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诈骗犯罪辩护人、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诈骗犯罪防御与研究中心主任:广强律师事务所网络犯罪防御与研究中心秘书长，我不喜欢本人，对他所说的“海派清口”也没多大兴趣。本文想讨论:一、案件经过。第二，程序正义不是放纵犯罪，而是遏制公权力的滥用。第三，律师的专业性无论如何都是。虽然大环境无法改变，但是依靠律师的专业水平可能会导致整个案件的反转，从重罪到无罪，从腐朽到神奇。第四，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必须指出，非法证据不一定具有客观真实性，只是在取证手段上违反了程序正义的要求。例如，在周立波的案例中，装有子弹的枪支和毒品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完全排除，确实不利于惩治犯罪。岂不是让显而易见的嫌疑人逍遥法外？但如果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作为定罪的证据，则是对办案人员违法行为的认定。
此时，立法者面临着一个选择:牺牲部分实体正义来维护程序正义？还是牺牲一部分程序正义，容忍一定程度的公权力扩张来对抗个人？
美国立法者选择了前者。不仅排除了非法程序直接收集的证据，也排除了以非法证据为线索依法收集的衍生证据。证据法把前者比作“毒树”，把后者比作“毒树之果”。
排除毒树果实规则最早由法兰克福大法官于1939年提出，1960年由美国最高法院确立。比如刑讯逼供获取贩毒口供就是一棵毒树；以此口供为线索，藏毒处查获的毒品就是毒树的果实。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认毒树有毒，并将其排除在法律证据之外，但不同国家对毒树的果实是否有毒有不同的看法。英国属于英美法系，采取的是不排除毒树果实但限制使用的模式。但美国采取了砍树弃果的模式，彻底消灭了毒树的果实。
很多人会有一个强烈的疑问，美国立法者为什么选择这种证据制度？难道不是放纵犯罪，太容易得到空？美国立法者真的这么蠢吗？在周立波的案件中，非法持有枪支和毒品的物证是客观存在的，但周立波却能成功逃脱如此明显的罪行。但如果仅仅是获取口供的程序违法，那么根据口供线索获取的物证就不能成为定罪的证据，这会让很多人无法接受。
表面上看，美国的证据制度太容易纵容犯罪。只要办案机关存在程序性缺陷，获得的证据就会被排除在外，导致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但其实美国立法者并不傻。他们追求更高层次的正义，而牺牲了个人的正义。
在美国立法者眼中，滥用公权力的危害性远大于放纵个人犯罪的危害性。所以宁可放过个别违法者，也不要破坏整体价值。他们认为，采用毒树的果实必然会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腐败。面对公共权力，个人永远是弱势的一方。只有严格限制公共权力，才能保证每个普通人免于恐惧。
从长远来看，保护普通民众不受公权力滥用的正义大于牺牲个人正义的损失。即使一个案件可能存在不公正，我们也宁愿选择不正当的案件，也不愿选择滥用强大公权力所造成的危害。这种“宁纵不废”的选择，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冤枉好人比纵容坏人危害更大。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不公正的审判甚至有十多种罪行。因为犯罪虽然无视法律，但就像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破坏了法律，就像污染了水源。”。从遭受冤假错案的当事人的感受来看，一位在《错案发生的原因:导致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一书中经历过冤假错案的当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遭受冤假错案的感受相当于被活埋。可见错案对当事人和社会危害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