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与外界沟通交流，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他们的语言也不被别人懂得。他们兴趣狭窄，行为刻板，却有一个浪漫的名字——“星星的孩子”，而他们其实只是有神经发育障碍的孤独症患者。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会长贾美香30多年来一直在竭尽全力帮助这些患有孤独症的孩子。对中国孤独症儿童的现状、康复困境和出路，贾美香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见解。
中国第一例孤独症患者
时隔多年，贾美香仍然清楚记得她接诊第一个孤独症儿童患者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大会跟人交流，却有很多“特异功能”。“三位数、四位数的乘法，算得非常准确，比计算器还快；他见到每个人都要问对方是哪年哪月哪天出生的，然后马上能说出这一天是星期几；你说一个字，他马上能告诉你这个字在《新华字典》的第几页。”然而，这个“天才少年”在念完小学后，却因为应付不了中学考试而无法完成初中学业，“应用题不理解，也写不了作文”。刻板是这个孩子另一个显著特征，“他的妈妈家从平房搬到了楼房，让他去住他却住不了，因为他习惯了使用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虽然楼房的厕所更干净，他却适应不了，一定要憋着，等回到自己家再去胡同里上公共厕所。”
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当时，中国医学界对孤独症还没有认识，医生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很特别”，却不知这种症状该如何归类。“我们一度把他诊断为‘智力发育落后’，可是给他检查智力的结果却并不差；也曾想把他归类为‘精神分裂症’，但又觉得也不像。”最后将他确诊为“孤独症”的是贾美香的老师杨晓玲教授。杨晓玲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派送到国外学习的第一位医生，也是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第一任会长。她把“孤独症”的概念带回了中国，这个孩子才得以确诊。那也是我国首例被确诊的孤独症儿童。
虽然明确了孤独症的概念，然而那时我国对孤独症的干预和治疗都在起步阶段。“这个孩子由于没有受到干预和训练，一直没有办法融入社会，不能工作，也不能自己生活。”贾美香说。贾美香曾多次试图帮他介绍工作，可是由于他的核心症状没有得到改善，每一份工作都做不下去。现在，他已经50多岁了，却还要在母亲照顾下才能生活。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有80多岁，还是晚期癌症患者。母亲对贾美香说，要努力为孩子多活一天。“因为只有妈妈活得久，孩子才能幸福。”
切勿因讳疾忌医而错过“黄金干预期”
贾美香与孤独症儿童打交道的30多年里，见过不计其数的孤独症儿童患者。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二十多年前，来就诊的都是些“大孩子”，最小的也已经上了小学。而现在，随着公众对孤独症认知有了很大提升，来就诊的孤独症儿童年龄也大幅下降，学龄前的孩子越来越多。“孤独症儿童患者越早被诊断，越早进行干预，效果可能就越好，回归主流社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近些年专业领域里形成的共识。”贾美香说。
孤独症儿童在婴幼儿时期就可以被发现。贾美香解释说，“几个月大的孩子，虽然不够诊断标准，但是也已经可以表现出一些迹象。细心的家长可以从孩子的行为中看到蛛丝马迹。例如，三个月大的孩子应该会认妈妈。正常情况下，在进行母乳喂养时，孩子会和妈妈有视线交流，有抚摸的动作。如果没有这些交流和动作，就要考虑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孩子在一岁左右开始语言发育，有的孩子甚至几个月大就牙牙学语。如果孩子到了两岁还不说话，家长也应该考虑孩子是不是存在孤独症的问题。父母一定要尽可能做到早期发现，这样会给孩子在干预过程中赢得很多宝贵时间。”
贾美香告诉记者，孤独症儿童的干预“黄金期”是在三、四岁之前，然而很多父母却因为讳疾忌医而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贾美香在做流调的时候就曾遇见过这样的案例。在筛查出孩子可能有孤独症问题后，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做进一步诊断，然而家长却拒绝接受孩子可能有病的事实，坚决不去就医。直到孩子到了上学年龄，被学校拒收，或是到了青春期，发病时丑态百出，才终于肯面对现实，带孩子来医院就诊，可是错过的最佳干预时间却不可能追回，孩子的人生也被耽误了。
交往障碍是患者的核心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