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实际上告诉我们市场在哪里。旧需求是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新需求就是所谓的“新三驾马车”。旧投资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老消费主要是房子，汽车，家电。出口主要是为欧美消费国生产的，包括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山寨产品。
由于传统三大投资领域整体放缓，产能过剩和债务约束严重；“衣、食、住、行”的传统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趋于饱和。官方说法是“模仿排浪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元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与此同时，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也削弱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中国经济增长逐渐从依赖旧三驾马车转向新三驾马车。新三驾马车是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一带一路”。
1.有效投资。旧的投资主要是“铁公基”，以及房地产，大型商业和制造能力。我们称新的投资方向为深度城市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未来3亿农民工和现有6亿城市人口的综合生活质量。这就需要新一代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城际铁路、地铁、地下管道，新一代的互联网、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等。
新投资是明智的投资，也是有效的投资。体现在新一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就是我们定义的深度城镇化。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够的投资与需求之间的想象力。其主要内容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新公共服务设施和海外互联基础设施。关键是增强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深度城市化的阶梯结构，激发内需潜力，形成内部自循环。
具体来说，首先，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可以有效发挥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物品提供的重要作用，解决发展断层带下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增长势头方面，在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前提下，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加的GDP总量冠军赛将升级为20 ~ 30个超级城市群之间的竞争。重塑中央与地方的扁平化有效关系，既保证了地方活力的释放，又加强了中央的有效引导。通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大湾区等地区的实践，建立了未来深度城市化的阶梯模型。
其次，在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中可以大力推进公私合作，在城市建设中可以同步进行，政府应该适度去杠杆化，改革投融资体制和机制。融资渠道单一和民间资本参与不足是地方政府深度城市化支出和财政短缺的两个重要原因，解决办法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通过改革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培育地方主体税种来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采用真正意义上的独资、控股、参股或PPP等市场化模式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亮点。
不要妖魔化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太低，所以投资是短期刺激需求的关键驱动力；从中长期来看，只有投资产生的资本形成才是生产函数的主要贡献来源，所以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投资的有效性。
中国经济地理有三纵两横的自然布局，这是中国未来城市群和核心城市的增长模式，这些城市内部和之间的投资必须是有效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十三五规划中一些原计划开工的重大项目提前开工或者尽可能加快，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有效投资和明智投资，保持经济增长的基本温度。因此，市场自然会聚焦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区域，如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四大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在中国的内部接口，包括新疆、西藏、海西、广西等重点地缘能源敏感区。
2.消费升级。消费的质量和内涵得到拓展，同时开发新的消费增长点。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为居民充分释放需求、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提供了前提条件，而新兴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将促进消费的不断升级。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的普及。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大量移民进入城市后，对医疗、保健、教育和养老的需求迅速增长，这是新的消费来源。具体而言，新消费包括传统消费的升级和品牌化，文化、体育、健康等公共服务消费的大众化，信息消费等新消费的科学化、网络化，伴随着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过去的消费是所谓的“排浪模仿”。未来，3亿农民工和已经在城市的6亿人，总体上可以定位为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那么中产阶级的消费要求更高的品质，过优质的生活。因此，传统消费的升级是品牌化和体验化，包括体验消费在内的品牌溢价变得非常/[/k0/】。同样，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日常使用，包括一些公共服务，将成为未来消费的主要驱动力。二胎经济、银发行业、养老医疗都是未来显著增长的机会。最后，信息消费的科技、互联网、休闲娱乐也是趋势，包括O2O、移动支付、文化旅游、娱乐休闲、体育产业都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