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荡荡 空荡荡的地狱：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鬼》

有人把陀氏的《鬼》列为其三大长篇著作之一，作品所体现的陀氏特有的心理分析和意识的写作方式，让它在欧洲经久不衰。这个长篇由于有个很明确的原型，以及涉及“革命者”的批判，所以长久以来在前苏联背上了许多污名。有人说陀氏通过《鬼》完成了向俄罗斯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但，也许是着眼点不同，或者我总认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来说，这些评价未免都太具体了。

很多评论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甚至于有人据此认为陀氏本身就有病态的倾向。但是用陀氏自己的说法来说——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写的是人类心灵深处的一切。所以，也许陀氏并没有信仰什么或者回归什么，他只是善于挖掘人心底最深处的东西而已。

《鬼》中人物众多，仅重要角色就有26人，这些人物大致可以分为六大类。

第一类是以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为代表的旧俄罗斯贵族。瓦尔瓦拉是斯塔夫罗金将军的遗孀，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和最有影响力的贵族。瓦尔瓦拉始终是一副威严而冷峻，强势而自尊的样子，她资助特罗菲莫维奇的小圈子，抚养自家农奴的子女，希望为特罗菲莫维奇在彼得堡的新思想知识分子圈子里打下一片天。这种旧贵族做派，对所有人的态度，就像是高大威猛的狮子看着小狮子胡闹玩耍一样。她是省长的亲戚，通过省长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她的财富在当地可说富可敌国。她既不热衷于社交，又保持了必要的舆论影响力。面对当时俄国那纷扰难辨的舆论氛围，她一方面对新思想新理论绝无拒绝，另一方面又于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冷眼旁观。但是她也有死穴，一个是她的儿子尼古拉，一个是在她麾下生活了二十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旧贵族来说，子女也许代表的是他们的传承，旧传统是否能够传承，她心里没底，所以她对儿子战战兢兢。而斯捷普·特罗菲莫维奇则代表了一种奇特的相爱相杀的爱情。她喜欢有这样一个装点门面的知识分子，她也清楚斯捷潘内里的俄国传统底色，但她无法忍受斯捷潘的庸俗和懦弱。对斯捷潘，瓦尔瓦拉是恨铁不成钢，她希望斯捷潘引领新思想的潮流，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她的羽翼，但是斯捷潘让她失望，于是瓦尔瓦拉经常流露出对斯捷潘的蔑视和轻贱。但是，当外人对斯捷潘蔑视和轻贱时，瓦尔瓦拉又会坚决维护斯捷潘的尊严。她甚至想过彻底摆脱斯捷潘——为斯捷潘物色一个妻子。直到斯捷潘生命的最后一刻，瓦尔瓦拉才表现出些许的怨恨——

“我爱了您一辈子……二十年！”

她一直沉默不语——约有两三分钟。

“可当你打算娶达莎的时候，你还洒了香水……”她蓦然用可怕的低语声说道。

第二类是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严格说来，书中详细描写的这类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是以特罗菲莫维奇代表的西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一类是以卡尔马津诺夫为代表的旧俄罗斯文化的知识分子。特罗菲莫维奇是最早接受西欧自由主义思想的俄国知识分子，他曾被人当作导师，被人与赫尔岑这些蜚声海外的俄国知识分子相提并论。但是他却并不真正信仰自由主义，又或者说在俄国的现实与西欧自由主义相冲突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并不是思想、文化或者学术研究，而是醉心于这种不同于俄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所带来的光环。他一方面臆想出自己被当局监视和迫害的故事，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自己真的会被当局盯上。一方面以新思想在当地传播人的身份自居，另一方面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却完全没有了学术成就。卡尔马津诺夫则是个文化投机份子，他屈身于旧贵族的羽翼之下，一方面为旧贵族歌功颂德，另一方面把自己变成贵族的文化性装饰物。

第三类是以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俄罗斯贵族。《鬼》这本书里，我们很难搞清楚到底谁是主角，如果有这么一个主角的话，很可能就是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尼古拉是瓦尔瓦拉的独子，自小聪慧，受斯捷潘的影响从小受到西欧自由主义的熏陶，但是这种思想与他本身所代表的俄罗斯的旧贵族阶层是无法相融的。于是，这让这个王子一般高贵聪慧的年轻人彻底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境地。我总认为，陀氏笔下的尼古拉正是代表俄国旧贵族继承者的困境，旧的文化传统难以为继，而新思想却也没能够令人信服的建立，这些年轻的贵族们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对新思想也全然不信。他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坚持什么和捍卫什么，最后只是一味的落入了破坏性反抗的恶性循环里。尼古拉行为乖张，生活腐化堕落，行事缺乏底线。他故意堕落、故意浪荡、故意迎娶低贱可怜的女子，一次次打破礼教规则、世俗习惯和道德戒律，一次比一次惊世骇俗。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清楚的知道自己所作的所有的恶，那些堕落和诡计并不是他的追求，他只是不计后果的往前闯，蔑视一切准则。他做了不可原谅的恶——强奸幼女并且任其自杀——但却又不是思想上的恶人。他为良心的谴责而忏悔，可有厌恶忏悔引起的同情。他意图公开自己的恶行，可又无法忍受被别人误解为虚伪。他向宗教学者季洪求救，可又完全不相信宗教性的救赎。他准备放弃一切隐居，却又发现他意图偕同隐居的妻子早已将他误解为一种伟大的高贵。总之这个人物特立独行、愤世嫉俗、冷漠无情、蔑视道德、蔑视情感几乎是一直完完全全的反社会性格这一切真正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找不到他应该追求什么。于是，他只能通过毁灭他自己来结束所有一切。

第四类是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为代表的政治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但凡乱世都会出现一大堆投机份子，公元后第一个世纪前期，以色列地的政治和思想界的纷乱局面，造就了多有牛毛的布道者和先知，只不过最后有一个人在当权者的协助之下脱颖而出，那就是耶稣。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个真正的恶魔，道德沦丧、野心勃勃、恬不知耻。他对阴谋和权力有着病态的渴望，用无所不用其极的卑鄙手段操纵所有人，把所有人都变成实现目的的工具。他以革命为外衣，通过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手段，意图制造混乱毁灭秩序。他用宏伟蓝图、封官许愿、挑拨离间和恐怖主义等手段来操纵别人为他所用，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什么理想，似乎只是乐于破坏和操纵。他鼓吹不破不立，不惜砍掉一亿颗脑袋，但却在事发之前瞒着所有人偷偷离开了俄国。

第五类是以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和尤利娅·米海洛芙娜夫妇为代表的俄国旧官僚。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是当地的新任省长，他胸无点墨，却喜欢摆出威严的派头，喜欢做纸质模型和写小说。对自己治下省份的乱象视而不见束手无策，经常被彼得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纵容自己的妻子尤利娅米海洛芙娜，完全没有尽到省长之责。他的妻子尤利娅米海洛芙娜极其虚荣又自视甚高，几乎把自己当成女皇一样自我崇拜。总是幻想自己有能力做出惊天伟业的大事来，在自我陶醉中沦为魔鬼的工具。

第六类是以“五人小组”、基里洛夫、费季卡、沙托夫等人为代表的普通人。这些人代表了俄国纷乱的思潮，有信仰傅里叶主义的希嘉廖夫、投机主义者利普京、愚忠的埃尔克利等等。他们被彼得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捆绑在一起，用虚幻的“共同事业”麻痹自己。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基里洛夫，意图用自杀证明人才是神，他不是疯了，他只是疯狂的将理性主义变成了唯一和绝对的准则，理性主义推导出的极致，就像上帝的告诫一样，它们其实没有区别。沙托夫曾经将尼古拉当成精神导师，但是他在这种虚无主义里痛苦万分，直到他那分开两年的妻子又回到他的身边，他才发现真正的意义。

陀氏在《鬼》当中，逐以批判的了自由主义、理性主义、虚无主义和恐怖主义。

书中斯捷潘组建的那个自由主义的小圈子从人物构成来说，有用自然主义打扮自己的老旧的官僚投机者，有仅有热情而缺乏能力思想上又极不成熟的年轻人，有渴望独立又缺乏独立能力的人，有没有个性人云亦云的懦弱者。斯捷潘作为整个小圈子的导师和领袖。其背后是以瓦尔瓦拉为代表的旧阶级。这个所谓的进步思想的圈子，就像是烟草公司赞助的戒烟协会或者电子烟开发公司一样，根本就是旧势力所作得提前投资罢了。

关于理性主义，作者得批判最多。由人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启蒙运动带来了对于理性主义的崇拜，问题时人懂得运用理性才不过万年，那只不过是人机缘巧合之下在大脑里多出的几个脑回路，就因为多了那么一点点抽象思维，但人就马上狂妄的准备接管世界上的一切。可是，事实上人似乎根本旧没有理性可言，就像让人厌烦的论争——激烈的论争中谁的声音大谁就能引起关注，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是不重要。于是，人们往往不是在驾驭思想，而是被思想所控制。人们本能的认为一件事是否可信，在于说这件事的人是否可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即人心理的恐惧未必与客观事实有关，就像即使人人都知道不可能伤害到自己事情，却都无法抑制因为这件事产生的恐惧心理，例如鬼。人在说话的时候，多数不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理性，更多的是在给自己以坚定，让自己信服，强化自己或者麻醉自己。从历史上看，一个人的生活越糟糕，或者一个民族越是灾难深重，就越是固执的梦想天堂的好报，就像我们念念不忘的“好人有好报”。而且非理性的虔诚与其反面——极端理性主义——最近，就像热爱与厌恶最近，爱与恨最近。人生就是一个乌洛波洛斯衔尾蛇，这并不是说它一般所象征的轮回，而是说两种极端相反的状态，往往离得比那些看起来相似的状态更近。就像民众对于某位明星的疯狂热爱很可能会在瞬间变成憎恨。也许疯子是最直接的，只有她才真正明白自己爱什么，想要什么，她之所以卑微也许是因为她的高贵，就像虔诚教徒的苦修。而且她并不是想得到什么，就像纯粹的忠于自身的卡门。

如果说陀氏对于极端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那么对于虚无主义，陀氏几乎是仇恨的。对任何人来说，真正的虚无主义与疯子无异。虚无主义否定所有意义，最终让人世间根本找不到根基和抓手。没有任何意义在逻辑上来说，就等于任何事和任何意义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小说中，最极端的虚无主义来自于尼古拉，在他看来极端的恶与极端的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强奸幼女与任何一件丰功伟业，甚至是为人类献身的行动，有什么区别？我实在是不记得还有那部作品里看到过如此极致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没有任何标准吗？如果没有标准，那么就没有任何禁忌，于是任何事就都是合理的。这种结论显然不合理，于是人们往往倾向于用程度来区分可行与不可行、善与恶、好与坏。但是度也是一种标准，是标准就必须有依据，那么这个依据由谁说了算呢？康德似乎用自利和他利的统一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这种看法是难以付诸于行动的。我总认为，对虚无主义的抗争，必须在人的本质里去寻找，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这个才是最坚实的基础。

陀氏对于罔顾人性的恐怖主义行径也进行了批判。任何国家的社会变革中，从来就不乏鼓吹彻底丢掉传统，完全重头再来的声音。但是这如何可能呢？人总是倾向于在极端的一阵风似地路上不停的奔跑，每个人似乎都必须大大有所作为才算负责，每个人为了作为不顾规律和生活本身地生命力，每个人基于改造，说到底不都是自寻烦恼吗？陀氏说：“上帝不存在的世界是个恐怖的世界，人类的历史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从大猩猩到消灭上帝，另一个阶段从消灭上帝到人类消灭自身。”因为人的自由绝对不等于为所欲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自我约束。当人曾经的约束——上帝——不存在的时候，就像小袋鼠离开妈妈的口袋一样，必须自己学会奔走，否则就是自寻死路。有一些思想乍一看非常吸引人，那是因为提出这些思想的人洞悉人性，于是他们空想出来的结果很诱人，但问题在于他们过于狂妄的试图取代“上帝”的角色。但是再崇高的目的，只要不择手段，就不值得歌颂。任何不择手段的解决方案，本质上都不是为了实现人的理想。人类最严重的暴行来自于懒。就像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区别，急于取得收益的商业行为倾向于短期投资，尽管长期投资可能更加健康有利，于是陀氏说：砍脑袋比改变思想要来的更加容易。陀氏认为人必须为人性赋予高于生存的东西，即使的确存在物质性的根源，但那不必然代表人类始终以物质性的追求作为最高标准，否则就太可怕了。

陀氏笔下是一群自高自大的疯子，他们没有人想一想，他们并没有权利决定人应该怎么过日子，所有的高谈阔论背后，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以为是。更加可悲的是，就因为狂妄的自信，他们被野心家牵着鼻子耍的团团转。

不知道陀氏的文风算不算高明的小说写作方式，就像整整第七个小结，满满当当描写一堆，大量的叙事和细节描写，细致而丰富，几乎无所不包。但是读者却陷入云里雾里，所有人都知道肯定有事，但是那会是什么事呢？陀氏的描写像极了我们的日常，就像我们每天都只看到的表面，而对背后的原因懵懂无知。

作家的伟大往往让匪夷所思，在“在季洪那里”这一节，陀氏让尼古拉文件的第二页信纸消失了，而且永远没有再出现，为什么呢？因为那是赤裸裸的卖弄丑恶，那只会冲淡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没有第二页，文件对于情节就只剩下推动的作用，让接下来的讨论条件变得成熟。这个时候如果拿出第二页，就不过是满足人们的窥阴癖罢了。文中的两人都像是忘记了有第二页的存在，反而给人更加奇妙的感觉。用消失的文字写作，还有比这个更加奇妙的吗？

陀氏的写作方式，像极了一种装配活动。他将人物的行为、动作、表情和话语的种种描写，都变成了一个个的装饰物或者插花的原材料，然后将这些装饰和原料一个个分门别类的摆置成某种看似杂乱实则精心构思的过的顺序里。这种写作方式成就的文字，阅读起来是一种挑战，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你是不会看到与你对话的面前的人的真实心理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