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HBO五集迷你剧《切尔诺贝利》一经播出即收获高口碑，豆瓣评分已至9.6。这部剧要讲述的，就是30多年前的那场核灾难——切尔诺贝利核泄漏。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在一次核电站的停机测试中，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爆炸。一些人当场死亡，很多人赶来救援，更多的人被撤离，乌克兰和邻近的白俄罗斯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高辐射而感染各种疾病，漫天随风的辐射尘亦让整个欧洲陷于恐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事故。
《切尔诺贝利》剧照
可是那时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像剧中所呈现的，当4号反应堆附近的居住点已成为人间地狱，远处的人们却将其当做美景观赏。在士兵们被派往切尔诺贝利，冒着生命危险清理放射性物品，因为强辐射而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臂时，当权者却忙着一边隐瞒真相、一边送走自己的家人与孩子，他们甚至不及时发防毒面具，理由是“必须阻止民众发生恐慌”。
本刊记者李菁曾于2016年——核泄漏30年后重返切尔诺贝利的现场，对30年前那场灾难事件及其影响做了报道，其中有一节专门写到当权者的无知与谎言。今天我们重发此文，希望也能带来一些反思，就像这部剧开头的那句话：“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不是它会被错当成真相。真正的危险是，如果我们听了太多谎言，会再无法分辨真相。”
摄影 | 关海彤
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后，云层所携带的放射性粒子，随着雨水降落。我们现在再观察切尔诺贝利的辐射图，会发现那些辐射点像花豹斑点一样，散落各处。其实不被外界注意到的是，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离明斯克约320公里，但因为当天的风向，60%的放射性物质都被吹向了白俄罗斯。这个小国因此成为这次灾难最大的受害者，23%的国土受到了核污染，26%的森林及河流也处于污染带内。包括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都生活在污染区内，很多人健康受到危害，她的母亲因此双目失明，在这个地区长大的孩子中有250～300人得了甲状腺癌。
切尔诺贝利事故，使得乌克兰有4.8%的领土被污染。很多村庄被废弃，只成为停留在标志牌上的名字和一种回忆。
所以阿列克谢耶维奇其实是以双重身份进入这场灾难的。作为亲历者，她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作为记者，她又用职业的冷静记下他们描述的每一个细节，她没有运用过多的写作技巧，只是忠实地记录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苦难。如果不是她的记录，我们不会知道，鸡冠因为辐射变成了黑色，牛奶也因此变成了白色粉末——完成于1997年的《切尔诺贝利的祷告》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著名的作品，也为她建立了国际声誉，也成为了解切尔诺贝利的必读之书。
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还有一处不为人知的神秘的前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墙上的宣传画提醒每一位参观者曾经的冷战时代。
苦难是文学离不开的母题，也是人类长久生存中无法忘却的主题。这一系列口述的最后一篇，是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的泣诉，她悲愤地追问：“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谁有这个权力？”
这位“清理人”妻子的追问，其实也是阿列克谢耶维奇隐藏在文字后的追问：谁该为这场灾难负责？
尽管外墙已残破不全，仍能看出普里皮亚季宾馆当年在小城的中心地位。发生爆炸48小时后，这里已经成了一座空城，而第一批赶来的专家与军方人员就把指挥总部设在这里，开会讨论应急方案。“这说明他们也不了解辐射有多危险。”导游摇摇头叹了口气。这群专家们当时还甚至乐观地认为，反应堆到5、6月就能恢复使用——如果说，30年前普通民众对核辐射的防范和危害缺乏一定了解的话，彼时苏联专家们对核灾难的认知水平和安全性的轻慢、自大令人意外。
当年就是这个4号反应堆出事爆炸，导致震惊全球的核灾难，其辐射量是1945年美国投到日本的2颗原子弹辐射量的100倍。
随身携带的辐射测量仪，可以显示所经地区的辐射值。
参观者吃饭前必须经过仪器检查辐射是否超标，以免将隔离区污染物带出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坚决否认苏联最高领导层隐瞒事故的说法。事实上，直到爆炸发生两天后，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4月28日，布满放射性粒子的云层飘到了瑞典。瑞典一家核电厂侦测到了一路飙高的辐射值，政府甚至为此派出一个战斗机中队，测量云层的辐射。他们反过来向苏联方面询问，苏联高层才彻底了解到发生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后来检讨说，“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使得无论领导层和公众，都对核知识知之甚少。此前，苏联的一位著名核专家告诉戈尔巴乔夫，反应堆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过程跟煮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在7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痛心疾首地说：“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
切尔诺贝利遗址
专家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的认识更是有限。而且在当时的宣传下，很多人坚信凭着俄罗斯人的英雄气概，战胜核辐射这个根本看不见的敌人更不在话下。有一位受访者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忆，当时厂里有一群来自东德的专家，他们从自己的渠道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回国，而他们的举动遭到了切尔诺贝利人的嘲笑：“他们都是懦夫！他们竟然还测量罗宋汤和绞肉的辐射量，真是可笑！我们的人，都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儿！”
比灾难更可怕的，是谎言。
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时，伊万·帕特雷利亚克刚好10岁。如今身为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他，仍然记得那年春天，突然“谣言”四起：“有人传切尔诺贝利发生了爆炸，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基辅。伊万记得，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暗地里偷听国外广播。
乌克兰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伊万·帕特雷利亚克。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时他刚好10岁。
伊万的父亲是苏联一位非常有名的化学家。他在家里开始用仪器自己测辐射，发现阳台的辐射量远远超过正常标准。“那时候基辅的天气跟现在一样好，我们小孩子也不懂什么叫辐射，因为阳光、蓝天都是正常的，所以根本不听大人的话，还是跑到院子里踢球。”他笑着回忆。伊万特地从家里带来一张照片，10岁少年穿着胸前有英文得克萨斯大学标志的T恤，他笑着说：“我父亲经常出国开会，这是他到匈牙利出差时给我买的。别的小朋友都没有，他们很羡慕我。”
5月1日，由于风向转变，基辅地区位于风口的正面吹袭，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但“五一节”游行仍然照常举行。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谢比尔斯基，也带着家人和孙子一起参加庆典。拍摄庆典的摄影师伊戈·克斯汀后来发现本该是五彩缤纷的照片蒙上了一层黑色，那是底片因辐射而致。很多孩子在游行的时候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而遥远的莫斯科，切尔诺贝利的爆炸阴影也被欢天喜地的庆典所掩盖。庆典持续4天，红旗和彩带装点着莫斯科的桥梁和道路，戈尔巴乔夫频频对经过他面前的那数十万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切尔诺贝利幼儿园内被废弃的教室和布娃娃。
孩子们放假，伊万照例和小朋友们在操场上玩。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夏天基辅街头每天都出现很多洒水车，不停地用水喷洗街道。那段时间，各种消息不断，让大家都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
5月初，伊万的学校宣布所有学生疏散到南部黑海边上的城市敖德萨，也如实说了因为切尔诺贝利污染，但没有透露规模和严重程度；几天后，学校又突然宣布取消疏散，一切照常。伊万推测说，政府的本意大概是还想让群众感觉一切正常，但没想到，一宣布取消疏散，大家反倒恐慌起来。伊万的班里只剩下8个孩子来上课，其他的孩子都被父母送到外地。
离4号反应堆最近的小城普里皮亚季后来全部撤出，成了一座被遗弃的小城
被废弃的游泳池
曾经的操场已草木丛生
因为从官方那里得不到真实消息，所有的消息都是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尽管官方对消息保密得很严格，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我的姨夫是大巴司机，他开车到切尔诺贝利参与当地居民的疏散工作，从监督疏散到撤离，所以都是从这些渠道知道的。”
到了秋天，伊万的父亲也被派去切尔诺贝利参与处理——伊万特地带了一张父亲那时的老照片过来，穿了一种类似于厚夹克的外套，别无其他特殊装备。每天回来之后，父亲把衣服脱下，用塑料布包了好几层，放在阳台上，自己洗干净之后，再与家人见面。
父亲的眼睛很快看不见东西了，那一年他49岁。伊万说，他的爷爷、奶奶分别在83岁、95岁高龄去世，但他父亲只活到76岁。“可是我们也没有证据说这与切尔诺贝利有直接关联。”说到这儿，伊万抬起头，努力掩饰住伤感，勉强一笑。
切尔诺贝利地区废弃的zalissya 村人家
乡村诊所里被废弃的妇科检查床
“但我父亲当时还是非常积极地去，除了知识分子受到的爱国主义的感召，当时政府还给特别高的津贴。“作为一名化学家，父亲的工资本来就很高，可是在那一个星期的工作可以挣回来半年的工资。”伊万记得，有一次父亲一下子拿回家5000卢布。“拿回来都是崭新的钱，像是刚印出来的。”他转而略带讽刺地一笑，“不过几年后苏联解体，卢布迅速贬值这些钱也不值钱了。”
事故爆发那年，作为一名1岁婴儿的母亲，安娜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身边的妈妈和准妈妈们急切地想知道真实的辐射信息，“可是当时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的，政府对外公开的资料，可信度也不高”。安娜是一名建筑师，她开始利用自己的渠道，向环保专家和医生们偷偷打探真实的数据。“我们知道一些信息后，再跟其他妈妈们讲，彼此分享信息，再讨论如何应对。”在当时做这个工作，要面对来自政府的很大压力。她们后来把在1986年前后生孩子的妈妈组织起来，自称为“86母亲”。随着影响力的扩大，1991年，它成为苏联解体后在基辅成立的第一个非政府组织。“那几年，基辅市内孩子们甲状腺肿瘤爆发率增长了许多，受伤害最大的是1985、1986、1987年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年纪小，受影响最严重。”至今这个组织还在帮助因切尔诺贝利受影响的那些孩子们。
切尔诺贝利博物馆里展示的受辐射后出生的小狗
尤里科·萨莫连科当时是基辅市环保监督局局长。“那时候对事情的危害性非常清楚，但没人敢说。”“如果他们当时不保密，及时处理的话，后果不会这么严重。”让尤里科至今提起来还很愤慨的是，“当时乌克兰和基辅的领导人，几天之内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都送走了，而基辅的普通孩子在一个月之后才疏散，这是我最不能原谅他们的地方。”
他说，苏联解体后，切尔诺贝利的两位设计师后来在电视或媒体接受采访，不断接受各种质询。基辅人民都熟悉了他们的面孔，他们走在大街上，经常有人冲过来指责甚至谩骂他们。久而久之，他们也闭门不出了。“虽然他们没有受到法律形式的惩罚，但来自社会公众的审判已经足够了。”尤里科说。
切尔诺贝利地区废弃的防化面罩
切尔诺贝利爆物馆展出防化面罩
《谎言与真相》，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祷告》里对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的采访标题。看得出，即便时隔几年，他依然不无悲愤：“我们要面对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硼，还有未知数量的钚，一共450种放射性物质。这相当于35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他们应该讲物理学，谈物理定律，而他们却反倒归咎敌国，开始寻找敌人。”
爆炸当天，瓦西里倾尽全力，联系上了白俄罗斯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但徒劳而返；为了不让他得到一手数据，研究所里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也都被取走。之后四处投递报告的瓦西里开始收到恐吓电话，他又给莫斯科写信，但被警告把他关到精神病院或是以“从事反苏联活动”告上法庭。一位官员告诉他，不发防毒面具的理由是，避免恐慌。
让瓦西里愤怒的是，“他们”并非不知情。“他们”为了自己的健康，都私下里服过抗辐射的碘剂，私下里把孩子们送走；“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穿上特制的外衣”；甚至为了保证食物不被污染，“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有的家畜，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这本书里记录了太多的谎言。一位“清理者”回忆，当时规定超过25伦琴辐射量就可以领一笔补贴，但很多人的医疗卡上总是显示24.8或24.9，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真正的辐射数值是军事秘密，一位记者想报道他从专家那里得来的真实数字，主编警告他：我们的报纸不需要危言耸听，只需写些英雄事迹。
基辅清晨的城市景象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者，也包括一位苏联某地区共产党第一书记。他替自己辩护说，“你不能怪我们当时隐瞒了实情”，“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收到来自党的上层机关的重重来电，要求他们“必须阻止民众发生恐慌”。在此要求下，隐瞒真相似乎成了当权者唯一的选择。
尽管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切尔诺贝利的采访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进行的，但并不是所有受访者都对这个政治巨人的倒塌表示欢欣鼓舞。更有甚者指责她乱写，这位“无名氏”对她吼道：“没错，我就是在为苏联政府辩护！”“在苏联政府的统治下，我们很强大，所有人都对我们感到惧怕。全世界都关注着我们的举动！”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忠实地记下了这个人对她的污蔑：“散布不实思想、谣言，你需要政治资金，对吧？”
乌克兰师范学院声乐教授维克多· 季特金：“如果再回到过去，我还是会选择去切尔诺贝利的”。
我采访的歌唱家维克多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他说：“我是在东部的一个小乡村里长大的，我身边没有一个会唱歌的人，如果不是苏联培养我、教育我，我怎么会成为一名歌唱家？”他沉吟了一下又说：“我个人非常遗憾苏联那么大的国家突然解体了。切尔诺贝利爆炸时，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人都过来帮助，可是今天的乌克兰如果再出类似的事，谁会来帮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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