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福建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收到了一个快递，这是来自民间捐赠的一万只口罩，而比较特别的是这一万只口罩来自尼日利亚，捐赠人是一位非洲酋长。戒毒所收到的一万只口罩乍一看这个新闻有点洋葱新闻的意思，但的的确确是个真事：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酋长，其实是个出生在福建的华人，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三进三出过这家戒毒所。开头的这位非洲酋长叫郑岳峰，出生于福建福清，现任尼日利亚福建总商会副会长，除此之外，他还是当地约鲁巴族土皇亲自“册封”的酋长。郑岳峰20多年前，刚刚20岁出头的郑岳峰几乎跌入了人生谷底：除了没有一份稳定的事业以外，他还染上了毒瘾，被强制隔离戒毒，而他被勒令进入的戒毒所三大队，也就是开头说的这间戒毒所，在这里，郑岳峰开始重新找回人生的坐标。“2015年，我第三次从戒毒所出来，连续几天找工作都碰壁了。”郑岳峰说，几进几出的吸毒经历几乎让他失去了很多在社会上寻觅普通工作的可能性。这样的郑岳峰极度迷茫，也很怕会复吸，在社会上蹉跎了3个月后，他无计可施之下，想到了戒毒内认识的戒毒所三大队大队长陈秋曾经对他们说过：说过“有什么困难，三大队所有民警的手机永远为你开通”，他试着打通了当时的中队长魏明情的电话。郑岳峰收到的回应是超出他预期的：中队长不仅接起了电话，而且在了解情况后，极其热情地给予帮助。他建议郑岳峰或许可以考虑换个环境试试，并把他介绍给非洲经商的老乡，让郑岳峰有机会到国外发展。就在当年9月，郑岳峰登上飞往尼日利亚的飞机。他从小员工一步步做起，最终成立了自己的金矿公司。至于“酋长”身份，这个头衔是他资助当地学校建设，被当地约鲁巴族土皇封的。这是当地人给予有贡献者的荣誉，不仅受当地人尊敬，还享有一些特权。郑岳峰接受册封仪式这些年，魏明情与郑岳峰建立了定期跟踪回访热线，一直和郑岳峰保持联系，今年正月初三，和往年一样，郑岳峰在上和魏明情拜年。聊到国内的疫情，魏明情说起口罩紧缺的情况。郑岳峰让他报个需要的数量，说要想办法捐给所里。在尼日利亚，口罩都是进口的，当地没有生产，采购并不容易。郑岳峰和自己的员工分头行动，到当地药店一家家地买，从城里买到乡下，花了3天时间，终于筹集了1万只口罩。“比起买口罩，更难的是如何寄回国。”郑岳峰说，受疫情影响，许多飞机已停飞中国，他想了很多办法，找了很多门路，最后才联系上一家物流公司。最终，他不惜花大价钱把口罩寄回了福州。“以前国家不放弃我，戒毒所民警帮助我，现在祖国有困难，我一定要回报。”对于这次引起极大关注度的行为，郑岳峰的表达却显得很是朴素。很多人会讶异现代，非洲仍然有酋长的存在，其实简单地来说，酋长其实就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广大地区，其实仍然比较普遍，尤其盛行在广大偏远、落后的地区。无论是过去和今天，酋长制度在非洲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早在郑岳峰之前，非洲就已经有过了中国酋长，而且是号称“比熊猫还要珍贵”的一位浓墨重彩的中国酋长，那就是上海人胡介国。胡介国1978年以前，胡介国在上海出生，长大，工作，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在上海的工作是英语老师，唯一与别人不同的，可能是有一个在非洲的父亲。解放前就在香港做生意的父亲后来去了尼日利亚发展，十多年后成了当地的华侨领袖，在当地功成名就的父亲希望胡介国也去到非洲发展。只是在上海久居已经习惯的胡介国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受，哪怕学校领导特地把他找到办公室告诉胡介国他父亲在国外很有影响力，组织上也是同意他出国的，但胡介国仍然踟蹰。直到1978年,这一年我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回国述职，专门到上海看望胡介国。在和平饭店，他亲切地告诉胡介国，“不要有思想负担，华侨也需要接班人，你申请出国吧。”得到大使的鼓励后，胡介国开始办理出国手续。那一年，胡介国是从从深圳罗湖海关出了境，那时，罗湖还是个破落的小渔村，“海关”就是用破旧木板歪歪扭扭钉出的一间小木屋。穿过用木条拼凑的极为简陋的“安检门”，胡介国回头望了一眼祖国,这一去就是30年。展现在胡介国面前的尼日利亚却完全出乎他的想象：马路上是高速公路和高架桥；彩色电视机在家庭中已经相当普及。因为尼日利亚是石油生产国,石油涨价带来了丰厚的收入。熟悉了尼日利亚生活的胡介国拒绝了直接继承父亲的纺织业，而选择了酒店行业重新开始。尼日利亚街景从初级职位开始，在酒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勤勉敬业的性格使胡介国很快脱颖而出，担任了酒店总经理。后来，酒店股东因为对他的管理能力和敬业精神十分欣赏，送给他股份，胡介国也从一个打工仔成为股东。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1983年，他到加拿大学了四年的酒店管理专业。学成之后，他并没有留在环境优越的加拿大，而是再次回到了尼日利亚。回到尼日利亚后又从打工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所在的香格里拉饭店里最大的股东之一。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胡介国投资800万美元在拉各斯建了一个占地4000多平方米、六层全花岗石装饰的金门大酒店，这个酒店一直是非洲最豪华的酒店之一。很多国家的政要访问尼日利亚时，都下榻在他的酒店，撒切尔夫人也曾住过。金门大酒店靠着经营酒店，胡介国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酒店里不仅提供中国餐饮，经常举办中华文化展览会，甚至还举办了好多中国各地产品的展销会，成为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平台。2001年，经当地人推举，大酋长埃米尔正式任命他为酋长。这在尼日利亚乃至非洲历史上开创了先河，他也被称为“像熊猫一样珍贵的中国酋长”。赢得“酋长”头衔后，胡介国拥有“永久赦免权”，他能以酋长的身份与政府谈判，他拥有由他全权指挥的近百人的武装警卫队，这些人员由胡介国亲自挑选，但工资由当地政府负担。胡介国和他的私人警卫在尼日利亚的一些部落，一夫多妻制风行。不过，胡介国却否认自己作为“酋长”可以“选妃”的说法。“酋长选妃在尼日利亚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事情了，现在我的家庭很好。”“还有一个特权，哈哈，警察不能抓我。”胡介国笑称自己有了“永久赦免权”，由于尼日利亚实行酋长终身制，胡介国的这个特权也将终身享有。“当然，这个终身的酋长不领薪水，最大的特权就是大家很尊重我，我可以随时见州长、见总统。”像胡介国这样的酋长属于特殊的任命，并不通过竞选，选拔的标准主要看的就是在当地的影响和贡献。尼日利亚20世纪60年代独立后，实行联邦制。为了照顾到这个国家的传统，也为了便于管理，促进各部落之间的和谐，尼日利亚保留了酋长。酋长不参政，只是议政，但在地方上有很大号召力，非高即贵，所以新任州长都要去拜会酋长委员会主席。而对外国人来说，当然更是一种荣誉。在胡介国开了先河之后，似乎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步入了酋长行列。2019年4月21日，34岁的中国小伙儿孔涛穿上尼日利亚酋长的服装，尼日利亚部吉瓦地区土皇穆萨授予孔涛象征权力的证书和权杖，加冕其为“WAKILIN AYYUKA”酋长。孔涛同样来自河南的80后小伙郑晓鹏的名头则更为唬人，他分别获封了尼日利亚和加纳酋长，是非洲首个“双料”中国酋长。郑晓鹏他还是一名在尼日利亚拥有实权的酋长，持有皇宫专用卡，能够直接享受皇室成员待遇。这意味着，他可以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提出自己的意见。“在当地，酋长是很尊贵的，不能直接跟老百姓握手，而是用手柄权杖轻抚对方手臂，以示爱护”，郑晓鹏曾在镜头面前展示作为酋长的礼仪。不仅仅是他们，在此之前，温岭人干嘉璇，中地海外集团尼日利亚公司工作人员李满虎都曾是有名有姓公开受封的来自中国的非洲酋长。
李满虎
让人不得不提出疑问，难道现在非洲是在量产中国酋长吗？
干嘉璇
其实，在“蜂拥而至”的中国酋长背后，反映的是越来越多来到非洲掘金的中国人们：过去10年间，非洲与中国之间的直飞航班猛增600%；在“走出去”政策引导下，中国国有企业员工以及投资流向非洲。中国官方记录显示，2017年，非洲有大约20万中国建筑工人、工程师、翻译、企业高管。一些工人在与国企的劳务合同到期后选择留下来，开始自己创业。《中国的第二块大陆：百万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新帝国》一书作者、美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估计，在非洲的中国工人可能多达200万。作为一块未完全被开垦的土地，机会无疑是吸引这些冒险者的第一因素：20岁出头就被公司派往肯尼亚的卓武，从一开始只是为了“高几倍的工资”，到自愿留下来创业，今年已经是他留在非洲的第21年。2017年，卓武还全力促成了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内罗毕成立，旨在“为中国小微企业融入当地社会提供更多服务”，在他看来，非洲充满了机会，只等待着有准备的人。卓武向当地捐赠电脑但在如此多去往非洲找寻自己事业机会的人中，却就是这几个人变成了非洲的酋长，除了他们在经济上的贡献，其实还在于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河南小伙孔涛除了自己作为建筑公司雇员的工作以外，在课余时间，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同理心：当时在公司旁边有一间很破的小学，校舍摇摇欲坠，孔涛于是带着人给学校修建了三间全新的校舍；他还给一条村子里的孩子们建了个足球场，甚至个人出资修建了一条路。胡介国也同样：2014年，埃博拉疫情严重时，胡介国本想关掉自己位于利比里亚的大酒店。但中国医疗队到来，他改变了这一决定，主动承接起地方接待的工作，负责保障医疗队的驻地安全和后勤供应。胡介国与中国医疗队共抗埃博拉当时的利比里亚街上连人都没有，采购生活物资就成了很大的难题，连个苹果都买不到，而且还要考虑到病毒，胡介国决定亲自抓采购——直接到农场去割菜，直接上渔船买海鲜，还自己养过猪，目的就是要防止中间传染这个环节。他同医疗队一起，奋斗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前线，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脚下的非洲大地。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去到一个地方掘金是一回事，但如果一手拿钱，一手却对脚下的土地和身旁的人民没有任何同理心和感恩之情，恐怕不仅是当不上酋长，连这条掘金路，也是走不长的吧。撰文/编辑：shp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