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1953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男主角里奥是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官员，战争英雄，妻子瑞莎非常漂亮。
里奥有坚定的信仰——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为了这个目标，他也可以将他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但是，党的敌人不仅仅只是搞阴谋破坏的人、间谍以及行业破坏者，还包括那些对政党路线以及新社会表示怀疑的人。
所以，在这个国家，政治犯的刑罚是最重的，比什么强奸、杀人、抢劫重多了。
所以，在这个国家，一个人很容易就因为他的言行而获罪，甚至是为脑子里从未出口的想法而死，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大家为了利益相互举报，人人自危，人人惶恐。
国家的原则是：十个无辜者遭罪要强过一个间谍逃跑。
政府工作人员本职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假定有罪。
只要成为嫌疑犯，罪名就会成立，至于证据，在审问过程中就会得到。
里奥努力工作——耗尽毕生精力都在为国家杀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同胞还是敌人。
顶头上司要玩制衡，竞争对手虎视眈眈，里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终于，里奥拼命维护的变态的国家机器还是吞噬了他自己。
妻子瑞莎遭到检举，而那份招供是官方文件，所以无论是否捏造，都已经被认为属实，如果里奥为她辩护，就等于是对国家文件的有效性提出异议，而政府若承认一份文件有漏洞，就等于承认所有文件都有漏洞，政府权威就回不去了，影响是巨大的，这意味着所有招供都受到质疑。
里奥拒绝承认妻子是间谍，于是他们被捕了。
里奥说：在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冤假错案，我除了极力不要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之外，我无能为力。
瑞莎说：你以为我们低眉顺眼，明哲保身，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了吗？你以前也没做错什么，但他们还是想把你当成叛国者来处决。什么事也不做并不能保证我们就不被拘捕。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这本书本质上是一部推理小说：一系列犯罪手法雷同、专门虐杀儿童的连环凶案贯穿本书的始末，被杀者都是孩子，尸体赤裸，没有性侵痕迹，胃部被切开，嘴巴里塞满泥土，脚腕上有细绳，这个手段残忍、神出鬼没的凶手，至少杀了44个孩子。
但政府却竭力否认凶案的事实，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在美好的新时代，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不允许有这种事情发生！承认刑事犯罪的存在，无疑是给苏联的天堂形象抹黑。
里奥的同事也不信连环杀人犯的存在，他觉得这些犯罪显然没有动机，不是因为这些谋杀高深莫测，而是能从中获得什么，立场是什么？杀死这些孩子既没有合法的必要，也无法谋取更大好处、获取物质利益。
里奥一开始也不信，直到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被发现，尸体上的共同点明显的让人无法反驳。
于是，所有这些谋杀案要么被误判，要么被掩盖真相，要么就归咎到心理疾病患者、政治敌人、酒鬼和无业游民身上，尽管他们与此事毫不相干。
而凶杀案还在继续，可以说，如果不是制度的原因，及时发现并抓住凶手，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政府的行为给杀人犯以掩护，杀人犯的技术越来越成熟，死者越来越多。
当里奥的良知被唤醒，他对凶案的执着调查，却把自己和妻子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以至于里奥不得不怀疑，是否自己的执着，造成了无辜者们遭受迫害。
里奥与妻子被判流放，又被捕，他们越狱，又被捕。
另外，在流放期间，瑞莎终于敢向里奥吐露实情：我嫁给你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如果我拒绝你的求婚，我可能会被拘捕，也许不是马上，但在某个时间、某个情况下迟早会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建立在恐惧之上。……你让我嫁给你，我默认了，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他们容忍一切，就是为了生存。……
这些戏剧冲突和内心矛盾，使整个故事变的无比精彩。
《44号孩子》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不属于烧脑型的高智商犯罪，它最大的特点是对斯大林高压统治下苏联社会环境的营造，这里充斥着让人毛骨悚然的紧张感和恐惧感，弥漫着无法排解的无助和绝望。
摘录几段印象深刻的句子：
“尽管你很容易就可以安慰自己，自己永远也不会盗窃、强奸或谋杀，但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不会成为反苏联分子、反革命分子或间谍，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知道这些罪行到底是什么。”
“有太多合法途径去杀人，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非法的方式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事实变得重要了？”
“为了追求公正，他制造了恐怖；为了寻找一名杀人犯，一百五十人将因此丧命，就算不是如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失去了家人和家庭……”
再回过头来看看官方的介绍：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代，关于爱情与家庭、希望与信仰的生死救赎。挺贴切的
再多一句嘴，结局算是好人赢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