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日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节目中，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签署这样一项协议时，卢比奥说:“大多数国会议员已经开始理解中国的威胁，国会越来越承诺采取一些措施来反对中国对美国的行动。这(提出这样的议案)是一个好的开始。”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在5月25日发布了一条推特，批评特朗普的协议。周日，他参与了两个政治项目，表示他预计美国国会将采取措施，阻止中兴和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他说，他们的设备可以用来帮助中国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公司的秘密。
卢比奥说:“这些公司都不应该在这个国家运营。没有例外。它们被用于间谍活动。”
周一，中兴通讯在亚洲供应商中的股价上涨。在香港上市的摩比克天线科技股价在反弹前一度下跌5.3%，公司约46%的营收来自中兴通讯。在中国股市，新易生和中富通的股价都上涨了1%以上。今年4月以来，中兴股票在深圳和香港停牌。
“用于间谍活动”
卢比奥说，他周五晚上与特朗普通了电话。他认为，尽管美国政府希望惩罚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制裁，但他希望有更广泛的措施来防止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并迫使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以便在中国做生意。
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卢比奥说:“让中兴这样的公司破产是一个重要的后果，可以让中国做出回应，并明白我们是认真的。”
美国参议院于5月24日发布了一项国防政策法案，其中包含一项条款，要求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会证明，该公司在过去一年中没有违反美国法律，并在就中兴通讯达成任何协议之前配合美国的调查。
该条款是由美国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提出的。他说:“如果特朗普总统不把我们国家的安全放在中国的就业机会之前，国会将采取两党合作的方式来阻止他。”
此外，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中兴通讯技术，并禁止美国国防部与同中国企业合作的供应商续签合同。
该法案还将适用于其他几家中国公司，包括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杭州海维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中兴事件始末
2017年3月，中兴和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调查案达成和解，中兴支付了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款。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对中兴通讯处以3亿美元罚款，是否支付将取决于中兴通讯在未来7年遵守协议的情况。这是中国企业从美国政府收到的最高罚款额。
2017年4月，我们前往中兴通讯深圳总部，与公司合规管理部负责人沟通；我们邀请中兴通讯负责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兴通讯事件专题研讨会；我们收集了美国政府公布的相关文件。由此，我们知道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反思中兴案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经济高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司的竞争模式，在合规的基础上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企业走向全球。
事件开始和结束
美国商务部网站信息显示，2010年1月至2016年4月，中兴通讯明知美国长期对伊朗实施制裁，仍向伊朗出口美国制造的受限配件和软件产品，以获得伊朗公司的合同，参与庞大的本地通信网络的供应、建设、运营和服务，这些合同的金额高达数亿美元。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提出了三项指控，包括阴谋非法出口、妨碍司法公正和向联邦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
事实上，早在2012年，美国政府就对中兴提出了立案调查，但直到2016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才正式将中兴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并采取了具体的管控措施。四年多来，中兴在回应美国政府调查时犯了很多错误。
1.在美国有关部门对中兴展开调查之前，公司领导并不了解贸易管制合规性，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
2012年3月，美国德克萨斯州法院首次向中兴通讯在美国的子公司发出传票，对中兴通讯发起调查。此前，中兴法律部预测公司2009年出口贸易将面临风险，并于2011年8月25日向公司领导提交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后来，应领导要求，制定了《进出口控制风险规避计划》。不幸的是，这两份文件没有得到执行。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份文件落入美国政府手中，成为中兴有意规避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证据。
2.2012年收到传票信后，中兴面临对抗调查还是合作调查的选择，公司分为主战或主和两组。“主战派”担心公司声誉和财产受损，认为中兴作为中国企业应该采取抵制态度，不需要配合美国政府的调查。最终“交战派系”占了上风。
2013年11月，在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在调查中兴通讯的违规行为后，中兴通讯决定恢复与伊朗的贸易。中兴为了逃避美国监管，找了一家无锡上市公司作为隔断公司为中兴和伊朗出口。中兴通过国内贸易向这家中国公司销售产品，这家公司向伊朗销售产品。对美国监管机构来说，这相当于一方开会和解，另一方逆风作案。
3.2014年，中兴通讯公司一名高管赴美，在机场被扣留检查。美国在与该高管同行的秘书的电脑中发现了两份与“规避计划”相关的文件。这两份文件最终成为美国指责中兴违规的最重要证据。
4.2016年，中兴向美国政府提出和解，美国政府聘请第三方进入中兴进行调查。但中兴通讯非常不适合此类调查，担心泄露其他信息，因此在调查过程中试图隐瞒相关信息。这导致美国不信任中兴。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提出了三项指控，不仅包括共谋非法出口，还包括妨碍司法公正和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并相应判处中兴支付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款。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可能会要求中兴通讯罚款3亿美元。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包括CEO在内的三名中兴高管被迫辞职。
5.这一事件成为中兴重塑合规管理体系的重要契机。中兴通调查事件后，将合规管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自2016年起，中兴通讯在组织架构上设立了CEO领导的“合规管理委员会”，将合规职能与法律部分开，保证合规部的独立性；2016年11月，曾在美国工程公司凯洛格博龙根(Kellogg Borwn & Root)工作的马特贝尔(Matt Bell)被聘为中兴通讯首席出口合规官兼法律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