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中文名称

公地悲剧

外文名称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定义

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如草场过度放牧、海洋过度捕捞等

应用学科

资源科技；资源管理学

中文名称：公地悲剧

英文名称：tragedy of the commons

定义：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如草场过度放牧、海洋过度捕捞等。

应用学科：资源科技；资源管理学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提出来的。 困局经济学公地悲剧不应照字面的意义解释，而应视为一种比喻的概念。 这个词汇是一种现象的简称，并不是对这个现象精准的描述。

“悲剧”一词不应依常理视之有悲剧性，也不应被视为一种归咎原因的谴责。此外，Hardin 对“公地”一词的使用也常被误解，这导致了哈丁后来认为他应该将他的论述标题改为——“未受规范的公地之悲剧”。

公地悲剧一文着重于解释经济、发展心理学、博弈理论和社会学领域。有人将此视为“意外行为”的范例，伴随着个人在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互动所导致的悲剧结果。

Hardin的论文一开始便将注意力集中于无法借由科技工具解决的问题之上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使用。

哈丁特别提及地球资源的有限以及有限资源为所谓的“生活品质”所带来的影响。如果人口成长最大化，那么每一个个体必须将维持基本生存之外的资源耗费最小化，反之亦然。因此，他认为并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科技可以解决在这有限资源的地球上如何平衡人口成长与维持生活品质的问题。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2009年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在其著名的公共政策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1]中，针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和探讨，同时从小规模公共资源问题入手，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无形资产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动力源，拥有无形资产企业就掌握了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然而，伴随着越来越活跃的产权交易活动的展开，我国国有企业以各种形式流失的无形资产难以数计。无形资产流失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如无形资产具有的无形性、不稳定性等特性，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如缺乏利益主体的关注、缺乏有效的行为监督和约束机制等等。例如“冠生园”事件，南京冠生园黑幕曝光后，包括上冠、武冠、新冠在内的整个“冠生园”品牌都受到连累，这说明“冠生园”品牌发生了“公地悲剧”。现实中，我国饮食行业的老字号，差不多都经过了一个产权公有化的过程，像冠生园一样多家企业使用同一品牌。白来的东西不珍惜，于是有人摘果，无人栽树。要真正珍惜老字号这笔无形资产，就要把它当作有价资产来监督、管理，这不仅是一个要落实财产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确立产权人和收益人的问题。凝结在中华老字号上的“无形资产”，都是前人“有形注入”的结果。这种“有形注入”，既是严格的质量管理，也是看得见的物力成本。对此，我们应结合企业特点，做好无形资产保护工作，防止无形资产流失。

如果说“冠生园”事件是国有企业在品牌上的“公地悲剧”，那么国有资产流失则是有形资产的“公地悲剧”。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是指运用各种手段将国有产权、国有资产权益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国有收益转化成非国有产权、非国有资产权益和非国有收益，或者以国有资产毁损、消失的形式形成流失。由于国有产权的虚置和模糊。国有企业成为众人的公地，于是资产流失的“悲剧”随之发生。有形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一是资产评估不合理；二是产权交易中的折扣行为；三是优惠政策，如有的地方对本企业职工给予20% 至30% 的优惠，亏损企业也给予一定的优惠等；四是企业内部人控制，损公肥私。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因素都与我国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密切相关，这些因素虽然都一定程度地引起资产流失，但这是我国现阶段为深化改革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完善管理、加快发展来解决。一些地方的实践也证明，通过产权改革，产权清晰了，权责明确了，出资人的责权利意识得到了强化，有效地推动了企业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对于由企业内部人控制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是应该坚决反对和制止的。必须完善企业产权的制度化改革，加强监管和处罚，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规范管理，防止这类现象的发生。

说到哈丁的“公地悲剧”或曰“公有资源的灾难”，那是对个人在利用公共资源时存有私心的确证。哈丁将这一状态模型化：一个向众人开放的牧场，在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决于他所放牧的牲畜数量的多少。由于在缺乏约束的条件，当存在过度放牧问题时，每个牧羊人虽然明知公地会退化，但个人博弈的最优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数量，久而久之，牧场可能彻底退化或废弃。这就是“公地悲剧”。“公地悲剧”的发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公产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公地悲剧”并非绝对地不可避免。

“公地悲剧”展现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悲剧”的意义就在于此。根据哈丁的讨论，结合我们对挣扎在生活磨难中的人们的理解，“公地悲剧”的发生机理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勤劳的人为个人的生机而算计，在一番忽视远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没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强制，最后，导致公共财产——那个人们赖依生存的摇篮的崩溃，所以，美国学者认为，公地悲剧发生的根源在于：“当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处置公共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发生。“公地悲剧”的更准确的提法是：无节制的、开放式的、资源利用的灾难。就拿环境污染来说，由于治污需要成本，私人必定千方百计企图把企业成本外部化。这就是赫尔曼·E.戴利所称的“看不见的脚”。“看不见的脚”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公地悲剧”源于公产的私人利用方式。其实，哈丁的本意也在于此。事实上，针对如何防止公地的污染，哈丁提出的对策是共同赞同的相互强制、甚至政府强制，而不是私有化。

“公地悲剧”说明的是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而使资源被过度使用。就企业而言，由于产权高度抽象模糊，职工没有产权意识，没有行使产权的内在动机。其结果是，产权流于“国家所有。人人所有，又人人没有”，以及“人人所有，人人没有。谁都应负责任。谁都不负责任”的状况，因而出现两种极端现象：一方面职工对企业漠不关心，不爱护；另一个方面，短期思想严重，只想分光吃净，竭泽而渔，不愿扩大再生产。前者导致资源利用不足，后者导致资源滥用。

尽可能地将资源或企业的所有权明晰，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责任和义务。科斯定理证明，一旦产权明确规定，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络、谈判、签约等等的成本足够低，则无论将产权划归给谁，最终总能达到该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同样道理，只有做好企业的产权安排，才能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对国有企业而言，应明确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必须指出的是，产权稳定和产权明确同等重要。如果产权不稳定，即使产权明确，也会对资源进行掠夺性的使用。

基于具有公地特性的国有企业往往发生“悲剧”这样的现实，国有企业应退出竞争性领域，保持在非竞争性领域的地位。为此，我们应积极探讨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问题。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形式总的来说有三种：一、私人完全供给，指公共产品的投资、生产以及修缮由私人来单独完成，私人通过收费的方式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二、私人与政府的联合供给，指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私人和政府形成某种联合，即政府对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给予一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如政府补贴私人植树造林等；三、私人与社区的联合供给，指私人与社区通过有条件的联合来提供公共产品，社区可给予私人一些优惠政策如提供场地等，这样私人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来提供社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让公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由于国有企业的国家所有是一个虚置、模糊的概念，因而具体到某个企业，当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时，厂长、经理们往往会中饱私囊，增大代理费用，使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即所谓委托——代理问题。当职工意识到个人努力程度与企业经营相关不大时，便会产生出工不出力、损公肥私等搭便车与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代理组织的建立固然可以大大降低产权的行使成本，但由于传统的公有制经济模式缺乏一套对代理人的约束机制，使代理机构日趋臃肿和僵化，代理组织的运转和调整耗费了日益增多的资源，代理费用日益升高，产权行使费用过高的矛盾很尖锐。有鉴于此，专家呼吁，在不断完善企业约束机制的同时，也要建立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实行责、权、利的有效统一。在这方面，一些民营企业实行的股权奖励制、年薪制等，有借鉴意义。

公地悲剧在英国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历史书中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但是书中没有提到：“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我在这里不是想为“圈地运动”平反，因为从道德伦理上讲这是一段血腥的历史。但是如果没有“羊吃人”事件，最终的结局将是毁灭。现在世界上土地保护好的地方，往往都建立了土地产权，而那些土地破坏严重的地区，往往是还没有建立土地产权的地区。与此相应，最近热门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公地悲剧”呢？

现在多与公共产品易被损坏和权责不够分明相联系。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也可以从“公地悲剧”的角度来解释。草地属于公有产权，零成本使用，而且排斥他人使用的成本很高，这样就导致了牧民的过度放牧。厂商对消费者需求的需求类似于牧民对草地的需求。消费者需求也没有排他性使用的所有权，厂商对消费者需求的零成本使用必然会产生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另外，产业在进入者进入之前是无人所有的，谁先进入，谁先占有，市场份额对厂商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市场份额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样就会出现各厂商为了争夺市场份额纷纷抢先的进入市场的现象。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前经济建设中的过度进入问题所面对的是公有经济产权结构。在这种产权结构下，产权名义上归全体人民所有，但由于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的成本过高，造成了实际上的所有者缺位。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利益集团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搞建设，由于彼此信息不充分，造成了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

既然消费者需求和市场份额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们不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那么，就需要政府对这两种公共物品的产权进行重新界定。如采取市场进入的许可证制度等。同时，政府在重新界定公共物品产权时，也可能会出现寻租行为，还可能出现少数大厂商的垄断行为。这样势必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水平。因此，过度进入的解决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对产权的界定来解决，而主要应在市场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中来解决，要使市场机制充分而有效的发挥调节作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解决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