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知识分子的人名系统中，又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在名和字之外，还另有一种“别名”—号.
这种号不同于一般对他人的泛称。史书上早有关于“号曰xX”或“号xx”等泛称的记载，意为称之为xx。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得力助手冯异.建武初年被任命掌重兵，守关中，独挡一面，有人上奏章说他“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后汉书·冯异传》)。
知识分子名字之外的“号”一般不是“他号”，而是自号.所以，它又不象帝王的年号、尊号及帝王将相的赐号那样刻板单调而枯瘪，也不象民间的评号那样浅显和直白.它和名之间在内容上不一定要有某些联系，而更多的是涉及人生。它总是在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之后，才以自况的目的出现的.因为它多是文人所取，所以雅韵十足。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出生于书宦之家，长大后也没有立字，自号曰“易安居士”。这个号是在什么情况下取的，其真实意义又是什么呢?原来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母亲亦善文章.李清照资质聪敏.少识音律，18岁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妇诗词唱和，家庭平静而美满.自靖康之难以后，其生活急剧变化，不仅连续遭到国破、家亡、夫死等沉重打击，而且还遭受到了某些卑鄙小人的暗算。他们为了谋夺赵明诚身后的图书文物，蓄意制造了“玉壶颁金”案.进行可耻的政治诬陷。到绍兴二年(1132).经赵明诚的姻亲翰林学士荣崇礼居中斡旋，在宋高宗面前努力澄清，所谓“五壶颁金”这件毫无根据的冤案才终于在这年9月得以昭雪。这一切都使她进一步看破了混茫的世俗.她常叹“优患得失，何其之多”。(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为了寄托自己的情怀，她截取《毛诗序》中:“穷贱易安，幽居靡闷”和陶潜S归去来辞》中的“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诗意，将自己在临安的离所取名“易安室”，并自号“‘易安居士”。易安者，狭小的住处亦易安身也.她把这个自号作为自我安慰心灵的调和剂。
在名和字之后，这种自号的出现，使我国人名具备了完整的体系。
自号，特别是文人自号滥筋于晋，历史名人中最早见到用号的是东晋的道教理论家、医药家、炼丹术家、文学家葛洪.他字稚川.自号“抱朴子”。其次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
尽管有史称春秋时范盖号“海滨渔父”，甘茂号“得里子”，说战国时的“鬼谷子”、秦汉时的“江上丈人”均为号，等等.但是，清学者赵翼认为这很可能是出于后人腾撰.
特殊的时代，酝酿着特殊的情绪;特殊的处境，也决定着特殊的处事态度。号的出现，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
东汉以后，特别是两晋时期，司马氏统治集团都是腐朽透顶的人物，他们不但阴险毒辣，而且极端荒淫无耻.实行高压政策，整个社会黑暗而混乱.清谈玄虚之风.弥布朝野。许多知识阶层的人深感愤拣和抑郁。他们或著文以喧泄，或隐逸求超脱，或取号而托情寄志.上面讲过的葛洪自号“抱朴子”是颇居匠心的。“抱朴”语出《老子》‘见素抱朴，少而弃欲”。葛氏立此号以自励，意在做一个守道(濡家的名教纲常)笃行.不为物欲所惑的人.后以此号为自己的书取名《抱朴子》。他在书的自叙中说:“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书，因以自号焉".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是一位真诚的隐士。他曾为彭泽令，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乃白解印经.回归田园。后又以刘裕的宋移晋柞，而耻不复仕.他依恋家中常关的柴扉，就荒的三径;采菊东篱的闲散，远望南山的悠然;沉寂的晨曦里那稀疏的鸡鸣狗吠.暮霭中那袅袅的农家炊烟……他自号“五柳先生”，并作《五柳先生传》以自述生平:“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语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恒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革飘屡空，晏如也”.字里行间闪烁着对人生的彻悟，表现其毫无红尘杂念，闲静好学，安贫潇洒、清韵飘逸之志。
好的自号有的就是一篇人生进取的Q铭，如清雍正年间专力于《易》，且梢通性理皇极诸书的大学者唐绍成就自号“补过子”，人称“补过先生”.它表明唐氏严于律己，永不满足，不断地荡垢涤非.积德积才，追求自我完善的高尚品格.
好的自号有的透映出一个人待人处世的态度，如宋张孝祥，字国安，乌江(安徽和县)人，高宗进士.历任中书舍人，建康留守，安抚史等职，他为政简易，是一个清廉官吏，只因反对议和累遭贬滴，但高风亮节，始终如一，著有《于湖词)。其风格峻发雄奇，沉郁悲壮，清丽飘逸。自号“于湖居士”.他在《目赞)中饶有谐趣地说:“干湖，于湖，只眼细，只眼粗;细眼观天地，粗眼看凡夫.”以号赋诗，既表达了文人的清高不俗，又显示了一种冷静对世界，模糊待人生的明智态度。
好的自号有的是一幅隐士写生图，例如，元曲作家夏庭芝，自号雪蓑钓隐，看到这个自号，人们马上想到唐柳宗元的诗《江雪》，想到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冷风凛冽、白雪皑皑的江边垂钓.在《江雪》的背景之后、透出了一个历经宦海沉浮和人世纷扰、身受压抑而又企图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封建士大夫莱鹜不驯的人格.
好的自号有的还表现一种政治节操，南宋遗民郑思肖，号所南。史书上记载他初名某，字忆翁，连江(福建连江)人，宋末太学生.元军南下，他感慨国事日非，切直上书，不报。宋亡，隐居吴下，寄食城南报国寺。他的诗有拳拳家国之思，忠义之志，其名句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墨菊，).乃改名思肖，即思赵.其名号寓有深意.他的《辍耕录》:“曰肖，臼南，义不忘赵，北面他姓也.”其诗《德佑二年岁旦》二首之一说:“朝朝向南拜”，之二说:“终身只宋民”，并匾其堂曰:“本穴世界”，以本之十置穴下，则“大宋”世界也。他画兰不画土，人问其故，则云:“地为人夺去，汝犹不知耶?”可见以“所南”为号.表现了一片拳拳的爱国心肠。
文人取雅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地说，在音形卜、在意义上与名和字无关.但也有极少的人受名和字的影响，取号时自觉不自觉地做到了保持音形、特别是语义与名字一致或有某些联系。
明末诗人、画家、国子监生陈洪缓，字章侯，原名莲子，自号老莲。依名取号，号与名基本相同.
近代南社社员箫蜕，字蜕安.又号退庵，字与名部分同形，而字与号又是谐音.
清戏曲理论家、作家李渔，字笠鸿，号笠翁，名、字、号共表蓑笠渔翁之象.
明正德进士李中，字子庸，号谷平。名、字、号均为不偏不倚，中正和平。
南明大臣瞿式粕，字起田，号稼轩，名、字、号都与野田农耕相关。
明末大画家朱聋，又名朱朗，字良月，号破云樵者，名、字、号构成了一幅山高云淡、月朗空明的美景。
宋隐士陈传，字南图，号扶摇子。这套名、字、号，从字面到内容不是《庄子·逍遥游》首段中“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一名句的凝炼吗?不是眼鹏南飞，海运浪漫这一千古流传的离言故事的浓缩吗?
朝鲜汉文学家的鼻祖崔致远，公元857年出生于新罗国庄州少梁部一个门第不高的贵族家庭,868年离国来到唐朝.他在中国观光6年以后，唐嘻宗乾符元年(874)进士及第，时年18岁，授职漂水县尉，后来官至礼部侍郎. 885年回国.崔致远按照中国的习惯.立字海夫，号孤云。其名、字、号把一个异国他乡、海天游子的形象诗一般的表现出来了。
这样，通过取名立号可以使人们更加完整而细腻地表达个人的情志。
号一般是自取，但也有极少数文人雅号是他人所授，有的甚至是皇帝所赐。这种雅号自然多是鼓励和褒扬之词，结构上也比较严整而单调。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号诚斋，这个号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南宋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之，后宋光宗皇帝亲书“诚斋”2字赐之。杨万里用这2字为书斋名，继而又为自己的号。
宋代还有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位诗人林通，字君复，少孤力学，恬淡好古，平生隐逸，不求仕进，结庐杭州西湖之孤山。一生不娶，居处多植梅、畜鹤，人谓“梅妻鹤子”.他诗如其人，《咏梅》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荷忽横枝”，脍炙人口，千古流传。仁宗赐号“和靖”，后人称“和靖先生”。
正因为自号大都是文人本人所取，所以不仅在内容上不象名和字那样受到各种限制，就是在形式上也显得非常自由灵活.就字格而言，二字格是最普遍的，有一字格的，如明王栋，号“庵”，清阮睿号“钠”.有三字格的，如宋晃补之号“归来子”，元周霆震号“石田子”。有四字格的.如唐范捻号“五云溪人”，明罗贯中号“湖海散人”。有5字格的，如清张开福号“太华归云雯”，彭玉麟号“退省庵主人”。也有6字格的，如清朱彝梅号“小长庐钓鱼师”，刘痒号“写十三经老人”.当代艺术家、音乐教育家欧阳予倩号“桃花不疑庵主”。还有那个在云南昆明湖西部滇池畔大观楼撰写夭下第一长联(180字)的清人孙髯翁的号有7个字:“万里梅花一布衣”。清画家郑板桥的一个自号有12个字，即“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这只能是幽默大师的“杰作”。更有甚者，宗教界有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的稚号竟达28个字，即“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晌不醒乡侯”。
一个文人，自号一般只取一个.但也有取多个的。
元代末年著名诗人、画家王览，字元章，号煮石道者、闲散大夫、贩牛翁、会稽外史、会稽山农、梅花屋主、竹斋生、九里先生、江南占客、江南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海臾、老龙、老村，等等。
我国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也是一个自(别)号极多的人。有出处可考的达28个(包括他人敬称的少数“尊号”)，这便是:大苏、苏子、苏二、苏长公、眉山公、眉山学士、峨眉先生、长帽公、苏贤良、苏使君、东坡居士、雪浪翁、苏学士、苏端明、大坡、西湖长、秃鬓翁、白发兄、老泉(是其父的别名)山人、笑履翁、王局翁、东坡道人、坡仙、毗陵先生、文星、奎宿、妙善老人、苏文忠公等.奋争的艰辛，成就的欣慰，无奈的幽默，苦辣酸甜，人生百味，尽在这一长串的雅号之中矣!
自晋以后，号不断发展，且在唐宋益烈。一些著名士人几乎都有名字有自号，甚至有些不通文墨之徒也附庸风雅，自号以虚耀。元代时，取号的风气有所衰落，明清两代又重新流行.直至民国以后取号才慢慢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