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超：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儒学专家
东方的黎明，是济宁市邹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贾庆超为他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汶泗流域文化探源工程”设立的标题。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贾庆超计划跨越5省去走访、考察来完成这一课题，而目前该课题的理论框架已经搭建完成。12月11日，贾庆超向记者讲述了汶泗流域古邹鲁地区遥远的史前文明。
◎多元一体，邹鲁为宗
汶泗流域是中华文化起源的重要地区，而济宁地区就位于汶泗流域的核心地区，从距今约八千年前的原始社会这里就诞生了北辛文化，一直延续发展诞生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贾庆超看来，邹鲁文化不是狭隘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主流文化、主导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产生思想家的摇篮。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和定型阶段，谁最有资格担当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多元一体，邹鲁为宗。”贾庆超说，“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古老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那么，汶泗邹鲁则是目前考古证明唯一没有中断的地区。”
这些年贾庆超做了两个系列，一个是儒家文化，重点从思想上进行解读；另一个就是从邹鲁文化做，解决、回答孔孟之乡产生之前济宁地区的一个历史文化底蕴，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了三卷本的《邹鲁文化研究》一书。
贾庆超将汶泗流域的先祖文化归纳为十五大文化，“太昊之裔、炎帝之都、黄帝之初、少昊之墟、颛顼之基、蚩尤之部、夸父之所、尧王之峪、舜帝之根、夏代之先、商族之源、嬴秦之祖、周礼之邦、孔孟之乡”他说，“正是这片土地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最后诞生出了孔子和孟子。孔子和孟子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在这样一片历史文化积淀如此厚重的地区，即便不出现孔子、孟子，也会出现其他的人。”
在研究邹鲁地区区域文化期间，贾庆超曾去北京拜访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向其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中的新观点。对于邹鲁地区的区域文化，李学勤说，“区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标志。对历史文化分区域的记述探讨，在中国有久远的渊源，可追溯到《管子·水地篇》《史记·货殖列传》等。而现代的区域文化研究则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吴越文化、四十年代的巴蜀文化为嚆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楚文化、秦文化等区域文化研究蔚为风气，众所周知。然而，邹鲁文化的研究却是这个广阔园地中相当冷落的一隅。邹鲁从来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区，其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史记》于《货殖列传》里专门说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注意到该区域文化上的特点。”
◎北辛文化，八千年的农耕文明
北辛文化是济宁地区考古发现的最为久远的文化，它承接细石器文化而衍生为大汶口文化。汶泗流域的众多遗址表明，此地是北辛文化的发祥地。贾庆超这样说。
北辛文化是由今滕州市北辛遗址而得名。1964年中央考古所山东队在当时的滕县调查，采集到一批不同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推测其年代可能较早。1978年至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对北辛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从而对其文化面貌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遂提出北辛文化的命名。北辛文化主要发现于泰沂山区西南侧的汶泗流域，这里遗址分布较多，是北辛文化的中心区。在泰沂山地北部的山前平原和南部的江苏淮北残丘地带也有发现。
北辛文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农耕文明的出现。这一时期的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中，农业工具的比重加大，种类增多。汶上的东贾柏遗址就是典型的北辛文化遗址，东贾柏遗址地处汶泗与黄泛交汇的高台，文化堆积层厚达1.5米以上，反映了原始居民在此定居的时间相当长。所出土的磨制石器：铲、镰、刀、磨盘、磨棒、磨饼等，都是农耕生产的主要工具，像石铲是翻土和清除杂草的主要工具，器型比较大，磨制很是精致，属劳动工具的代表性器物，还有加工粮食的主要工具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些都反映了八千年前的原始居民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阶段，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
这一切表明，汶泗流域北辛文化时期，原始农业文明趋向成熟。这时期的人们已学会了翻地和田间管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东贾柏遗址南侧发现的人工沟壕，应是农业灌溉与发展的最早证据。
北辛、东贾柏、王因等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原始人类已在平原地带初步形成完整的聚落，聚落面积一般较小，聚落内的遗迹主要有房子、窖穴、灰坑等，墓葬在聚落旁边———这就是汶泗流域北辛文化的大体轮廓与概貌。
◎大汶口文化，向父系制社会的演变
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构成了济宁地区的史前文化，而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要属历时约1500年之久的大汶口文化。
贾庆超说，“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都是环环相扣的，这整个文化序列的质量和密集度比黄河中游地区要高，只是在生发的时间上，黄河中游地区要稍微早一些，但是整个文化的进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并且到后期的发育，特别是到父系制社会，原始社会的结束，整个文明进入到国家文明。父系制社会短短五六百年就进入到国家文明，而之前几十万年的母系氏族社会进展是很缓慢的，一旦进入到父系制文明，整个社会开始大踏步前进。由男子来主导整个的部落，它所产生的力量，整个思想文化的先进，整个的征服力都变得强悍，所以说它的发展时间短，进步快。到了新石器时代，也就是父系制文明，五六百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原始社会，迎来了国家文明的曙光。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大汶口文化提供了一个证明。其他父系制文明提供的东西，都没有大汶口文化能够充分体现父系制文明的原始根据，像兖州的王因遗址，899座墓葬，挖掘出来之后，展现的全都是母系制如何向父系制进行过渡，整个清清楚楚地展现了出来。”
汶泗流域是大汶口文化的发源地。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是我国四十余年来文物考古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它不仅为先前发现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解开了汶泗流域暨山东史前社会研究的新篇章，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为研究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父系氏族公社的状况，以及私有制的起源、阶级的产生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和最有价值的材料。
大汶口文化是以汶、泗流域为中心的黄淮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59年发掘的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以汶、泗流域为中心，包括山东全省、苏北和皖北、豫东、河北东南部的广大区域，年代约距今6100年至4600年，继而发展为龙山文化。
当大汶口遗址发现后，1962年在曲阜西夏侯遗址又发掘到文化面貌与之大体相同的一处墓地。1964年将这类遗存定名为大汶口文化。目前在以上广袤的分布范围内，已发现遗址近千处，其中济宁地区有82处。包括邹城野店、兖州王因和六里井、泗水尹家城和天齐庙、曲阜西夏侯、微山尹洼等。其中济宁地区王因、西夏侯、野店、六里井4处遗址就出土墓葬1040座，占山东、江苏两省出土墓葬总数的43%，发掘房址、灰坑、窑址等各类遗迹不计其数，出土陶、石、骨、玉、牙、蚌等遗物数以万计。及其丰富的资料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面貌、年代分期、社会经济和社会性质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大汶口文化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朱绘陶。砂质陶器上少数饰附加堆纹或篮纹，三足器、圆底器发达，也有平底器和袋足器，典型器物为觚形器、斧形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