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特色的政治正确是广开言路，为此特地设计了言官，如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也就是职业喷子，允许风闻奏事，就是听说，没什么证据也能上奏，有点莫须有的味道，品级低，才七品，偏能以小制大，时不时对着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高官参上一本，你还没辙，掌握着朝堂上的舆论权。
言官古来有之，如秦汉有御史大夫，唐宋有谏议大夫，大名鼎鼎的魏征曾任谏议大夫，本意就是给君王挑错，兼听则明的，不过人数少，官阶高，说话就慎重，有理据。而明朝在六科中设给事中，行“封驳纠劾”之权，另设都察院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风闻奏事的职权，多少人呢，210人左右，而朝官多少官员呢1400人左右，占比达15%。品级不高地位高，有事没事参你一本够恶心的，经常团伙作战，人多势众，惹不起。
朱元璋骨子里不相信别人，生怕下面百官相互勾结，一团和气，蒙蔽皇帝，官大了利益牵扯太多，朝堂震动太大，于是找没什么负担的小官，反正官小，大多年轻，正是愣头青不怕虎，图上进爱表现的年纪，正合适干这种事，错了也不用负责，免了后顾之忧，那还等什么，赶紧开喷啊。下面吵吵闹闹，皇帝安安稳稳，挺好。
本来如果皇帝能力强，有主见，言官也不敢瞎喷，可是明成祖后，明朝皇帝都不咋的，不是斗蟋蟀，就是炼丹药，或者化身小蜜蜂，或者钻研木匠活，就是不拿皇帝当职业，对言官少了约束，特别是嘉靖大礼仪之争，打断了官员的脊梁，诤言直谏没什么好处，反正你皇帝拿自家的事自己不当回事，官员们也就糊弄呗，朝堂风气江河日下，言官自不能幸免。
人数多了，大家都要业绩，可是事情就那么多，怎么办呢，占着茅坑不拉屎可不行，那就找碴吧，专盯着鸡毛蒜皮的事没事找事，例如皇帝坐姿不对，竟然午睡等等，烦不胜烦，动不动上纲上线，三皇五帝如何，祖宗如何，搞不好就要亡国，用词浮夸激烈，气死人不偿命。对大臣也是，未了总是“不知何居心”，政事要坏云云，被弹劾的大臣还要自请处分，特别的令人讨厌。
风闻奏事坏就坏在“风闻”上，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也敢上疏，搁现代妥妥的栽赃陷害，毁坏他人名誉罪，可是明朝有制度保证，政府后盾，言论上有特权，这样虽然确保了敢说，却无法制约瞎说。做事的人总会出错，挑错的人永远不会错，没有错也能听说有错，有证据没？没有，听说的，听谁说的？不告诉你，这下该怎么做事，于是大家都不做事了。言官仗着有特权，逮谁咬谁，成为官场恶势力，明中后期后，言官结合权斗，党争搞得朝堂乌烟瘴气，一蹋糊涂。
皇帝讨厌言官，刚开始斥，贬，打，后来发现不对劲，这些家伙名声大振，反以为荣，甚至故意上书气皇帝，骗廷杖，于是皇帝并不直接出面了，躲在皇宫不出来，找听话的首辅如严嵩暗地里收服这些刺头，或者找贴心的太监如魏忠贤整治这些苍蝇。
大臣讨厌言官，但这些大臣可不是吃素的，个个是人精，位高权也重，收编一些言官做喽啰不要太容易，大佬重脸面，不会上一线，这些言官就成了打手，敢死队，冲锋在前，与人斗其乐无穷啊，斗来斗去，国家大事没人顾了，只有利益，意气，党派，团伙，最后斗垮了大明江山。
后世有云：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一个立意良好的制度，竟成为王朝倾覆的重要因素，真是讽刺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