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曹先擢先生于2018年11月7日辞世，享年86岁。
2019年4月8日，“君子襟怀，长者风范——曹先擢先生追思会”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举行。追思会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商务印书馆协办。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文教授出席会议并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
敬爱的曹先擢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个月了。今天，大家济济一堂，在商务印书馆参加“君子襟怀，长者风范——曹先擢先生追思会”，深切缅怀北大中文系敬爱的校友曹先擢先生。作为协办方，我谨代表北大中文系，对曹先生的过世表示深切哀悼，深深缅怀他在立德、树人、为学方面的业绩！
曹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杰出校友，1958年本科毕业后，留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1979年回到北大中文系教学岗位后，坚持一线教学、科研，并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授古代汉语。他还兼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直到1986年调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他在北大中文系工作期间，坚持原则，尊敬师长，团结同志，爱护学生；他的教学工作，深受学生喜爱，他当年讲课的情形，至今还为同学们津津乐道；他治学深受王力等语言学家的影响，涉猎比较广泛，在汉语文字、音韵、训诂、语法、音义关系、辞书编纂、汉语规范化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
曹先生罹病多年，于去年11月7日凌晨辞世。噩耗传来，我们悲恸不已。在此之前，北大中文系邵永海、宋亚云两位老师还特地跟我说，希望最近抽出时间去拜访一下曹先生。计划未及实现，没有想到，曹先生却永远离开了我们，留下的只有永远的遗憾！
我最早接触到曹先生的大名，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2000年8月在邮电疗养院召开的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00周年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才第一次目睹了曹先生的风采。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北大讲坛。2003年，我由湖北大学调入北大工作以后，才跟曹先生有面对面接触的机缘，有亲炙先生教诲的机会。有时候是我们一行数人前往方庄他老的寓所，有时候是他老来北大讲学或短期工作的间歇。随着接触的深入，曹先生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逐步立体化了。他老闲聊时冷峻幽默，讲起北大的逸闻趣事，他对王力等先生的深挚感情，主持汉语词典编写和修订工作的掌故，担任北大中文系总支书记时对学生的爱护，等等，都能于细节中见真情，于冷幽默中寓教化，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既能让人如沐春风，又能让人获得教益。
几次见面，曹先生谈起最多的内容，还是学问。他谈学问，娓娓道来，口若悬河，毫不板滞。我特别注意的是，他非常重视汉语音义关系研究，对我的一些浅见多所奖掖，令我很感动。我本人也很留心汉语音义关系问题，曹先生的几番言语更加深了我的看法，也坚定了我研究音义关系的信心。后来，他于2010年5月5日送给我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文集《辞书论稿与辞书札记》，仍然可以看出他重视汉语音义关系的特点，注意到了很多别的先生没有谈到的问题，不断让我汲取灵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董琨先生在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央电大工作。董先生当时聘请郭锡良、何九盈、曹先擢、蒋绍愚四位先生担任中央电大《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讲老师，为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古代汉语知识、传承中华文化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不久，四位主讲老师的讲授内容编成了《古代汉语讲授纲要》，分上下两册，由中央电大出版社于1983年正式出版。那时候，我刚刚本科毕业，留校担任业师刘宋川先生《古代汉语》课程的助教，所用教材是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等先生编写的《古代汉语》，198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央电大也采用了这套教材。我得到《古代汉语讲授纲要》以后，发现其中有部分内容跟《古代汉语》教材不一样，对我从事《古代汉语》课程的辅导颇有助益，因此很吸引我。
《讲授纲要》每一讲的后面都署上主讲老师的姓名，我从中知道了曹先擢先生的大名。其中第九讲《汉字的结构和发展》是曹先生写的。在此之前，我囫囵吞枣地读过《说文》及《段注》，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等著作，它们都对形声字做过分析。但我当时由于刚接触这门学问，很多内容还没有完全消化。等到我走上讲台，从事古汉语辅导以后，刚好《讲授纲要》出来了，因此印象极为深刻。在《汉字的结构和发展》中，曹先擢先生注意到了谐声系列和谐声层级问题，他将谐声系列看作是一个充当声旁的主谐字，在一个平面上横向的扩展，并以“莫”字为例，举出由“莫”作声旁造成的“谟、模”等一系列的字；他又将谐声层级看作是“一代一代”地向纵向发展的，以“之、寸”为第一代，造出第二代的“寺”，第三代的“時”，第四代的“蒔”。曹先生还特地举出“父”字，详细分析了由它向纵向发展造出的六代形声字，以及各代横向发展造出的一些谐声系列。曹先生用“代”的概念讲谐声层级的形成，蕴含了历史观念。他的这种分析，在我大脑中形成了极深的记忆，可以说，是直接启发了我后来发表的《谐声系列与上古音》和《谐声层级与上古音》两文的写作。
在谐声系列和谐声层级中，人们最先观察到的是谐声系列。先秦以来的声训，被释词和训释词中，就有一些同声旁的字，例如“政者，正也”“午，忤”“纪，记也”等。《说文》是探讨字的本义的著作，许慎是“据形系联”，遇到形声字，他往往是以形旁为纲，去分析汉字。即使看起来是以声旁为主，其实仍然是“据形系联”，例如句部依次有“句、拘、笱、钩”是“句”的谐声系列，但是许慎看重的是后三字都有“句曲”的意思。这些还不是有意识地系联声旁，但足以给后人将同一个声旁的字归纳在一起以启发。
西晋杨泉《物理论》有“在金曰鋻，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之语，“鋻、緊、賢”都是从“臤”声，杨泉显然是有意识地将从“臤”声的字归纳在一起，这就有谐声系列的观念在里面。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口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