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是一部由张悦执导，李少云 / 陈杰 / 大象主演的一部纪录片 / 短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武汉》观后感(一)：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第一集记录武汉封城后，接送医护人员和运送部分物资的志愿者车队。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刚开始那几天接送医护人员，每天十几个小时。当时感觉一点都不累，但你躺在床上那一下，好累好舒服。” 帮忙联络信息的志愿者丹丹疑似感染，大象车队的志愿者每天帮她送菜到小区楼下。看着丹丹蹒跚上楼的背影，志愿者大哥背过镜头擦去眼泪，“我想她帮了那么多人，我一定要去帮她。” “我们做探险的，心都比较硬。但是这一次，大家都很沮丧，都不知道方向，不知道是不是黎明前的黑暗。” “你看，我老婆（指指微信的信息），担心我。”“当时眼睛红红的，她说，你是我们的全部。你要完了我们都完了。” 母亲渴望能像平时一样抱抱自己的孩子，参与过汶川地震救援的探险队员也有着恐惧和迷茫，车队志愿者面对镜头并不避讳地说“现在退出一点也不丢人。”
他们是和你我一样，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却以自己血肉之躯为他人的生命照亮了一束光。
这一切，他们本不该承受。
把所有的赞美和尊重都献给他们。愿他们都能平安健康回家。
《在武汉》观后感(二)：你是在真诚地创作还是简单完成政治任务？
杜骏飞：“感动而不反思，一定会有更悲壮的下一次”
《在武汉》当然值得批评。
实话实说，纪录片（如果算的话）《在武汉》第一集对于任何一个中国公民来说都令人感动。问题是这份感动和纪录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被所有在疫情中奋力的普通人所触动，我们在共情，这份共情却不是纪录片的影像所赋予的。
一句话就能说明白《在武汉》应该被批评的理由：作为目前唯一的官方记录疫情现状的纪录片，这种创作态度这种成片质量，你对得起受疫情影响的武汉、湖北甚至是全中国人民，对得起所有医务工作者和一线工作人员吗？
别忘了，你的“在武汉”是一种特权。
对于普通老百姓，在武汉是一次生活的灾难；对于医务工作者，在武汉是肩负者重大的责任；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一种特权。
我承认这种观点带有近乎冷酷的功利色彩，我也不忽视整个《在武汉》主创团队拍摄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但事实上由于管控，在这个时期于武汉畅通无阻地拍摄纪录片并公开向全社会传播，确实是所有创作者梦寐以求的特权。
在对待电影的态度上，我持有最“无病呻吟的小布尔乔亚”观点，我从来不认为艺术是为了人民需要对人民负责，我理解并支持艺术为艺术，我不会因创作者“沉迷于自我表达”而不肩负公众责任就提出批评。但这一次，《在武汉》还真的就必须承担公众责任，必须向所有人民负责。享受权利使用特权不承担义务，哪有这样的事儿呢。
既然你是唯一的声音，你就必须是正确且理性的声音。
很可惜，《在武汉》并没有做到。
第一集讲述的是武汉封城后，自愿站出来付出的志愿者们。所有被记录下的人都无比平凡却充满人格魅力，记录者创作态度敷衍却毫不负责任。
面对这场灾难，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公共交通停摆至需要让普通人来承担维持基本交通？
这些站出来的普通人们他们又是否安全，他们的保障又如何？
承担这些责任的是公民自发组织，为什么在疫情初期出现了这样的体制性失能？
……
这还没让一个纪录片来回答“疫情何以至此”这样的本质性问题，但就第一集主题“车轮上的生命线”，你除了拍车轮还拍了啥？
我是发自内心地相信央视和b站的专业能力，但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只能问问创作者们：你是发自内心怀揣怜悯地创作，肩负记录时代的重任，还是单纯完成政治任务？
不单单是这部纪录片的问题。
陈力丹先生在《新闻理论十讲》里说得很清楚：实际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要有宣传任务。但这不是忽视自己专业素养的理由，完成任务你也应该足够专业才对。而不是选择一种最稳妥、最简便的万金油方式。不止有懒政，创作者们也在懒惰。
所以最本质的问题：宣传口的工作人员们，您们辛苦了，但人民们不是傻子。
《在武汉》观后感(三)：若赞美无意义，则生命无意义
本无意写这篇文章，但是在翻阅所有短评后，我还是想说几句。目前，27日上午的短评主要分三个方向，激进方向——一星，“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夸赞方向——五星，中国加油，武汉加油，中国人民群众牛逼；中立方向——三星，希望看到更多被遮掩的真相。
我是一个不知名的影视从业者，和这部纪录片没有任何关系，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任何一名工作人员。曾经在一个放独立纪录片的公益组织做过2年志愿者，就今年，脑海里冒出过想去从事纪录片的工作，但我不够坚定和勇敢，从事纪录片工作比做电影还艰难小众（除了某些大型系列纪录片）。
在电影行业，一个项目从创作之初到最终与观众见面，审查问题始终围绕在左右，是一个必经之路。剧本阶段——“这能过审吗？”，筹备阶段——“立项了吗？”，上映之前——“拿到龙标了吗？”从大导演大制作到小制作小项目，无一幸免。好笑说法是2019年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国师张艺谋《一秒钟》在柏林都无法正式放映，就不要说其他导演了。邻国同年同时问鼎戛纳金棕榈奖和奥斯卡小金人。在技术问题的背后是几十到数百人少至一年，多至三四年的心血打水漂和数千万、数百万真金白银的消耗。一部影视作品只有和观众见面后他才算完成所有的历程，只有被观看，作品才完整。但国家政策在此，要合法的与观众见面，就要带着镣铐跳舞。
说这些原因是想说纪录片同样如此，都需要历经审查。今天我们不谈政策，这个问题艰深，目前无法解决。在这个环境背景下，再说《在武汉》这部系列纪录短片。剧情简介里开头是这样一句话，在《在武汉》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 央视新闻、bilibili、Figure联合出品的抗击疫情纪录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是审查单位，电影的审查单位是国家电影总局。《一秒钟》是电影，可以进行进行虚构叙事的故事片，文革话题已经解禁，并且是官方承认的历史错误，是一个历史问题，这部影片成功发布入围信息，并且有对外宣传，突然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取消放映，这件事带来的负面影响巨大，因为“技术问题”；《在武汉》是一个纪录片，讲述抗议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故事。疫情还没有结束，原则性问题还没有解决，此时这部作品能够上线，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真实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已实属不易。有短评说希望看到“有追在灵车后面喊妈妈的女儿，还有大年夜在办公室嚎啕大哭的医生，还有被捂住嘴巴写下「能，明白」的吹哨人，还有阳台上求救的锣声，还有快八十岁学着使用微博求助的老人，还有拿着介绍信却领不到救援物资的医生，还有住不进医院又怕感染家人无处可去跳桥死掉的人，还有「肺炎求助超话」里一个个有名有姓却求医无门的患者，还有千千万万个被炸掉的号被封掉的群”，说真的，我也很想看到，这段时间我天天刷各路信息，眼泪总是止不住的流，烟一包一包的抽，过了一个最难受的年和假期。那些惨烈的牺牲者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那些被掩盖的事实和被黑手玷污的捐赠物资是来自全国人员的真情，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利益怎么可以坏到这个程度。心情同你一般的我，还是要说，这部纪录片你绝对看不到这些。不知道后面几集是什么样的内容，就这第一集单集而言，我同意这是润了色的（里面有几句台词太明显，物资都送到了，中央吧啦吧啦），但我仍然尊重它是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意义来自于真实的力量，而我们无法苛求一部纪录片还原真相，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真实是来源于一部分的真相，就像这部影片里面所记录的两位志愿者司机，一位生了病的女志愿者，一位送菜的菜农，他们有家庭有自己要关照的人，但是他们依然奋战在抗疫的一线。他们会感到无措和迷茫，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他们也会担心牵连到自己的家人，说自己是他们全部的家人。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的妈妈有一天不在了怎么办，我一想到这个问题眼泪就不停的往下流没法再往下想。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仍然选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难道不是真实的吗？他们的爱与痛、得与失、怅惘与期望都是真实的，无人的大街也是真实的。真正的真相从来就是难得一窥，也不会有人或是组织把所有的真相放在桌面上，告诉我们这就是你们想要的（今天也不讨论政治问题）。只能是通过一些边角去筛选，拼凑，然后这些边角有人能够去做努力已经很难很辛苦了。被记录，才会有力量，哪怕是微弱的星光，灰烬，那也是因为有人在燃烧自己照亮我们，就像拍摄这部影片的幕后工作人员，他们当中也要有人奋斗在武汉，举起机器就像举起自己战斗的武器，他们也要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他们无法把镜头转向自己，告诉大家自己是如何在现在的武汉生存下来还要完成这些拍摄的。如果这部作品没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指导，没有那几句膈应人的话，我不知道能够拍摄的机会有多大；在疫情还没结束，从拍摄到制作，一个月内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几率是多少。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和谁争论，我也不是一个乐于表达自我的人，写此文的目的，并不是宣扬不可以批评。只是想陈述某种可能性，目前的环境，我们能看到一个加了糖的白开水，它依然有作为白开水的价值，而为了打这碗水的工作人员，他们可能看到一星和这么久的努力付出被简单一句话概括后会感到伤心，如果这碗水喝不下，也许还能用作他处。我非常同意一个豆友所言：“即便是‘正向’呈现，这份关于勇士的纪录，依然珍贵。”对于一个影像从业者来说，他们能举起的武器就是手中的摄像机。
我希望是我猜想的这样，如果制作这部影像作品的初衷是如此，如果有团队里的人能够看见，我希望对这部纪录片从出品方到现场拍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同样说一声，你们辛苦了，你们做的努力和付出有人看到了，和那些所有战斗在一线的所有人一样，你们同样值得尊敬，希望你们在未来也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如果我猜测错了，初衷仅仅是政治任务，那就是我自作多情了，但是我觉得不会错，因为如果是这样，那其实可以是另外一种拍法，难道说进步了？哈哈哈哈，后面几集还没看到，让我拭目以待吧。
我不吝啬我的赞美，因为若赞美无意义，则生命无意义。
《在武汉》观后感(四)：全国首档武汉「战疫」纪录片：民胞物与 念兹在兹
公元2020年，多年未有之疫情，让一座大城的正常运转被迫「叫停」，武汉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封城」管控的千万人口级城市。
大事件下，身陷「孤城」的武汉人，彼此之间并不孤立。全国各地驰援入场之前，这座城被其中最勇敢的一部分人保护了起来。除了坚守岗位殒身不恤的医护人员，武汉的志愿者车队开始行动，自救救人，互助守望，织成一张张网，维系着这座城市毛细血管的通畅。
1月23日，武汉实行交通管制。全城停摆，物资如何派送，病患如何就诊，医护人员如何上下班？在这个特殊且危急的时刻，大象和他的同道者组成的志愿车队，将自己的车轮变成保障武汉运转的轮轴。他们冒着个人被感染的巨大风险，换取这座城市生命线的延续不断。
志愿者车队义务出行，随叫随到，把物资、病患和医护人员输送到需要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守护武汉。据《湖北日报》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目前有数十个车队，累计上万名车队志愿者。由Figure武汉实地拍摄的国内第一部深度呈现武汉「战疫」系列纪录片《在武汉》的第一集，就将镜头对准了他们。
2月25日，《在武汉》预告片在哔哩哔哩首播，半天时间就有20万+播放，近千条弹幕刷屏。B站用户「爱吃荤的猪猪」留言：「这是一个城市 ！这是一个国家！这是一段历史！」用户「爆裂滴块」写下：「希望疫情再快点结束，再快点；希望悲剧少一些，再少一些；每一个黑色的数字所埋葬的，都是一段完整的人生……」
纪录即力量。《在武汉》，是当下这个时刻，武汉这座城市真实的面貌和声音，也是武汉人「民胞物与，念兹在兹」的记录和记忆。这座城市和生存其中的人民的爱与痛、恐惧与希望、悲伤与坚持，透过镜头留给世界，让后人相信：人类在任何灾难面前，都不会失去爱、勇气和信念。
这种人生，周迅演不出来
武汉女司机李少云和小女儿依依在出租车上相依为命的故事《出租车后座的童年 单亲妈妈带着女儿看完武汉900个日出》，曾被媒体报道，引起舆论关注。在纪录片《生活万岁》中，她还作为主角之一登上过大银幕。但2020年伊始，她的经历更近乎魔幻。
一月初，李少云因为一次停车纠纷，被一名男司机持铁棍暴打，卧床养伤近20天。
病床上，苹果公司年度微电影《女儿》上线，周迅主演，感动了无数人。作为原型人物，她又被媒体们想起。
李少云对《女儿》一片并不满意，觉得故事将自己的生活展现得太过轻松。
她每天都在经历着卑微的生活。即使知名度高一点，她还是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和单亲母亲，从来不敢以微电影中高傲的姿态示人，甚至要低声下气地和每一位乘客解释女儿的存在，期望别人坐车，「你内心还是巴望别人」。
不过，「最后结尾的那句话让我很感动，」李少云说，「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家，都想有一个好的归宿。」
志愿者李少云和女儿依依一月下旬，李少云伤愈出院，跑了两天车。其时，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一度传言四起，但多次辟谣之后，最看不起「瘫腔」（软弱怕事）的武汉人只是把它当作不值一哂的谈资而已。有一次，李少云拉一个客人去汉口火车站，车上两人聊起这个传言，她和对方开玩笑说：那就顺路带你到华南海鲜市场去看一眼。
说这话的第二天，她带着依依出车，手机里不断弹出言之凿凿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她终于怕了。「我再怎么样不能让依依暴露在危险中啊」，她当即收车驶回寄居的出租车公司不足十平米的宿舍。
武汉随即封城。她主动向公司报名加入志愿车队，但别人看她是需要独自带娃的女司机，没有批准她上路。
拿不到通行许可的李少云就加入了志愿者们自主成立的爱心群，通过手机负责志愿车队车辆的调配工作：「像我们没有车的，又想出一份力，就在群里面收发一些需求信息。」
如同是一场接力赛，当有需要用车的求助，志愿者们会在各群互相转发，直到有人接单为止。
但善良，也并不是能够立时妥善解决所有求助。李少云记得，封城初期，她在手机上看到一则求助的消息：有一家子四五口人不同程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疑似感染，甚至包括一位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
核实了情况后，那天晚上李少云打了无数个电话，始终找不到可以接受病人的医院——这群只负责车辆调度的志愿者，面对稀缺的医疗资源同样无能为力。
李少云不得不对这家人说：车辆不能去接送，因为谁都不知道目的地在哪。
最初那一周，无力感常常袭来，但她每天晚上都会守着手机，关注每一个志愿者群和每一条求助信息，尽力做好一个调度，「通常最无助也最需要帮助的求救都在晚上，尤其是后半夜」。她知道，作为调度，她连接的一端可能是一个濒临绝望求告无门的家庭，另一端则是一位挺身而出的武汉司机。她夜里守着，好像就能守住希望。
「不知道是不是黎明前的黑暗」
作为户外探险搜救队的组织者，武汉人大象拥有丰富的救援经验，还曾经千里驰援汶川地震灾区。疫情期间，他组建了一只志愿者小团队，直接在武汉进行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接送，成为战疫第一线的冒险者。
志愿者大象他们把救援物资运送给医院或者普通市民，有时候也接送医护人员。大象早上八九点钟出门，大部分时候十一二点才回家，凌晨一两点才能睡觉。
长时间戴高密封性的口罩同样令人强烈不适：「大脑容易缺氧。我们原来登雪山的时候就有人因为大脑缺氧，变成植物人什么的。昨天我这个口罩戴了9个小时，和我当年登雪山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高原反应。大脑缺氧你肯定没有办法。」
但所有人都清楚，这不是最大的困难和危险。近距离接触人群，尤其是医护人员，感染风险巨大，可能危及生命。
「有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一个个地离开，这一次真的，大家都很沮丧。」大象说，「而且不知道方向，不知道是不是黎明前的黑暗。」
接送医护的志愿工作进行了十几天，二月初，车队相继有两位队员病倒，大象怀疑他们疑似感染，但时值武汉医疗资源最吃紧的时候，迟迟无法确诊。大象慎重思考后决定停止接送医护人员，好在政府对医护人员定点酒店和交通接驳的安排逐渐在完善，大象决定把志愿车队的方向放在运送仍旧紧缺的医疗物资上。
尽管做过多次援助行动，但志愿者平常很少经受专业疫情防护培训，大象的救援队对于防护知识也是临时补课。
他在车上穿着白色的防护服，带着3M口罩、护目镜进行工作。将物资运送到目的地的时候，无法确定接触的安全距离究竟是多远——他听传言说十几米才是安全距离，但有时候他跟人的距离只有两三米。
有个女孩子的外婆有疑似症状，妈妈和舅舅照顾外婆时没有防护度、护目镜，连口罩都没有。女孩害怕到了极点，请求大象给他们一些物资。「她怕他们两个人感染了，‘我们就没有亲人了’。」
大象把有限的物资运送给了他们一部分。女孩的妈妈来取防护用品的时候，两人之间只隔了两三米。「距离太远了，（好像）你不尊重她；你太近了吧，其实不科学。」
还有一位疑似感染的孕妇，请求志愿者开车送她去医院。大象无奈：「我跟她说，我们志愿者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第一我们不是医护人员，我们没有医疗知识，第二我们的车辆不是医护车辆，没有相关的能力抢救甚至一些应急的措施」。
可是大象心里很难受：「我对她说你走正常的社区医院途径。她说所有都找了......」
「真的牺牲了，也是为自己的家乡，不亏」
最新一期的《歌手·當打之年》中，歌手周深以一曲《能解答一切的答案》向医护工作者致敬。歌中写到：「心诚血热，始终是善良的，在昏暗人间照亮无数陌生的过客」。
那些用诚心热血去解决一切问题的，当然远不止医护工作者；在昏暗人间照亮无数陌生的过客的，还有成百上千个在城市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坚持在路上的武汉司机。
志愿者陈杰「（做志愿者）这种事情可能是你一生中遇到最值得干的事情。」武汉封城以来，出租车司机陈杰白天听从公司调配，到社区提供帮助。夜晚，他又随时「候命」，接送医务工作者上下班。
因为担心小区封闭无法出车，每天回家他都把车停在路边，把身上的防护衣脱掉，然后步行一段路回家。
进门第一件事是用酒精喷洒全身，然后洗手、摘口罩、脱衣服，把衣服挂到阳台上通风的位置，接着洗澡。一套流程下来，才能吃饭。吃完饭，就到自家阁楼进行隔离。
和许多志愿者一样，他不想将家人置于危险之中：「万一我传染了呢？再传染给他们怎么办，还是自我隔离一下好一点。」
封城35天，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城市，在无数个李少云、大象、陈杰这样的「轮轴」驱动下奋力运转。将这些「轮轴」拆解下来，志愿者们是一个个鲜活而丰满的公民个体，在这场与病毒抗争的耐力赛中，他们同样感到疲惫、无助、焦虑……
在大象看来，有些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因为缺乏应对机制，在疫情面前完全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他希望能健全志愿者专业化培训的机制：「你看他们接触医护人员、家人、其他的志愿者，你想想有多危险。因为他们在流动，这个疫情最害怕的就是在流动。」
但「大象们」在最艰难时刻的坚持，为武汉赢得了弥足珍贵的时间。随着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对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的落地，「国家队」入场，武汉市社会秩序有序恢复，就医、物资供应、住宿、交通等各项功能，渐入正轨。
李少云有了空闲时候。在女儿长时间的请求下，带她到小区的空地上玩了几分钟。
大象忙碌之余，在一个有晴朗阳光的天气里，去看望因疑似感染而吿假的志愿者丹丹，给她送去一些慰问品。两个人隔着空旷的街道遥遥相望。「以前不认识她，也从没有走进过。」但这一刻她的健康，对他如同家人安危一样重要。
出租车司机陈杰依然每天接送乘客。提到那些并肩工作的志愿者，他说：「这个时候能出来的话，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过命的兄弟。」
志愿者丹丹吉普车飞驰而过武汉长江大桥，大象看着车窗外，平静地说：「身后就是家人、朋友、乡亲……汶川我都去救助过，现在是在生我养我的城市。真的牺牲了，也是为自己的家乡，不亏。」
诚如钟南山院士所言：「武汉本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面对疫情挺身而出的武汉人，则是「英雄」虚无形象最真实最坚硬的载体。用大象在片中的话来说，「武汉人不寒哒，铆起来搞！」（武汉人不会怕，铆足劲跟它干）
整整一个月前，「武汉铆起」这四个字，是Figure创始人张悦在家人看春晚时草拟的这个系列纪录片策划案中的片名。后来因为担心不符合语法规范放弃了这个名字，但当我们看到易中天先生把副词动词化，在一篇文章中喊出了「武汉铆起」的口号，这一不谋而合更使我们坚信：「铆起」是这座苦难而英勇的城市面对灾难的姿势和面对同类的态度。
摘自易中天《武汉铆起，马屁精滚开》时代的尘埃，落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但一向瞧不上「瘫腔」的武汉人选择面对巨兽，「铆起来搞」，一如《在武汉》中的这些主人公。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为另一些不认识的人付出。当「铆起来搞」的武汉人一起为他人和这座城市承担的时候，这座大山有才可能被扛过去。
「民胞物与，念兹在兹。」这部8集纪录片所有想表达的，都在这八个字里。疫情会有消失的那一天，但这些日子我们因此产生的情感和记忆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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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观后感(五)：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完全就是因为这里有太多平凡的英雄
文：杉姐
昨天被纪录片《在武汉》刷屏
纪录片的开始，是一连串的新闻。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了33份样本含有新冠肺炎核酸。
2020年1月23日10点起，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26号凌晨，中心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
…
是的，武汉全面封城了。
那么，问题来了，医护人员的住址分布在武汉三镇，上下班怎么办？
骑电动车上班，电动车也有没电的时候啊，只能滑行……
一位工作了一天，终于坐上车的医务工作者说：
一上午做了135例核酸检测，浑身都湿透了，也没感觉累。
但下班找不到车，真的让人很心累。
医务工作者们是英雄，但他们也需要人去保护。
成为英雄，绝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出租车司机，陈杰白天接社区居民，晚上接医务人员。
他说，大家就像滴滴车司机一样，看到单子就去抢，没有谁会因为感染风险高，就不做事。
上车的人需要先出示工牌。
然后量体温。
和乘客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得知，即便是志愿者，车子也不可以随意出行，经常有司机的车被堵。
陈杰为了保证每天出行，都要把车停在小区外面很远的地方。
每次，等客人一下车，他会迅速拿出消毒的喷壶，把后座仔细消一遍。
是啊，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家人呢？
当然也会跟着一起担心。
陈杰跑夜车，妻子早上六点钟就发消息说，饭做好了。
一顿比平时早太多的早饭背后，终究是妻子，放不下的心。
可想而知，这位妻子为丈夫骄傲的同时，也为他日夜担忧
李少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是第一批报名去接送医务工作者的志愿者，但大家考虑到她一个人带着孩子。
没有回复她。
虽然女儿经常因为不能出去玩情绪不稳定，但李少云依然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她开始在微信里，建群，发布大家的信息，帮助医务工作者找到合适的出行车。
志愿者大象是探险队队长，他负责运送抗疫物资。
车后的一只红旗，在空荡的街道上，格外显眼。
忙了大半天，后备箱里，半瓶糖水罐头，就是他的午餐。
（大象端起瓶子，一饮而尽）有媒体向他求证志愿者何辉去世的消息，他说他并不知道，但放下电话，他重重的叹了口气，他知道只要有人求证，就很有可能是噩耗。
有新的志愿者加入，大象就会给他们送一份生死协议。
然后说一句：现在想退出还来得及，不丢人。
汶川地震时，大象也是第一时间跑过去当志愿者。
尤其自己又是探险队的队长。
他说，其实我们心肠是比较硬的
但，这次，他真的很沮丧，很无助。
一个人坐在路边的样子，像无家可归的孩子。
尤其当他看到一起当志愿者的丹丹生病之后，喘的像一个八十岁的老奶奶时。
眼泪决堤一样留下来。
大象和丹丹并不认识，连对方摘下口罩的样子都没有见过，却因为一起战斗过，更加明白彼此的心情。
那种有心无力的感觉，是最痛苦。
有位医务工作者说：你看，晚上那么漂亮的灯光下，几乎没有一个人走。
整个武汉仿佛停止了一般，到处都是静悄悄的。
但在这份静悄悄之后是什么呢？
是所有中国人的力量。
大家躲进家里，一呆就是一个月，只为不给国家添麻烦。
一批又一批的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
全中国的物资都往这里汇集。
大象说，我们平时说，冒着生命危险，那都是形容词。
但这一次，我们在做的事情，绝对是百分之一百的、三百的、五百的冒着生命危险。
即便是冒着生命危险，每当武汉有招录志愿者的消息发布时，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想都没想就去报名。
甚至因为报名人数太多，有很多人落选。
陈少云说，女儿长大后想当医生，我要努力守护她。
虽然疲惫、虽然豁出性命，但此时此刻，没有一个人后悔。
反而是无限荣光。
他们说：
作为医护人员也好
作为志愿者也好
这种事情
（很）可能是一生中遇到最值得干的事情
大象有一句话，特别感动我：
那一年，汶川都去过了，这一次，是为自己的家乡，牺牲了，也不亏。
我们记得医护人员十几个小时连轴转，也要记得在这座城市中的志愿者们。
他们和这些医务工作者一样，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摘掉口罩后脸上的印子，医生有，他们也有。
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完全就是因为：这座城市里，有这么多无名的平凡英雄啊！
大家好，我是每天辛勤写字的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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