开始注意并观察她的思想、感觉和肌肉运动。“我一直在寻求更高的觉察，”她说，“但现在我只想确定一个路线图，将我从行为的监狱中解放出来。”
她认为患有BFRB的孩子是敏感而又聪明的。“你想靠吸毒来逃离这个问题吗？不，你想做的是，‘嘿，我如何创造心理网格来应对这一问题，去参与并服务这个世界？“
也是在90年代，心理学家查尔斯·曼苏托已经在治疗BFRB患者，并开发了行为治疗的综合模型。这个模型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诱因可能导致某人想要拔毛或抠皮：思想、情绪、感官体验、特定的身体运动和环境。如今，曼苏托和他的同事正在进行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这一模型。
布丽姬 佩雷斯和她19岁的女儿格西正在主持一个名为“父母/孩子之旅：建立关系和寻求接纳”的会议。她们都穿着格西设计的T恤，上面写着“Trichster”。房间里挤满了人，佩雷斯对大家说：“我和我女儿现在很亲密，但我们之前并不这样。”
布丽姬回忆起那天早上，14岁的格西正坐在桌边吃早餐：“我站在她面前忍不住说 ‘哦，我的上帝！‘因为我发现她的头后面有一个巨大的秃斑。”格西以前总是留着很长的卷发。但在之后的几年里，她从一个“漂亮的长卷发女孩”变成了秃发女孩，从一点到一块，头发越来越稀疏。
“我尖叫、哭泣、大喊，伤心的要命，”布丽姬说。像许多父母一样，她的第一反应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不像早些年代的父母，布丽姬知道毛发癖这个病，并能够利用互联网查找相关信息。她们几年前她们参参加了第一次TLC会议，她意识到，“这和头发没关系。重要的是为你的孩子考虑，支持他们，爱他们，不管他们长什么样。”
格西同样认为那一次会议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拔毛癖曾今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变，而如今她虽然没有眉毛且留着短发，但她感受到自己在康复中，“因为拔毛行为不再控制我的生活。剃毛和剪头发让我意识到我并没有被我的外表所定义……”
“这是关键的。”母亲补充道。
她们都认为拔毛癖让她们更加坚强、独立而又团结。
格西在第一次会议之后，利用社交媒体分享了她的故事。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愿意帮助并了解她。
她说：“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感谢这次旅行。这些朋友比头发重要。”
尽管参与TLC会议见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参加会议的决定并不容易做出，尤其是对于初次尝试的人来说。我采访的一位母亲觉得第一次会议对她影响巨大，“我哭了很多，”她说。“你原以为这个会议会解决拔毛癖，但你却意识到你需要长期与它抗争。”
而且，这种长期斗争并不会有清晰的问题节点与解决路径。毕竟，当孩子生病时，你会知道带他们去看医生。但当你的孩子正在进行一种异常的、缺乏简单直接治疗手段的自我梳理行为时，你并不知道该怎么办。父母们会焦虑该在治疗上投入多少金钱和情感，而不是接受并支持孩子。
成年患者也会体验到这些焦虑。
例如，许多BFRB患者知道完全戒掉拔头发或抠皮是没有用的目标，反而会放大自我批评和挫折感。但是，有一位女性积极地讲述了她在拔毛癖匿名会上的不同经历。“我们庆祝每一次的自我克制。想想匿名戒酒会项目吧，“她说，“我们使用和戒酒会相同的文字和精神工具。我在一月份加入了这个互助小组，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你不会相信我的拔毛行为减少得多么明显。”她有一个担保人，如果她想揪她的头发，可以打电话给她。她还致力于自我照顾，这是TLC的一大重点。“也许这就是我成功的原因，”她猜测说，“因为我正在打击所有这些事情。”
在这个会议，我参加的最后一节课是皮尔森的《站在我们的敬畏之巅》。皮尔森在2013年的时候离开了TLC，并于次年创办了心灵学院。在那节课上，有大概20个14岁以下的孩子坐在马蹄形的椅子上。我坐在那个有枫叶衫的女孩旁边。除她以外，木炭绘画课程的其他孩子也在。
皮尔森走进来，头上戴着一个粉红色的迷彩笔，手里拿着羽毛似的木偶。她说：“我是和你一样患者拔毛癖长大的女士，我创办了TLC。”她又单独问候了每个孩子。
然后，她问每个孩子他们最喜欢的内容。最常见的答案是：交朋友，每一项，所有的。一个似乎和皮尔逊说过话的女孩说：“你心很大，但又能敏感地体会别人。”这个女孩似乎正强忍眼泪。
接下来，皮尔逊拿出一条丝带，把一端递给马蹄椅前面的一个孩子，然后让她拿着它，把剩下的部分传给周围的人。
皮尔逊说：“感受你手中的缎带。它连接着你们每个人。“我也跟着闭上眼睛，感受光滑的丝带。我在想那个穿枫叶衫的那个女孩，只比我发病的时候大一点。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自己忍住了眼泪。
皮尔森领着我们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门口。当我们离开会议室时，她说：“这就是你们的世界。”我走着，拿着彩带，两边都是我四分之三身高的孩子。这些患有抠皮症的孩子们都戴着帽子，帽子下的脑袋都光秃秃的。我们走出酒店大厅，经过用餐和阅读的人们，一直走到酒店外面，看着旧金山湾的美景。
皮尔森面朝着我们，在她背后是微澜的水面和缓缓升起的太阳，一架架飞机在附近的机场起飞。她让我们站在地上，扭动身体，“闭上你的眼睛。你闻到什么味道了？”然后我们又扭动了一下，“你听到什么了？”。她告诉我们，我们随时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迈向正念的状态。
我们一回到房间里，皮尔森就让孩子们在三角毡上写他们自己的优点。孩子们走来走去，说着答案。
有人说：“同情。”
皮尔森回应说：“我们发展了非常深的同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受苦是什么滋味。我们知道与众不同是什么滋味。我们可以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这一点。”
他们开始把亮片、心、丝带粘在他们的旗帜上。
坚持、大胆、同情、勇敢。
“关于勇敢，”皮尔森说。“重要的不是你什么都不害怕。而是无论如何你都要做到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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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纯牛奶太甜
审校：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