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波 【国际传播】武波:中国文化的内涵及其对外传播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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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0-12-24 13: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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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武 波,外交学院英语系教授,主要从事国学与中国文化英译以及跨文化传播研究。

【关键词】中国文化内涵;传播原则;传播方法

内容提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包罗万象,但概括起来讲,其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中讲的道统、和合、礼教。当今时代,中国文化欲走向世界,首先是应该遵循内外有别和话随境变两个基本原则,其次是应该坚持连文译化和保持原汁原味两种传播方法。

《易经》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文化”一词最早的出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包罗万象。大道至简,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就是“道学”。那么,什么是道?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说:“道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辜鸿铭说:“道是宇宙的神圣秩序。”所以,中国文化在世界观上有别于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大多求助于宗教,中国文化不求助于宗教。哲学上孔子是不可知论者,孔孟之道主张“尽人事,听天命”。“天”是“道”的通俗叫法。

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意识不像西方人那样执着,我们是准宗教,用伦理代替宗教,没有宗教情结,只有宗教意识。中国人对于“神”的认识是基于现实需要的,而西方人认为神主宰人。中国的神俗称“天”“老天”或“老天爷”,人和天是可以进行沟通的。天、地、人被认为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材料,即“三才”。

中国文化缺乏西方那种极为强烈的彼岸关怀,即神灵崇拜和宗教意识,却具有极为强烈的此岸关怀,即圣贤崇拜和人文意识。就世人最为尊崇的神、圣二端来说,西方首先崇神,而中国首先尊圣。西方的《圣经》,从实质上说,乃是神经;中国的儒经,才是地道的圣经。而“五经”“四书”,便是“中国圣经”的主要代表。

中国文化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那么,什么是“一”呢?《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道,就是德。中国人主张尊道贵德,德本才末,讲的都是天人不二的道理。正如台湾学者方东美所指出的:“西方有分离主义倾向,中国则显示融贯主义。”

方东美认为,道和德是可以打通的,即道德合一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形上学史上各派运动发展之详情……重点只集中于原始儒家、原始道家,还有大乘佛学三方面。三者相提并论,是基于其系统虽然歧异却同具三大显著特色:一本万殊论、道论、个人品德崇高论。

1中国文化的内涵

探讨中国文化内涵,不应脱离中国文化思想之起源。傅佩荣指出,中国哲学的起源有二:“一是《尚书·洪范》篇;二是《周易》经传。前者揭集一种“皇极”的永恒理想;后者藉由《易经》生生不已的变化,启发人类“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处世智慧。这双重起源,使孔子承先启后,提出一套完美周全的人文主义,既可忠恕待人,又可上契天命。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包含三个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一是道统,二是和合,三是礼教。

首先,“道统”涉及中国人的世界观。西方人的《圣经》中,《创世纪》说上帝造物,上帝造人。所谓“上帝”即宇宙的第一因,中国文化没有西方式的宗教观,我们的宇宙第一因是“道”,道的管辖范围非常之大,道生太极,太极变化无常,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所以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强名之日道。

”道统亦管辖着社会的伦理规范,也就是道德的社会实践。成中英认为,中国哲学具备四个主要特征:内在的人文主义;具体的理性主义;生机性的自然主义;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

成中英强调了中国文化这种独有的哲学观:在孔子诞生以前很久的商周时代,关于终极的真实性和其决定性的权威、人成就善的潜能、人的存在之外在限定以及人与人之间需要以处理得很好的行为模式来建立统一与和谐的关系,都已经发展了原始的观念。

成中英进一步解释,中国文化包含浓厚的自然与人文相通的属性,例如天、帝、性、命、德、礼等观念。他还指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是人觉醒到自己与天以及与他人的一种关系,人的这些关系是在实践中通过完满的道德来实现的,完满的道德是仁、义、礼与智。仁是人所普遍具有的,义是在实践仁于各种情势和关系上发生的,礼是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

以上都源自原始孔孟儒家的思想,即尽心、知性、知天。中国文化的道统也可以从以下视角加以归纳:

①讨论“世界”或“宇宙”时,不可执着其自然层面而立论,仅视其为实然状态,而是要不断地加以超化。对儒家言,超化之,成为道德宇宙;对道家言,超化之,成为艺术天地;对佛家言,超化之,成为宗教境界。

②就儒家言,主张“立人极”,视个人应当卓然自立于天壤间,而不断地、无止境地追求自我实现;就道家言,个人应当追求永恒之逍遥与解脱;就佛家言,个人应当不断地求净化、求超升,直至每派所企仰之人格理想在道德、懿美、宗教三方面:修养都能达圆满无缺之境界为止。

谈到道统在现实社会里的实际表现,林语堂先生有过精当的评论,他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抵。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之特点是在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

其次,“和合”是中国人的方法论。古代,中国被称为“万邦之国”,但是最后打成了七个小国,最终打成了一个国家。反观西方,古代只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但是不断纷争,最终分裂成无数小国家,至今无法整合。“合”是基本的,即合乎道理的大基础,“和”是一个音乐学概念,即“和声”或“和谐”。《易经》上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讲的就是要结合并同振幅,如此这般,万物皆可有福无咎。

我们的祖先善于从大自然中学习,以自然为老师,以自然为检验标准,从自然中吸收人生哲理。大自然有一个特点,就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但是,仅有“合”还不够,还应该有“和”。管子说:“合和故能谐,谐故能辑”。这里,“辑”即“和睦”。西方有学者说中国人“世俗”,其实就是说中国文化很接地气,很合乎常道。《易经》中也主张:“利用安身”,其中的含义是一样的。

第三,“礼教”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世界上所有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这其中必有其深刻的原因。蒙学经典《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中庸》记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国人非常重视对后人的教化,所以,《论语·学而》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曾子的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就是说,要慎终知本,继往开来。

《大学》中有这样的话:“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易经》则有如下记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中国传统文化在礼教上遵从儒家的基本思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仁”为本,就是推己及人。林语堂说:我认为,我把中国的“仁”字译成英文的“truemanhood”是十分精确和适宜的。有时只要译成“kindness”就可以,正如“礼”字在有些地方可以译作:itual、ceremony,manners。

林语堂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与人为善,为什么中国人善于包容他人,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以天下大同为追求的目标:一个木匠想做一个斧子的把柄,他只要看看自己手中那把斧子的把柄就够了,他无须另求标准。人就是人的标准,所谓推己及人是也。

总之,中国文化的特质源自中国文化的内涵:

①心物一元,自他不二,即Inclusive mind-body Monism,Self-other undivided.②阴阳两全,一体两面,即太极。③以合为贵,和合谐辑,即Harmonizing unitybrings concord.which is conducive to concordance.

2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原则

内外有别

如同大自然存在生物多样性一样,人类文明亦存在文化多样性。虽然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但这并不等于说,文明的发展不存在一定的阶段差异和水平不同。方东美先生常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意思是:与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中国很早就发展出系统完备的思想。譬如,我们在公元前12世纪,就有周公制礼作乐,展现高度的人文精神。这一人文精神后来由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继承发展,演变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

西方中世纪所采取的宗教的途径方法不错,但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是所谓的早熟文化。这在其他文化中是需要长时期的演变才能达到的,如西方的埃及、希腊、印度等,都经过了长时期的神话时代,直到公元前八九世纪才逐渐升华。中国找不到如同希腊Homer与Hesiod之类的作家或者印度Vedas之类的作品,在中国思想史上最缺乏的是哲学的前奏,或是神话系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神话,而是说像《山海经》《楚辞》这些神话系统都出现于春秋战国以后,不是哲学、艺术的前奏。所以在中国相当缺乏神秘经验,也就很难采取宗教的途径。

由于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老子说:“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些话是要看对象是谁,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对他说。该让你知道的,就让你知道,不该让你知道的,就不让你知道。如果学生在道上,毕恭毕敬地向老师问道求教,教师可以告诉学生答案。如果相反,学生不在道上,教师即使有答案也该假装不知道。我国的外交方针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部把这句话翻译成Keepingalowprofileandmakingsomecontribution.这句话出自《易经》乾卦的初九交辞:潜龙勿用。其含义是初出茅庐的人应该守时待命。但是,当我们把这句话用英语翻译给全世界时,还是在“韬光养晦”吗?难怪美国人理解成Hiding one"scapabilities and bidingone"s time.

不翻译这句话,才是真正的韬光养晦,真正的有所作为。任何事情都有阴阳两面,有时候,说,是一种能力,不说,是一种智慧。老子主张“为无为”,意思是通过不做而达到做的目的。所以,向世界说明中国,要看具体的受众是谁,再决定译还是不译,译到什么程度。

话随境变

21世纪,世界的大趋势是全球化。不过,globalization应该理解成地球村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全球化”。文化只能交流,而不能整合。

我国当前的外交方针是韬光养晦,但这并不应成为我们一成不变的对外姿态。《易经》乾卦初九交的交辞是“潜龙勿用”,“勿用”不等于不用,它指的是虫L龙在成长初期的正确姿态。乾卦九二交的交辞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意思是说,情势一变,人也就应该采取应变的姿态。中庸之道并非永远采取中间路线,而是始终依据时间、地点打出最好的牌,也就是无时无刻不打在靶心。“中庸之道”的正译是thedoctrineofthegoldenoptimal,而非thedoctrineofthegoldenmean.一个事事走中间路线的人叫作“乡愿”,孔子对此种人是否定的。该低调的时候低调,该有所作为时就应该有所作为。

当中国发展强大了,当中国获得了世界上的话语权,中国文化的某些独特思想就可以走向国际。事实证明,今天中国的文化正在走向国际。不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看传播的对象是谁,要根据具体对象再采取最合适的传播策略。

3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方法

迻文译化

迻文,是翻译表面的语言文字,译化,是翻译深层的教化,也就是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文化。

文化可分为两类: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国的物质文化,如丝绸、茶叶、陶瓷、园林艺术等,早在18世纪就已经走出了国门,并在欧洲引发了中国热。今天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更多涉及的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主要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如何为外国人所理解和接受。

拿一个鸡蛋来作比喻。首先,蛋黄代表中国文化的核心,主要是《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特别是群经之首《易经》。其次,蛋清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去应秉持的翻译理论,这里建议用“遥文译化”作为翻译的指导原则。第三,蛋壳代表具体使用的翻译手段和技巧,如词类转换、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等等。

例如,在老子故里河南鹿邑县,当地政府树立了一个高大的老子雕像,上书“天下第一”,不仅有中文,还配有英译文:The Greatest Philosopher.其实,这个译文是不准确的,因为它背离了道家“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大智慧。正确的译文应该是:ThePhilosopherSecondtoNone.表面上是第二,实际还是第一,这就满足了追文译化的翻译标准。

原汁原味

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说,外宣工作应遵循“三贴近”原则:①贴近中国社会的实际;②贴近外国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③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原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适用的,但是,目前则应该加以丰富和完善。例如,“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已经不适合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际需要。很多时候,是外国受众希望我们告诉他们真正的中国文化是什么。

如果想要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就要求我们正本清源。要正本清源,就必须回归经典。望文生义易,正本清源难。例如,“子曰:六十而耳顺。”这里的“耳”是衍文,是多余的字,应该删去。删去后就成了“六十而顺”,“顺”是动词,意思是顺天,即无违。《易经》告诉我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要向自然学习,顺应自然。

中国文化复兴是时代的大趋势,准确解读、阐释中国文化并传播给全世界,是当代中国外语人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方东美先生的论述值得学界深思:各主要文化的决定因素,在希腊是哲学,在印度是宗教与哲学,在中国是艺术与哲学。我们承传中国的文化传统,应当在这种优美的精神传统中,先自己立定脚跟,再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展内在的宝贵生命和创造精神,然后培养成内在的智慧。我们要虚心反省自己的优劣,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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