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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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作战行动的两种主要方式，防御与进攻如同硬币的两面，是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成为作战行动的主要手段的。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对钳形攻势的主要特点做了几点浅要的分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对防御作战中的运动防御战法进行浅要分析。也许有读者问，为什么要重点介绍运动防御呢？因为相较于其他的诸如阵地防御和机动防御相比，运动防御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独有的作战方式，是中国古典兵法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下的智慧结晶。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来看，防御是一种有力但较为消极的作战形式，因为防御本身是自身实力居于劣势时所采用的一种作战手段。孙武认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无论哪一种形式的防御作战最重要的就是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同时保存自身主力，为最终消灭敌人创造契机。运动防御即中国革命战争中所经常运用的运动战，其特点是作战部队并不固守某一固定区域，而是根据敌军动向进行一系列虚虚实实的运动，以此扰乱敌军判断，分散敌军兵力，在时机成熟的之时集结优势兵力消灭敌有生力量，其作为一种独特的防御战法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被广为运用。而关于苏军的机动防御，《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对机动防御的解释为：“机动防御的实质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防御的积极性，以攻势方法实施防御”，机动防御的最大特点是预设或临时确定歼敌地域在歼敌区域通常会设定坚固筑垒地域，以机动兵力的不断反向突击歼灭敌有生力量。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运动防御中运动兵力是为主力集结消灭敌人争取时间，而机动防御则立足运动兵力自身消灭敌军，两者既有相似又有本质不同。
我军早期的作战中，由于我军长期对敌武器装备对比居于劣势地位，在斗争的整体上不仅居于防御态势，而且无力与敌进行面对面的阵地战。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不尊重中国实际的李德放弃了我军一贯坚持的运动战原则，面对兵力火力居于全面优势的国民党军，强令红军与敌进行“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消耗战。这种战术不仅放弃了红军一贯的优势，而且正中国民党军下怀，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在德国顾问的整编下无论是火力还是工事构筑能力都全面优于红军，这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不仅付出了巨大牺牲，而且还丢失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根据地。正是有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深刻教训，我军在其后的战略思想上着重强调要避敌优势，相机歼敌。
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战行动中，红军不断根据敌情变化调整运动方向，先是放弃了原定与红2、6军团会合的意图，又在一渡赤水赤水之后转向川、滇交界地区，避开敌重点堵截的方向。又利用敌军围堵的间隙大胆向敌后侧迂回，使敌完全无法摸清红军真实意图，多次打乱敌军围堵计划。在敌军被红军拖得精疲力尽之时，红军不失时机地集结优势兵力消灭敌有生力量，迫使敌军不得不增调兵力重新部署，这又进一步加重了敌军部署的混乱。不到3万的红军在4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川、黔、滇地区纵横驰骋，不仅彻底跳出了国民党设置的层层包围圈，反而通过一系列虚实相间的行动吓得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阵脚大乱，四处调兵“救驾”。
正如歌词所唱的那样“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在瞬息万变的敌情面前不断调整运动方向，在不断地运动中寻找战机，在稍众即逝的战机面前保持清醒地判断是整个四渡赤水战役的难点，也是运动战中必须面对的难点。然而红军在敌军占尽全面优势的情况下能最终打破敌合围红军的意图，并迫使敌高层震动，不不让人赞叹此战中红军无与伦比的坚韧与善战，尤其是指挥人员的谋略与智慧。
抗日战争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工业产能等方面远胜于当时的中国，但在国土面积、资源总量、人口数量上却远逊于中国，因此，毛泽东同志判断抗战必然是持久战。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
由此，我军的运动战法愈发精进成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败退无可争议地说明，和装备优势巨大的敌人进行正面作战是难度极大的，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的成功则进一步说明运动战在对敌作战中的优势。但正如前文所说，要进行运动战，则指挥员必须在瞬息万变的敌情面前不断调整运动方向，在不断地运动中寻找战机，在稍众即逝的战机面前保持清醒地判断而且，在不断地运动中要始终保持行动的真正意图和部队主力动向不能为敌所知。
部队必须具备高度的组织和纪律性，否则不仅可能在不断地运动中先行溃散，而且运动作战中通常缺乏可依托的坚固工事，在敌军攻势面前只能依托临时构筑的简易工事进行抵挡，既不能未完成预定目标先行撤退，也不可过于恋战与敌胶着，走与打的尺度要灵活把握。1937年10月，刘伯承元帅指挥八路军129师在山西平定地区的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即是经过事先细致的侦察后缜密谋划的结果，七亘村为日军打通正太铁路的必经之路，况且根据兵家“用兵不复”的思维定势，在第一次七亘村伏击战后，日军断定八路军不会在同一个地方两次设伏。战前，日军虽加强了警戒搜索，但八路军伪装严密并未被发现。伏击完成后，八路军迅速撤离战场，避开了日军报复行动。
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运动战法愈发精进，孟良崮战役前，面对国民党军60余万大军“齐头并进”的重点进攻，我人民解放军一路由苏中撤退至山东。我军的撤退不仅使敌人大为迷惑，也使内部部分干部战士对这种大范围的撤退不理解，部队及时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统一了官兵认识，并在孟良崮地区抓住战机，消灭了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本钱——“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随着我军装备条件的改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法在战略层面发挥作用的余地将越发有限，但运动防御战中从弱势中寻找自身优势，面对强势敌人找准弱点并伺机消灭的作战原则和依靠指挥员的指挥与谋略、各部队之间的紧密配合的制胜之道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