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宗贤
我心迷小说，就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情醉诗歌一样。那时，诗歌中冷抒情的沉重名句，是我生活世界里最峭拔或者妩媚的风景。有了文字中的这般风景，我竟然落下了懒得游山玩水看自然风景的毛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这从人类正义和真诚的情怀里提炼的文字，给了我最酣畅淋漓的情感呼吸。
我在为极具分量的诗句而陶醉的时候，几乎同时也为小说而痴迷。我在历尽劫难的同时代人的小说里看到了不可思议的苦难生活的纹理，在小说家笔下清晰的纹理里，我读到道德的溃败、人性的暗面、社会的乱象以及小说家们不无迷茫的天问式表情；我也读到了掩映在这类小说中的现代派表现手法———比如较早读到的赵振开中篇小说《波动》里的意识流和第一人称叙述窗口的漂移。当然，我也非常迷恋把形式本身也作为内容经营的先锋派小说，马原的叙事圈套和格非的叙事迷宫，曾让我享受迷失其中的快乐。作家的哲学级别的智慧，成为小说里迷人的超级风景，我在追寻踪迹时竟就无可避免地陷入圈套。我以为，现代派表现手法的引入对于小说具有深刻的叙事学意义，这些手法像是很难定义的另类修辞，擅长更准确地揭示小说微妙的精神内涵。
我的阅读口味越来越亲近小说。虽然像《波动》这样的小说里还飘扬着“夜，沿着微风的方向静静流动”的诗性描写，让我很怀恋，但这并没有吸引我重返纯诗歌的伊甸园。一方面对于以后的诗坛我确实略微缺乏阅读信心，另一方面，经历和阅历使我对生活中千姿百态的细部纹理产生了明显的审美偏好，小说是生活细部纹理的壮观的集结地。我读小说完全取决于作品审美吸引力的强弱状态，也就是人物、情节、环境细部纹理的质量。
大学时代第一个暑假里的一天，我去古镇梅里朱彝尊的曝书亭，想借着依稀尚存的故意诗境琢磨《词综》，却无意间读到已晚几天送达当地的《文汇报》副刊上发表的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几个月后，穿着军便装的卢新华应邀到华东师大中文系讲他已名播文坛的小说《伤痕》，讲他工、农、兵履历的多种真切体验和《伤痕》发表稿里那个“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的明显生硬的光明结尾。那时的文学批评对于庸俗社会学似乎还保持着沉默。我相信王晓华心中的伤痕，是美好的东西被严重撕裂后留下的伤痕。伤痕谁戳下的？我们其实至今无法指认。我们毫无悬念、一如既往地绕过一些似乎绕不开的问题，从伤痕文学轻舟万重山似的过渡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其中极有建树的作家们差不多仍旧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引领者，我无论是小说饕餮者还是文学精神朝圣者，仍旧毫无疑问得着他们深刻的恩惠。
我读小说始终葆有文青的虔诚，总不由自主、极其“斯坦尼”地把小说中的故事读成真人真事，读得喜怒哀乐忽痴忽癫不能自拔，小说中的人间万象常让我感同身受，不断获得强烈的人生体验。陈村小说中，“我”和崔小文躺在长江支流漕河河滩上数星星时的对话描写———“我们活着，活得像长江一样古老。”我说。“我们活着，活得像长江一样年轻。”她说。———就曾带着强烈的忧伤情绪感染到我。被这样的情绪感染，我以为是一种特别巨大的幸福。忧伤是肥沃的土壤，它能长出思想的大树和坚毅的精神。
坦白说，现实生活中我反而很少能获得可供叙述的纹理清晰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日常生活似乎不免清汤寡水，既无惊艳也无悬念。正因此，我宿舍的书桌上，之后则是我卧室的枕边、客厅的案头或阳台的榻上，总随手扔着《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钟山》《当代》《十月》《山花》《花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新鲜出炉的小说（文学）期刊，一本或两本，看到它们，内心十分充实和幸福。我可以随时钻进小说去经历多种人生，饱览人世忠奸善恶、深味人世酸甜苦辣，遍尝人世悲欢离合，这是何等奢侈的享受。
我心迷小说，也并不狭隘地依赖名牌文学杂志的渠道。刚过去的双休日，便是地区刊物《云间文艺》让我得览小说风景———王季明的短篇《在邛海》和刘敏的中篇《我们都是匆匆的云》。
《在邛海》中，作者写了一个“想去外地透个气”的老莫。老莫盛情邀游，“我”自然相随。老莫网上订票直飞成都，“我”以为是目的地，老莫竟说是“路过”，要去的是西昌（邛海）；到了西昌（邛海）又说是“路过”，要去木里；后来竟又说木里也只是“路过”。老莫究竟要去哪里，就成了令人发噱的悬念。但其实木里就是老莫要去的地方。木里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老莫的精神空间。木里有着一个利家咀女儿国，老莫内心向往着这最后的母系社会，只是羞于明说。因为大雨冲垮了通往木里的公路，一两周内又难以恢复通行，“我”和老莫在邛海稍作逗留后只能打道回府。这部短篇留了个尾声：回到上海大半年后，老莫与“我”没有任何联系，电话都关机。一次路过人民广场见到老莫的女儿小莫，小莫说，老莫去了什么女儿国。对于这篇小说，我或许愿意用“逃离父系社会”这样的标题表达我的理解，因为我至少已获得强烈印象：老莫十分厌恶父系社会里烟味酒味和杂乱的环境，老莫对理想的生活环境仍保持着年轻的激情和向往。
双休日的后一天，我读了《我们都是匆匆的云》。15岁女孩“喆儿”让我不由想到另一个15岁女孩宁歌。三十多年前，陈丹燕用小说心碎地告诉读者“龙门中学”女生“宁歌”自杀的悲剧故事。在家庭、学业和初恋多种因素困扰下，羸弱无助的宁歌先用割脉、后用跳楼结束了花季生命。宁歌割脉总共十四刀，割得“手臂变成了一件裁坏了的衣袖”———这样的细节，让我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为暖和身体，一根接一根擦燃火柴，直至在寒冷中冻死，燃过的火柴梗落了一地。这相通的细节处理，都是为了用慢速度延长美好东西被毁灭的过程，增强悲剧效果。刘敏的这个短中篇则有着自己的创作意图。“喆儿”出走上千公里之外的塘湾小镇，已经离异了的父亲沈海南和母亲肖月华同赴塘湾小镇追寻女儿下落。在沈海南、肖月华蹲伏一天一夜、监视紧闭着两扇黑漆大门的疑宅的过程里，作者通过沈海南的碎片式回忆，交待了“喆儿”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同学关系，特别呈现了父亲沈海南自身“老是跟那些来路不明的女人胡来”的品格缺陷，为“喆儿”的出走和后续可能的更为令人惊骇的行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解读路径。令人陷入深刻忧伤的是，“喆儿”在疑宅的黑漆大门里出现后，小说情节骤然紧张。“喆儿”身影明灭在古镇老街的*人流中，这种不确定的视觉效果似乎在暗示一种“失去”的结局———“喆儿”最后走进十三层高的宋代木塔，向塔顶攀去，竟爬上了栏杆，“毫无依靠地立在高高的木塔之上，像一个自由的女神，又像一只隐忍待飞的大鸟”。我和“其父”沈海南一样，吓得几乎停止呼吸。
这个刚过去的双休日的最后时刻，我把心也无凭无靠地悬在了古塔之巅，那是喆儿站立的位置。喆儿一旦向前飞翔，我的心将在痛失宁歌三十多年之后又遭遇痛失喆儿，沉入无边的黑暗。感谢刘敏，在惨烈的悲剧即将发生的千钧一发之际，结束了叙述。
（刊于2018年8月30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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