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发表的《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前途》中正式提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主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大势的变化，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读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宣布辞去南京参议院临时议长一职。那天他在晚宴上发表了演讲。他乐观地认为革命已经完成，民族解放和民权即将获得自由。于是，他宣布:“今天，清朝退位，中华民族建立，民族权利和公民权利都实现了。只是民生还没开始。我们以后要做的就是这件事。”这样，三民主义就成了“一民主义”。孙中山本人也准备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一些成绩。1913年初，孙中山在讲话中还说:“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两大学说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民生不难通过和平手段逐步推动社会改善。”
然而，就在这次演讲后不久，宋被刺杀事件彻底打破了他的“一人原则”。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被流放海外的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高度集权的中国革命党。在1914年7月8日的总理宣誓中，孙中山宣布:“宣誓者孙文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指挥同志们，推动革命为民权和民生两项原则服务……”在后来出版的《中国革命党总论》第二章不难看出，孙中山以共和的名义看透了袁世凯的专制做法，民权根本无从谈起，于是“一民主义”变成了“两民主义”。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孙中山在南北短暂的和平时期再次变得乐观起来。他在8月18日浙江省议会上的讲话中说:“兄弟们一直倡导三民主义，现在国家和民权都达到了目标，民生要从土地问题做起。”
孙中山意识到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土地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想出解决办法，南北关系就破裂了。在随后的保法运动中，孙中山被南方权力派选为大元帅，开辟广州对抗北洋政府。这样，公民权利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孙中山有名气却没有军事力量，他只是南方各种强大派系用来对抗北方的一面旗帜。唐、、卢荣廷等军阀根本不听孙中山的命令。1918年，被排除在军政府保护法律之外的孙中山愤怒地写下了辞职通电的事，痛斥“南北是一丘之貉”，然后去上海闭门写书。此后，他不再说某某主义已轻易达成。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三民主义的成品虽然是1924年孙中山演讲的内容，但这些思想的定型却是在1919年的上海。这期间，孙中山不仅隐居著书，还对几十年的革命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包括对革命前途的思考。思维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三民主义的回归。民族主义从最初对满清政府的颠覆，演变为中华民族反帝反侵略的新阶段。他在1919年写的《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汉民族复辟，满清覆亡，但只达到民族主义的一个消极目的”，积极的目的是努力冲进去，实现汉民族“与满、蒙、回、藏人民相会，融于一炉，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总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最初是用来破坏满洲专制的。这种学说并不是新趋势所独有的。一直以来，我们都要扩张，融化中国所有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如果只是为了推倒满清的暴政，那还没有完成。"
近年来，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备受争议。有学者以孙中山高度集权的中国革命党为例，坚持他有专政，这与他自己的民权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其实意识形态和手段完全是两码事。中国革命党的组织形式，只是孙中山吸取了国民党组织松散，被袁世凯一步步逼死的教训，改成了革命手段。这种批评就像说华盛顿拿着枪打独立战争，所以得出他一定是军国主义者和战争狂人的结论一样荒谬！事实上，孙中山在上海隐居期间，也在考虑改组中国革命党，导致中国国民党于1919年10月10日正式改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