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先是费尽心机打败了其他皇子登上了皇位，紧接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力排各种障碍，甚至不惜得罪各方势力推行的新政，这个新政在雍正朝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清王朝的国力在雍正朝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强，并且他的“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新政得到了最基层的农民的拥护，因为这些新政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应该说比动不动就免去税负要强的多。
雍正推行的“火耗归公”的新政，为国家的增收和年轻老百姓税赋负担都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
到了雍正十三年，康熙留给他的那个徒有其表的烂摊子，被雍正基本上收拾归拢的挺好的了——雍正登基的时候大清国库只有不到七百万两白银，但是在他死的时候，大清的国库里已经有了超过五千万两的白银。
仅就这个数据来看，雍正的新政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成功不仅仅体现在国库的充盈，更加体现在国库充盈的同时并未增加老百姓的负担，相反普通百姓的税负得到了减少。
这应该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但是到了他的儿子乾隆的手里，雍正的新政基本上就算废光了，除了“改土归流”之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雍正的继位者，他的皇四子弘历，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既好大喜功，沽名钓誉，又奢侈浮华，挥霍无度的皇帝。这就是所谓的活的最长，在位时间也是最长的清乾隆皇帝。
对于雍正推行的诸多新政，乾隆的态度是“享受成果，否定政策”。这与乾隆自小受他的皇爷爷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非常崇拜他的皇爷爷，但对他自己的爹却不是很感兴趣，甚至对他的父皇的很多做法是很不满意的，只不过在他当皇子的时候比较聪明，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而已。
乾隆认为，雍正不顾一切的推行新政，尽管实现了国库充盈，但也已经深深地得罪了士大夫集团和满族的旗人集团，他的概念就是为了银子而得罪这些对皇权巩固影响巨大的的利益集团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在乾隆继位之初，对于朝政采取了改严为宽的温和政策，推行新政的力度也就减弱了许多，这让那些感到利益受到威胁的士大夫集团和满族旗人集团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乾隆为了标榜自己的仁政和爱民，对此宣布对一些省份的减税，甚至包括那些对朝廷财政收入有很大影响的两江和两湖的税赋，这种以宽代严的“仁政”，一时间的确得到了士大夫集团和富户士绅们的拥护和称赞，乾隆的个人声望也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
尽管雍正给乾隆留下了非常可观的厚实家底，但是，盲目的减免，甚至仅仅为了博取一个“贤明之君”的名声的与“士大夫集团”的让利，使得国家层面的收入能力和收入水平大大降低，乾隆朝中后期不得不由朝廷主导明码标价的“卖官鬻爵”就很能说明问题——乾隆个人的“贤名”付出的自乾隆之后的根深蒂固的“吏治腐败”。
同时，到了乾隆朝的中后期，乾隆再一次重拾他老爹的办法，再一次开始进行追缴朝廷官员拖欠国库欠款的办法，并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相对于充实国家实力，乾隆更大的兴趣，是为自己搂钱。为了实现古往今来第一个成就十全武功，第一个成为十全老人的“千古一帝”的个人目标，乾隆打了很多不该打或者说不该大打的对外战争，同时，频繁的江南巡游，大兴土木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在废黜摊丁入亩之后，土地的兼并变本加厉，康熙和雍正时期未曾激化的由于土地过度兼并造成社会矛盾开始爆发，清朝在乾隆后期就开始了不可逆的败像。
雍正极度的重用和依赖巨贪和珅，使得士大夫争当“奴才”成了时尚。和珅倡导的“崇文门关税”和“议罪银制度”，为了替乾隆个人敛财，开启了恶劣风气。从根子上带坏了清朝整个士大夫集团的风气，奴才相和贪腐嘴脸相映生辉，逐渐变成了整个中国文人集团的固疾。
乾隆一方面废弃了雍正累死累活建立起来并去的显著成效的新政，另一方面又为了个人的“完美”耗尽了他爹给他留下的家底。
到了他的儿子颙琰接替他的时候，惩治腐败的终极目的居然是眼红和珅的“富可敌国”，杀了和珅，吏治腐败，奴化腐朽的朝廷局面并未得到治理，仅仅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而已。
嘉庆接手的时候，大清已经是经乾隆治理了六十年而变得成千疮百孔，各种矛盾频繁出现的烂摊子。
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二十年时间是在“平叛”和“镇压”当中度过的，相当于是给他的老爹还债，债还得差不多了，嘉庆也就基本上到头了。及至嘉庆突然暴毙，接手的道光，面对积重难返的破烂江山，也就只有带头节约的无奈也没什么出息的“节流”手段了。
一眼望去，这个大清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不知道雍正在九泉之下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