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演变
回顾这种被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初始阶段，如果找有痕迹的心，做一个“议迹议心”的粗线条评价，以美国为首的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感伤”的。
典型的表现是，庚子赔款后，美国人主动考虑把钱还给中国发展教育和医疗:建燕京大学是为了办教育，成为北大清华的基础；协和医院的建设是为了医疗——我注意到洛克菲勒家族的族长们以极大的热情做出了非常慎重的考虑。
有了硬件和软件，中国的现代医学要有全套的支持来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还有抗日战争中的飞虎队，以及越来越多像司徒雷登这样长期在中国做教育的教育家。这个阶段主要体现为关键词“感情”。
1949年新阶段开始后，中国对苏联“一边倒”。朝鲜战争中的热战之后，跟着两大阵营的冷战。关键词可以是“热战-冷战”。当然，这也把中美关系带入了低谷，一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敌对关系。
在决定邀请尼克松访华之后，在这个新阶段，我认为主题是“战略”:中美两国的战略出人意料地走到了一起，中国必须考虑在战略层面与美国的互动，以制约苏联；从美国方面可以理解，尼克松也认为，从战略家的角度来看，“不战而胜”(和平演变)是最好的前景，他也应该承认自己是一个积极与中国建立关系的有远见的政治家。
因此，在卡特任期内中美建交后，邓小平的战略思维与以往的高层战略思维一脉相承。在他访美之后，中美之间的合作开始更加广泛空。
在中美建交后的一个阶段，我认为它的主题是“利益”。大战略方面有默契和认可后，主要利益也在由高变低。摩擦明显上升到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导弹袭击，南海撞机事件。没想到“9.11”，是利益汇聚。中国入世后，还是挺好的。
现在的转折点，我觉得是迟早要走到一个“弱肉强食”主导的阶段。过了一个临界点，弱肉强食就会起主要作用。在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总量超过美国后，越来越多的人酝酿这种弱肉强食的法则来翻身称霸。
从哲学上讲，这种弱肉强食的法则是，无论人类文明如何发展，无论它说了多少自由、平等、博爱，到了某个临界点之后，老板一定是排外的，一定是想打压二胎:人同一个心，同一个道理——假设中国将来真的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一定要打压二胎。没有更多的理由这么说了。
在这个层面上，没有必要详细讨论贸易逆差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里面确实有对有错，但已经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问题，你再多谈也没用。美国目前的战略是，人们说进入了以中国为头号遏制目标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必须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直观可见的部分，是一座高于海平面的冰山，其下必然有综合考量和联合关系: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金融影响力和辐射力、考虑极端情况的军事对抗、软实力较量。
从这个全景角度考虑，中国还远没有达到与美国对抗的平台，你根本就不想在这方面采取孤注一掷的计划。网上有评论说“我宁死也不做美国奴隶。”我忍不住评论:“我死了就没有中国梦了。”。
理性讨论必须考虑在中国还远没有达到对抗美国的实力的时候，如何应对这种所谓的中美关系质变。在这个新的阶段，竞争可能是关键词，可能是主调，但也可能是打、停、打，这可能表现在这个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强度。我们也承认，中国的一些不当处理，加速了这种迟早要来的事情的到来，这是我们的失策。
这件事再多讨论似乎意义不大，但值得反过来思考，我们的理性态度是否可以进一步改善一点。最后中兴有人说实际情况是“掐我脖子”，导致很多被动因素被捅出来。
中美关系演变到现在。如果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键词是竞争和“场外”，这个阶段具有长期性。这是没有办法的。丛林法则下的竞争是现在的基本特征。
虽然中美关系的新阶段与过去的冷战有相似之处，但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陷入类似冷战的局面，并且有避免的可能性。
如果对避免冷战局面的可能性做最简单的分析和考察，可以说，我们近年来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是从理论上解释人类社会的供给侧创新，已经被推向了共享经济的正向时代。全球化让中美相互投资，产业链分工互补。曹去美国设厂。贸易战结束后，马斯克还前往中国上海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外资工厂。这种你有我你有我/[/。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伴随着相当大的发展空，世界上许多感兴趣的投资者仍在盯着中国市场。正面谈共享经济激励，负面谈核毁灭约束(这在二战后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在很多场合还是没破够纸)就是所谓的“核威慑”。
为什么二战后没有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核威慑使得人类社会未来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成为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不能再错过的战略机遇期，即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总结学者们的研究以来，我们的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理论上这是完全可以论证的，整体理解框架下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设计的起源是很有价值的。当时，邓小平的话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我近几十年的研究中，我认为他实际上否定了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时代的“战争和革命时代”的战略判断。
所以，从源头上认识到整个逻辑链发展的差异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决定了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因此，在时代特征下，如上述共享经济与核威慑相结合，中美两国除了顺应新一代社会(即将主宰整个社会生活)的主流诉求外，当然也要争取中国继续按照时代主题实现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
这种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同义表达，意味着美国无论有多难受，多无助，依然和平接受中国的崛起，不诉诸战争。
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中国自身的可能性是空。
在于我们能选择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中国必须下定决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被动地接管并试图应对它。在这个全球化的经贸体系中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做得更体面——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方面的工作都是不体面的。
在改革的深水区，改革公告那么多，指导原则那么多，但是落实的不够好。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改革和社会矛盾的积累是在赛跑。有人说改革和中国革命是一场竞赛，不要拖到一个不可收拾的领域。
如何真正改革，克服困难？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真正克服困难，开放是一股好力量。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一轮，杜润生先生说，这迫使中国改革和清理自己的文件柜——改革意味着寻求创新和制定强有力的计划，新一轮的贸易战也能起到这个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贸易战让我们有可能“化坏事为好事”。
贸易战对双方都不好。美国有信心“自费杀1000个敌人，赔800个”，有很多筹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可能比美国更宽容，但这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如果中国在某个临界点突然失控，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各种矛盾混在一起，不可收拾。回过头来看，从1988年的价格突破到学生潮和“六月风暴”，是不是快失控了？然后，在西方全面制裁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4%以下，决定性的逆转是邓小平的南巡。
但假设这种矛盾在中国再次爆发，谁来南巡？我们应该尽力避免这件事。“做好自己的事情”有着深刻的内涵，把握现实刻不容缓。在这方面，“化坏事为好事”，当然要“化压力为动力”。
我想这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今年的博鳌论坛，有领导出席，宣布我们会主动降低关税。事实上，压力迫使我们改变，然后，金融系统的领导人宣布了大约十项减少金融准入的措施，这些措施都做了真正的事情。
总理宣布，要降低关税，首先要降低汽车关税。其实这个必须要减。佐利克专门提到了这篇文章:中国入世这么多年，进口美国车在中国的关税是25%，而美国进口中国车。是2.5%。“我该怎么向总统解释？”设身处地，真的是一种表白。
随着汽车关税的降低，中国自己也降低了癌症等普通人特别需要的药物的关税。也恰好呼应了影响较大、好评如潮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总理特别强调，降低药品进口关税后，要时刻关注药品降价情况，落实到位)。
这些都是有社会基础和官方认可的改革空。这些都属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如果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压力变成动力，那么我们可能会逐渐“变被动为主动”。
如果从长远的眼光和悠久的历史来看这个过程，我们真的应该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又一个的经济，不可能永远是领头羊。历史上英国追上荷兰，美国追上英国。那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血与火，但现在越来越符合“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大家都是怎么打的问题，不会导致最后残酷的战争局面。
随着对这些情况的全面把握，中国逐渐做大做强，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中我们实际上必须认同的另一个逻辑:在这个全球化、共享经济和核威慑的时代，“地球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即“摒弃输赢的旧思维”——这是领导人明确宣布的。
可能有人会理解这是一个宣传术语，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研究者必须把这个道理解释透彻，这其实是有严谨的学术理论支撑的。在这样一个“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是大国，中国是新的大国，中国在走下坡路，或者说美国的大势在走下坡路，这是不可忽视的。
所以，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如果要在几十年的时期内向前看，如果中国能够避免矛盾的爆发和跨越临界点，能够普遍消化这一时期的突出矛盾，借助“最好的朋友”时间，我们就应该有信心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有学者用数据画了一条有趣的曲线:从1900年到2017年，美国GDP增长了36倍。
然后，中国GDP到2017年翻36倍的过程开始于1987年(改革开放后8年)。GDP翻倍36倍两条曲线高度一致，但中美时间轴是1: 3.9！这是工业革命落后后中国“长期快速增长”的直观表现。这么大的市场潜力，全球化和核威慑的天赐良机，我们能继续这样下去，真正遵循与世界共赢的逻辑，走上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道路吗？这是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争取的前景。
按照这个框架来理解中美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真的很值得安排。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吗？
做好自己的事。在这次改革中，我认为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反思。是不是有些地方的人说“右灯左转”，甚至“双闪反”，宁左不想在社会上是对的。这种氛围，一轮又一轮的私有制的消灭，私营经济的退出，说起来很吓人，完全和十九大的文件格格不入，但是说这话的人很稳妥(确实，
总有这样一股暗流，显然是在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能否有更坚定的态度去遏制？中央要求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那么重庆敢打击这么多错案吗？目前国内只翻了一个张文忠案，另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件似乎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一件实际的事情。
如果不能真正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其实在内部讨论中，也没人说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早就说清楚了。1986年，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出来，经济体制改革不会走远。但是1989年以后，他就没再提了。他应该希望的是“后代比我们聪明”的解决方案。
比如，从战略考虑到战略层面可以把握的一个结合点，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无休止地搞什么积极的设计方案(会拖延很多年)，也就是要借鉴“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从1880年到1920年的40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进步时代”遇到的问题和中国当前社会积累的矛盾大同小异。
有学者专门写了吸引高层关注的文章，就是从“加强管理”的角度切入的各方难以拒绝的事情，以及政府财力依赖规范——依法治税是必然选择，钱带来后如何使用，税收和其他非税收入结合，预算如何规范，如何透明，如何增加公众参与，接受公众监督。因此，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一套东西。
在这一过程中，在媒体的帮助下，公意的表达机制变得不可阻挡。不仅有官办媒体，还有自办媒体，还有这么多多元化的媒体来监督政府，督促政府把事情做好，类似于美国在进步时代采取的措施。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积极设计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但必须抓住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这两个美国最典型的直接税。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因为进步时代确立的这两大直接税支柱的作用:联邦政府主要靠个人所得税生活，地方政府的地方层面靠财产税生活，中部各州更依赖销售税——形成政府“钱从哪里来”的非常清晰的框架，并通过有效的再分配不断缓解收入差距。
虽然有一些批评没有得到足够的缓解，但至少比中国好得多。中国到现在讲了那么多社会主义，但是我们自己的直接税还是很差，相关改革还是很难进行。这些都是“做好自己的事”所必须的。这里只能说说。
对外，有些事情一定要低调。当时看得很清楚，告诉李，跟随美国几十年的人都变富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如何致富？既然不是说要通过战争和革命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然后发展，那么集中精力发展就是最基本的常识。中国有那么多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各种扶贫问题，高调外援应该就够了。
至于欧洲和日本，可能他们也想看到美国牵制中国，他们也觉得自己有机会。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眼中的这些机会。事实上，在多边游戏中，我们肯定可以对抗美国。
这样，我们寻求避免中美之间在不破裂的情况下发生最糟糕的冷战式的战斗过程，在战斗和停止过程的不同阶段找到一些新的平衡点，并推动它们向前发展——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哪里的人和孩子更有资格。很多都在美国、欧洲、澳洲、加拿大，原因和“软实力”有关——教育、科技、人文、人的“走出去”。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曹去美国设厂跟产能，这是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跟随产能的企业投资和资产分配不应该是这样的吗？美国资产大量来华，中国资产大量赴美，这是好事。这些东西，这些基本因素，都值得无形中很好的调动和应用。
原则上要说一点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用好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东西。关于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强调的是，他们并没有普遍否定私有财产的占有，而只是否定用它来奴役他人。
《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在共同劳动和资本社会化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过去，由于我们有许多僵化的思想，所以不敢讨论这个命题。其实马克思说的肯定不是有人说的生活资料所有权——个人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是自然拥有的，没必要讨论。工人必须用自己的工资吃饭穿衣。
马克思说的话在当时其实是实现了的。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扬弃，马克思对“消极扬弃”进行了区分，并将其提升为“积极扬弃”。这不是很重要的思想出发点吗？
而继承这些原则对应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初心——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共产党人在达到执政党的地位后占据道德制高点，这是多么好的一套原则啊！可惜现在国内讨论不够。
如何理解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平心而论，这种“自由”是如何与民主法治相结合的？我最简单的说法是“走向共和”，这是中国很早以前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承认的——我说走向共和应该是“把权力和人性放在法治的牢笼里”，我认为这是全世界都可以讨论的，可以形成共识的。
美国说要打压中国——我说的弱肉强食，没有更多的理由可谈，但是本着“自由”的原则沟通，中国有自己的空，也有很好的基础让我们通过对接道德制高点来更好地与其他经济体沟通合作，这一点我们还不够用。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大部分理想现在首先在北欧和英国实现。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不就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前景吗？高累进税和资本约束可以进一步讨论。有人说“民主社会主义”在几年前拯救了中国，那种讨论似乎成了一种贴标签的方式，成了按照资本主义自由化必须批判的东西。
想象一下为什么不能讨论。恩格斯晚年明确指出，用和平手段解决他们认为用暴力革命手段解决的问题是可能的。在生活实践当中，北欧系和福利国家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得到了现实的肯定。
我认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中国在其“软实力”上不允许人们讨论，那就成了我们的短板。在国际交往中，要求同存异，要调动这些感情和想法的共同点。
4大思路基础上可以提出的建议
基本思路是把握大战略、高层次战略，引用邓小平当年的思想和领导人提出的一些好的理念，深刻理解中美关系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搞好。至少争取一个“战而不破”的新平衡。
我的建议是:第一，淡化意识形态，不要陷进去。必须确认，过去几十年追随美国的人已经变得富有——这是常识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应该认为得到合作与竞争中一个基本统计现象支持的。
在中美交流方面，要全面开展，中国全面学习美国也是必须的。华为被美国如此严厉打压，但任赴美后，由衷敬佩美国的高科技，一再强调要好好向美国学习。
其实这是一千条原则中非常务实的观点，不应该破坏任何一条。当然，从战略和战术上来看，应该反击的必须反击。
第二，“善于笨手笨脚”。就是要实事求是，有自知之明，才能看到很多地方都不如别人——现在《科技日报》列举了几十个核心科技领域，以及我们的缺点是什么样子。
当然，我们已经走到了前面，比如高铁组装能力方面。现阶段高铁时速在350公里左右，中国在竞标中最有竞争力。但是中国高铁还是做不出什么车轴，完全靠进口，这是我们的短板。
“善于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告诉我们不要拉旗，不要当领导，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邓小平说我们当不起领导，但是会失去很多优势，现在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三，坚持全面开放。你有我，我有你，这是最好的选择，世界上没有任何障碍。逻辑上来说，你想和平地进化我？我想和平进化。你呢？真正的自信在于谁能更好地理解和符合客观规律。摩擦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总的来说，争取双赢没有硬性障碍。
第四，中国应该很好地扩大内需。领导已经注意到，现在正在部署一系列措施。扩大内需的途径一是投资，二是“活力和良好预期支撑的消费”，其次才是投资。
拥有近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近年来显示出了回旋的余地。我国出口对中国的实际支持增长率已经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统计显示，2016年已经显示出负面支持。
所以在这方面要有一定的信心。现在有很多不良态度和不良预期，观察后以夸张为特征。在消化融合之后，更多的东西会帮助我们聚集扩大内需的信心和有效性。
第五，改革一定要克服困难，现在应该肯定的一些东西要继续扩大成果。比如三中全会提前召开后，今年两会就规划了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结果多年不敢动，终于动了。全社会养老统筹要顺势而为。这种个人所得税引起的轩然大波，使得顺势而为解决这个难题成为可能——这是多年来部门利益所阻碍的事情。
在PPP的帮助下，很多具体的正面设计是无法混合的，但是一旦做了PPP，你会发现SPV自然是一种混合所有制，政府不想占主导地位，给民营企业，有足够的社会资本空。
通过这种事情，让所有人和整个社会看到它，而不是陷入邓小平的论点，没有结果可以赢。还有司法改革，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现在人们对中国司法的信心已经到了很低的程度，必须改变。
第六，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其非常合理的核心，它应该是渐进的，主要是向西的，并扩大其联系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被训练懂得如何处理复杂的事情，如何与大家和平发展。
第七，中国要制定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规划，必须要几十年。不细说，要去中国才有能力“推倒防火墙”，让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这一定是对我们的全面考验。
第八，提升中国软实力。这篇文章远未研究，但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