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悄然去世好几日后，才由他的一位汉学家同事公布于众，可谓萧疏寂寞之极。不过，一位学者的“千秋万岁名”终究是由他的文章著作所决定，在这一点上孔飞力本人和他的读者想必都深具信心。今天活字推送三联版“孔飞力著作集”责编曾诚的一篇关于《叫魂》的旧文，以悼念这位史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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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这本书多年之后重又回到我们的视野，而作者孔飞力早已从哈佛大学的讲席隐退，安住在波士顿附近贝德福德小镇的一所老年公寓里了。他的学术生涯，因为《叫魂》这部名著而被一般读者所了解，这也正是由于他的写作的对象不仅仅是学者和专家。
前不久，在聊天中偶然提到新版的《叫魂》，一位曾经被孔飞力指导博士论文的学者回忆说，孔飞力对学生也是同样的要求：哪怕是论文，也要设法让更多的人有阅读和了解的兴趣，如果研究的问题不能吸引人，至少在写法上要用一些心思。是啊，不妨看看《叫魂》的开篇：“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这样强烈的修辞，戏仿《共产党宣言》卷首“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其实只是为博读者的会心一笑。看到后面自然明白，“叫魂”妖术的故事只是全书的一个引子，可不是像“共产主义的幽灵”那样能让整个统治阶级发抖的。
1768年短短几个月的“叫魂”妖术，在孔飞力认真对待这批档案之前，原是清史中毫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小波澜。但恰恰是透过它，有如透过一个棱镜，层次分明地折射出乾隆盛世中皇帝、官僚和普通百姓这三大历史主角的不同心态，用孔飞力的话来说，让我们看到“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百姓对于妖术的发生普遍有恐惧感；乾隆帝在事件中逐渐确信妖术其实是谋反的烟幕；而督抚和县令等各级官僚对这类事情自有一套应对之方，对上对下本来不难打点，但这一次却意外失效了。
为何失效了？产生于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分歧，是整个故事中最重大的关节，全书最终也收束于此。孔飞力将“叫魂”案这一类触怒皇帝的事件称之为“政治罪”，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为什么官僚对于政治罪不像君主那样震怒或恐慌呢？书中解释说，政治罪是皇帝的问题而非官僚们的问题，由此描述出中国政治体制运作中，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相互冲突又相互制约的情况。在这样的“官僚君主制”当中，各级官僚其实并不对王朝的最终利益负责，政绩和升迁才是他们关心的事，因而缺乏对政治罪的敏感，很自然地会将政治罪事件转化为常规行政事务来处置。
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刊行之后，引起了学界颇大的关注
在“叫魂”案中，皇帝曾将怒火对准了倒霉的江苏巡抚彰宝，彰宝上任后查处了一桩扬州盐务舞弊的大案，但对于割辫妖术的几个传闻却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弘历斥责道，盐务“不过地方公事之一，况已查有端倪，无甚棘手。若匪徒潜匿肆其鬼蜮伎俩，扰害闾阎，民生之害最距要”，批评他“轻重倒置”。彰宝追查妖术疑犯，没有越过省界到安徽去，也是他渎职的又一证明。从彰宝的角度看，他是忠于职守的，跨省追捕疑犯有点过分；但从弘历的角度看，彰宝尽了职却没有尽责，对于这样的案件怎能顾忌小节呢？
在讲完故事的始末之后，孔飞力引用了卡尔·曼海姆的一句话，显得意味深长：“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这句话出自曼海姆的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从《叫魂》对这句话的解释来看，孔飞力并没有将曼海姆的原义运用于他对中国的分析。曼海姆在论述“政治科学”时，将行政与政治做了严格的区分：行政一般处理重复发生的情况，可以用固定、常规的方式处理，往往是理性的；而政治与此相反，属于非理性的领域。而“现代文化的主要趋势，其实是将尽可能多的事务，从非理性的领域转化到行政的理性的控制之下”。曼海姆举了个例子，150年前的旅行者要面临成千个意外，而今天一切事情按照时间表进行，是行政体系使得旅行可以被控制。
回到叫魂案中，弘历能在貌似常规的司法、民事案件中发现谋反的影子，这是因为他有特别的敏锐眼光，无疑是政治的能力，一般官僚并不具备。孔飞力的解释是，中国的皇帝要为王朝社稷忧心，而官僚集团的关切与此不同。在孔飞力竭力揭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总危机中，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缺陷，也是《叫魂》的发现之一。但我想，曼海姆不会这样静态地看待问题，这一点能否成立其实也有疑问。
将政治问题行政化，如上所言，是现代文化的一般特征，或者说政治体制正常运行的某种必然。关键在于，对于涉及稳定和安全的重大事件，在萌芽时，是否能发现并超出常规地加以处置，这是“政治的能力”。当然并非只有皇帝才能具备。本书中写道，到了1768年的秋天，所谓叫魂妖术逐渐显露出其捕风捉影的真面目，在北京以刘统勋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比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审讯、定案，以及随后弘历的上谕，比较妥善地化解了这一危机，也保全了皇帝本人的面子。军机大臣在政治上的眼光和能力，从这件事看来是不逊于弘历的。
这也正是曼海姆所言的真正意味——所谓政治，就是要在貌似常规的行政问题中发现那些不同寻常的“种子”，如何发现和处理这些未知而且意义重大的事情，才是一切有关政治的核心问题。《叫魂》一书所揭示的中国专制政治的横断面，印证了这一点。建立在细致鲜活的档案材料之上的历史，完全离开了作者最后的理论解释，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并非特别朽败的体制，它的缺陷植根于政治与行政的张力中，是能从一般意义上加以理解的。更进一步说，近代之前中国的相对落后，并非因为中国社会本身的特殊、乖张，更多的是由于它缺少自我更生的能力。
《叫魂》书中十八世纪的中国，不论在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看来，都有丰富的意涵。在译者后记里，刘昶提到，他来到孔飞力的办公室取《叫魂》的材料，孔飞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刘昶当即回答说：“当然看得懂。”孔飞力多虑了，不只是《叫魂》，也不只是中国，所有杰出的历史著作，当我们在悉心阅读时都不免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本文原刊于2012年8月17日《北京青年报》，经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