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孔道与平台作用
——兼谈山西右玉的地缘政治形势
历史上同处于雁北的云朔二州经常连指，实际上这个看似整体的地区，却包含着两个自然地貌差别颇大的区域：一个是位于桑干河流域，由大大小小的冲、洪积平原组成的云、朔盆地；另一个是处于吕梁山北部下伏地带、晋北波状黄土高原的平鲁、左云和右玉。
两个地区西高东低，如唇齿相依，历史上许多事情都发生在这两个相邻的区域。
位于晋北波状黄土高原的右玉，因为控扼着北通蒙古草原、河套的关口，绾毂通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交通，从而令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一度很高。
右玉县境内三座汉代城址
历史上，在今右玉县境首次出现地方行政建置是战国赵武灵王设立的雁门郡，并被统一后的秦、西汉继承。雁门郡治所善无县城址已经被考古工作者认定为“与现在的右玉城相重叠”。
善无故城城址位于由南向北流淌的沧头河东岸阶地上，北距杀虎口10公里，“南北相距约2000米，因沧头河水将西城墙冲毁”，东西城距难以实测，仅从略呈方形的城址平面估算，雁门郡治善无县城周约12～16里左右，规模比周9里的明代大同右卫城要大。
善无故城墙体“为黄色花土夯筑，夯层厚7～8厘米，夯层明显，土质较硬”。城内到处可以采集到裸露在地表的汉代陶片，出土有带“千秋万岁”铭文、云纹的汉代瓦当，文化层中还发现五铢钱；在古城周围10里之内分布着汉墓群，表明右玉镇城曾是汉代的城址。
那么这是否西汉雁门郡治善无县城？
今右玉县境内还有两座汉代城址：一座位于县境北部的破虎堡村东1公里兔毛河上游北岸，现存长方形城址，考古工作者判定为西汉雁门郡沃阳县城遗址。另一座位于今右玉县城西南12．5公里树儿照村西北的沧头河水西岸，东北距威远堡2公里，古城周围散布众多汉墓群，考古工作者判定该古城为西汉雁门郡中陵县城遗址。
由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山西省历史地图集》都将秦汉雁门郡治善无县城址标绘在今右玉县城西南的汉中陵县城遗址的位置，而将汉中陵县城址标绘在今山西朔州市的平鲁城北，导致理解上的歧误。
据《水经·河水注》记载：“河水又南，树颓水注之。水出东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东北流，迳中陵县故城东。……又西北流，迳善无县故城西”。
《水经注》所载中陵川水之流路及其与汉代中陵县、善无县故城址的位置关系，同上文所描述的威远堡西南2公里的古城址和右玉镇古城址完全相合。比较右玉县境三座汉代城址的周长，显然压在右玉镇城下面的汉代城址规模最大，因此，考古工作者认定雁门郡治所善无县城址在今右玉镇城的位置是正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山西省历史地图集》所标位置皆误。
从自然地貌环境来看，平鲁城地处晋北高原，“北面高山，东西岗阜环绕……其地寒苦瘠薄”。山丘连绵，沟壑纵横，只有今平鲁区政府所在之井坪镇附近有小片平地。地理条件不适宜大面积的农业耕作，古代没有农业也就难以支撑城市。因此，汉代没有可能在今平鲁城附近营造中陵县城。
反之，中陵川水流迳的今右玉县境内，发育着十几条大大小小的河流，有相对平坦、土层深厚、适宜农耕的河谷盆地，能够支撑营筑城池，设置郡县。经考古探明的右玉县境三座汉代古城的选址，中陵县位于中陵川水上游，善无县位于中陵川水中游，沃阳县地处中陵川水支流沃水的上游，分别控制着主要的河谷农耕地区。而右玉镇所在地适逢河谷最宽阔的地段，更宜上下呼应，所以，雁门郡应设治于此。
参合陉——草原部族出入的首选之途
右玉县所在的雁北山地高原区与大同、朔州所在的平川区，历史上始终是整合的一块地域，而有别于东部的代郡，而且历来是草原势力入境的首选之途。
匈奴 汉武帝元光二年匈奴“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武州塞为武州山之隘口，即今大同市西武州川的上源分水岭。过去人们以为匈奴系从大同北境今丰镇一带入寇，实际并非如此。而经常性的往来是从杀虎口入，然后沿武州川河谷东出武州塞，或南逾岭而下马邑，直扑雁门关。
元朔年间，匈奴屡次入塞，汉“大将军卫青出定襄，击匈奴。……斩首数千级而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从汉代这三个郡南北相连的空间位置关系，从西汉设置“典武职甲戍”的都尉多分布在阴山以南至今右玉杀虎口以北一带，阻挡匈奴入侵通道之目的十分明显，可以推断匈奴与西汉经常冲突往来的地区就是从今天的右玉县向西、向北至内蒙古大青山一带。
鲜卑 鲜卑人的迁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鲜卑人南下路线的分布。
历史上鲜卑人的南下曾经分作几条途径：第一，经过西辽河流域和辽西走廊，进入中原；其次，由大兴安岭南下至内蒙、山西交界地，穿过山西高原进入中原；第三，自大兴安岭南下后，西趋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再继续南下陕甘。
鲜卑人的第二条南迁路线，正是经过今杀虎口、右玉而进入雁北地区的通道。先后来到这里的有慕容、吐谷浑、乞伏和拓跋部，鲜卑诸部一步步南下的路线几乎完全一致，都是沿着大兴安岭东侧南下，到达燕山以北；再从内蒙古大青山、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南下，然后分途进入晋、陕、甘、宁交界地带。
这条鲜卑诸部南迁的线路显示黄河中游的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与雁北右玉、大同、朔州，是南联晋中、晋南盆地，北上蒙古草原，西走陕北、宁南、河陇和青海，东去燕蓟的一条重要的十字走廊。
历史上有两件事实可以证明上述推论：
一是位于内蒙和林格尔西北10公里的土城子，曾是西汉定襄郡的成乐县址，做过鲜卑拓跋氏南迁后的早期活动中心——北都盛乐。该城址北连大青山，南通清水河，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盛乐“是一处较长时期农业经济占重要地位的地点”，由此向东南，经参合口有“道出其中”，可进入雁北。当拓跋部势力走强后，遂入参合陉，出武州川，移都平城。后拓跋魏灭赫连夏，平北凉，都是兵发平城，西出参合陉，自云中郡君子津渡黄河。
另一件是西魏文帝大统元年，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因“与欢通”，而遭宇文泰攻击，遂“帅所部三千户西北渡乌兰津抵灵州，灵州刺史曹泥资送至云州”。渭州治今甘肃陇西，时宇文泰已控据陇山南北的秦州、原州，断了可朱浑道元东归之路。故可朱浑道元只能由渭州向西北行，从乌兰津渡黄河，沿黄河北岸东去灵州。可朱浑道元到达灵州后继续东去云州，再南逾雁门至晋阳会高欢。
东段经过鄂尔多斯沙漠南缘的行程只有在君子津过黄河，然后穿越参合陉，经今天右玉、左云武州川至云州。这是当时最安全、便捷的途径。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宁夏固原、陕北静边、榆林、内蒙古呼和浩特、山西大同等地都发现来自中亚粟特人的墓葬、波斯萨珊朝银币和带有古罗马文化特征的器物，大同云岗石窟更建有希腊化风格的廊柱建筑。表明沿着历史时期长期形成的农牧交错带，存在着一条未被关注的交通路线。这条交通道路与传统的东西向“丝绸之路”近乎平行，而且使用的时间几乎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相一致。
这条通道的西段应与河西走廊的凉州或河湟地区的“吐谷浑路”相衔接，向西连接着西域、中亚的两河流域或更遥远的地方。其东端在不同时期可能有若干个吸引点，一个是今山西大同，另一个可能是今山西太原。北魏前期平城的吸引力最大，北齐与北周分立时，晋阳更具吸引力；隋唐时期，具有吸引力的可能还有幽州和营州。特别是当北方遭遇东西政权分立时，关中受阻，绕行河套以南的陕北、雁北，由君子津渡过黄河，穿越参合口会减少许多麻烦。
唐代静边军城发挥的作用
北魏占据雁北地区时，农牧兼营，裁并州县，不治城池，可是始终在今右玉地区保持了一个级别较高的善无郡城，直到北魏孝明帝孝昌中才废弃。截止到唐中叶，雁北地区曾经长期为鲜卑、突厥等草原部族游牧驰骋，唐朝在东突厥臣服以后，于汉、隋定襄郡故城设立单于都护府，统漠南突厥诸部。
如果粗略地统计一下雁北地区在历史上存在过的郡县城市，就会发现：西汉时期在雁北设立的雁门郡和代郡境内，曾经有数十座城市分布在今沧头河、桑干河、南洋河的干支流域。魏晋以迄隋唐，雁北的州县城市数目大量减少，汉代城址大多废弃；中唐以前，除云州、朔州等几个孤立的军城外，建制州县基本上收缩到雁门关、恒山山脉以南地区。
为保障黄河君子津渡口交通，唐贞观三年置河滨县，东临河岸十五步，此处黄河阔仅一里，七年置河滨关。至唐玄宗天宝初年，雁北高原重新起用了两座汉代的城址：静边军和武州城。唐朝的静边军城依托前汉雁门郡城故址而筑，位置即后来明朝重修的大同右卫城，唐静边军城之设，在安史之乱与肃宗兴唐的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振武军，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斩贼将周万顷，“子仪乗胜拔静边军。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边军，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等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唐军趁势进围云中，南击马邑，拔之，开东陉关。郭子仪率军收复静边军之战，从根本上扭转了唐王朝的颓势，为肃宗中兴创造了条件。
《金石萃编》卷一百《王忠嗣碑》说：“公始以马邑镇军守在代北，外襟带以自隘，弃奔冲而蹙国”。意思是裴行俭所置唐大同军城守在雁门关北侧，放弃晋北高原山险而不守，反而使自己受蹙。依雁北地理形势而考，王忠嗣重筑静边军于汉雁门郡址，北徙大同军于云州，其本意就是将唐朝军事防线推进到晋北山地以外，控制杀虎口、武州塞一线的前沿奔冲地带。
唐朝中叶在雁北地区设置静边军，西北接振武军、天德军，南衔大同军、雁门关，当时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其军事行动的展开，以静边、大同二军城来保障河东与朔方之间通道的畅通。可是此举却重新抬升了右玉所在的雁北地区维系农、牧两大区域的作用，为后世山西、中原地区与河套、蒙古草原的频繁往来打下了基础。
自中唐以后，由于游牧部族的离去，不断有民众移居雁北各河谷盆地经营农业。当契丹人从石敬塘手中获得燕云十六州以后，更迁徙奚、渤海人于山后从事农业生产，使雁北地区农业与牧业的比重开始有所转变，从事定居农业的人口增加，表现为该地区州县城市的重新兴起。下面是唐末五代、辽、金时期雁北新置的州县城：
大同府，城址即今大同市）；怀仁县，城址即今怀仁县；长青县，城址位于今阳高县南大白登镇；天成县，城址即今天镇县；怀安县，城址为今怀安县南怀安镇；应州，城址即今应县；浑源县，城址即今浑源县；河阴县城址即今山阴县东南山阴城；朔州，今朔州市；马邑县，今朔州市东马邑镇；弘州，城址即今河北省阳原县；顺圣县，城址即今河北省阳原县东城。
本地区辽、金时期重新营筑的州、县城址都没有沿用原汉代城址，或依托唐末五代的城址，或另辟新址重建。结合本地大量发现的辽金墓葬，随葬的农业器具，墓葬内壁画表现的内容，以及雁北地区古建筑兴建的时间多辽金时代来推考，显然，从唐末五代至辽金时期，雁北地区定居人口和农业的比重都明显地增加了。
辽圣宗开泰年间在云、朔、应、蔚等州设置巡检屯田劝农使、转运使，甚至“挽云、应、朔、弘等州粟”振济南京道的饥荒。不过，辽、金、元时期雁北地区城镇的分布与农业开发主要集中在河谷平原地区，右玉所在的山地高原区仍未见州县建置。辽金时期，还在杀虎口外的振武军立榷场，以官督牲畜、畜产品的贸易，兼羁縻北方蒙古各部，杀虎口的交通孔道与平台地位再次凸显出来。
明代的边墙与卫所城堡
朱明王朝从立国之始，始终未能处理好与北方蒙古草原各部的关系，边事日棘。“大同於京师尤为建翎之势，朝发白登，暮叩紫荆，则国门以外皆战场也。往者土木之变，敌虽深入郊圻，赖大同犄其后，故不能以得志，嗣是关门告警，未尝不以大同为锁鑰之寄”。
因此，明代加强北方边墙的修建。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主要是在北魏、隋长城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增建烽堠、戍堡、堑壕，局部地段改土垣为石墙，重点是京城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明长城的新筑主要在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因鞑靼、瓦剌等经常兴兵犯境，大肆掳掠，边防日紧，于是加修长城，增设边堡，添置墩台等，就成了当务之急。
明宪宗成化七年，新建宁夏至陕北一段边墙，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重点营建山西北部至河北宣化一段长城。明后期隆庆、万历年间利用大、小松山战役的胜利，将边墙从黄河沿岸向北推进了 300余公里，此次长城的修建着重在改建和改线，将京师附近的墙体、边城全部改为砖石结构。
明朝山西镇边西起保德州黄河岸，迤逦而东，历偏关抵老营堡，实254里；大同镇边起老营堡东北界鸦角山，迤逦而北，东历中、北二路抵东路之天成卫东北界之镇口臺，实647里。今右玉县所在地区的长城即属于大同镇边从鸦角山迤逦而北，向东转分中、北二路的一段。伴随着边墙的修筑，明朝沿长城边修建了大量的卫所城池，迁徙军民屯守戍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今天的右玉地区留下了大量的卫、所城堡。
明初，洪武二十八年籍太原、平阳民为兵伍，置卫屯田，立大同五卫、迤东五卫和东胜五卫，杀胡口内外皆配置有卫所。洪武二十六年在原西汉雁门郡治、唐静边军城址上设置定边卫，永乐元年内徙，而卫城遂虚。永乐七年徙大同右卫来治。正统十四年又徙玉林卫来同治，城池完筑。
玉林卫原在杀胡口外，城址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南榆林城，内迁后卫城遂虚。同时内徙的还有杀胡口外的镇虏卫，原城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正南大红城，镇虏卫徙治天成卫以后卫城遂虚。万历三年，右卫城墙包砖，周九里八分，比汉雁门郡城规模略小。右卫城孤悬西北，“西入敌界，南逼通川”，向来蒙古诸部犯边辄当其冲，故防维最重。于是，在城西北沿玉林山梁筑两道边墙，嘉靖二十三年并在距离卫城20里的边墙内兴筑杀胡堡城，周二里。三十六年，“俺答攻围右卫，分骑塞道，卫大困，故将尚表极力拒守，援至始解”。
由于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经济差异和对各自产品的相互需求，长期以来草原部族一直与农耕地区保持着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表现为和亲与共荣，有时又转变为反目和争斗。明代蒙古各部“生齿浩繁，事事仰给中国”，仅以时开时闭的朝贡渠道无法满足草原部族的生存需要，召致蒙古诸部不断地犯边以求开市，明王朝与蒙古各部双方皆被战争所累。
隆庆间，适值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为争三娘子而反目，把汉那吉愤而降明。在三娘子的促成下，俺答汗与明廷和谈，达成和议，边防形势才有所舒缓。隆庆五年恢复通贡关系，并在大同、宣府等边镇诸堡开设互市场所，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从此化干戈为玉帛，杀胡口成为边贸往来之孔道与平台。
长城既可以看作军事对抗与防御的产物和手段，同时也起到确定边贸口岸，予以控制约束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长城沿线城市的兴起都依赖于长城的修建，其成长与繁荣都离不开长城线上的关市茶马贸易。明代在杀胡口设立的边贸市场和交通口岸，更成就了清代晋商“走西口”的盛况。
笔者多年来在海内外从事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了解国内外一些图书馆、博物馆分别收藏着若干明朝或清初绘制的舆图，描绘长城边墙、沿边的卫所边城、墩台、关口和道路，其中包括对明朝大同右卫城、杀虎口等地物的描绘。
根据经眼的明代舆图，现存明嘉靖二十三年以前绘制的舆图皆没有标绘“杀胡口堡”，如：正德八年杨子器跋《舆地图》的嘉靖五年重绘本、嘉靖二十年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之《大同外三关边图》初刻本均未标志“杀胡口堡”，而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明许论所绘《九边图》摹本已经清楚地标绘出“杀胡堡”。
但是，北京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藏万历三十年申用懋绘制的《九边图》，将杀胡口堡标绘在沧头河西岸，河东岸标有“兔儿河堡”，这又给我们研究杀虎口一带河川、城堡的变迁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现存古地图为研究右玉杀虎口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同时，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古地图资料来保护、修复右玉县境内的历史景物。
清代沟通蒙古的重要后勤补给基地：杀虎口
清初以右卫、玉林二卫合称右玉卫，雍正三年于右玉卫置朔平府，改右玉、左云、平鲁三卫为县，正式纳入了地方行政建制体系。平定三番之乱时，由于“宣府、大同俱系要地，应设兵防守”，清廷分别调边外察哈尔等部旗军骁骑应援，“令左翼由张家口入驻宣府，右翼由杀虎口入驻大同，授都统毕力克图为平逆将军，率盛京兵六百赴大同，总统两翼军”。杀虎口的兵防交通地位在清朝安定国家的过程中日重。
康熙二十六年，俄罗斯分界使臣费岳多罗等抵蒙古色棱格地方，二十七年三月丙子康熙帝“命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綂领马拉等往主其议，并率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偕往”，集议定界。同时，命“理藩院侍郎温达自杀虎口起设站至喀伦归化城，副都綂阿玉玺自归化城拨车载米一千石运至喀尔喀地方，接济大军”。
恰逢此时，噶尔丹举兵侵喀尔喀，于是康熙帝召还索额图等，改赴黑龙江尼布楚，与俄罗斯使臣分界立约。康熙帝为平定蒙古噶尔丹之乱，就势利用大同、朔平府、杀虎口联系关内与边外归化城、蒙古草原的交通及沿途设站的便利条件，将朔平府杀虎口转化为对北方军事行动的后勤补给基地。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壬寅“给太仆寺骆驼三十头，运杀虎口仓米三十石，随商南多尔济往”。五月乙未“上令归化城副都统阿玉玺取杀虎口仓粟二百石，负以太仆寺骆驼随车输运”。七月辛卯“于大同镇标选马兵六百、步兵内或藤牌或火器一千四百，令将领率之，于七月初十日内至杀虎口”。“自杀虎口至科布多、乌兰古木，并宜设立驿站，其车辆马匹亦应増设如例”。“自杀虎口至鄂勒锥图郭勒一路，详视水草甚佳，应设三十六站”。这是康熙平定准噶尔采取的方略。
清政府选择杀虎口为联络宁夏卾尔多斯的支点。康熈“三年二月特命锡伯为宁夏将军，领八旗兵由杀虎口经卾尔多斯部进横城口，六月抵宁夏任”。锡伯，满洲正蓝旗人，康熈十四年随前锋统领穆占讨叛镇王辅臣于平凉。清朝在朔平府有旗营驻防，监督关税和口外驿站垦务；杀虎口堡设置巡司、税关、客店以便利行旅。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駕幸寜夏，過榆林，……巴錫奏：口外蒙古就近在殺虎口買茶，不至黄甫堡。请部停颁茶引，从之”。这样一来，官方指定交通驿路和边贸商道，沿途设站，用官方敕令的方式强化了朔平府杀虎口作为绾毂内地与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地位，从政策与制度上保证了“走西口”的安全、便利和利益。
杀虎口路驿站是为清朝从北京西行，经大同、左云、右玉出杀虎口西去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驿路所设。杀虎口与张家口的地理位置一西一东，故杀虎口称作西口，张家口称作东口，出西口之路至归化城分途。杀虎口作为清廷与绥远城将军联系的通道，在清统治内外蒙古和西北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伊克昭盟和乌喇特诸旗蒙古王公入京朝觐、年班，乌喇忒、鄂尔多斯、归化城土黙特诸部，其贡道皆由杀虎口出入。
清中叶以后，此道还成了山西商贾、农民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营生的主要路线之一，民间称为“走西口”。从清末到民国，内蒙古河套、后套地方的放垦，吸引越来越多的移民、晋商旅蒙，朔平府愈加繁荣，商号云集。截止1907年，朔平府内有9家商号，经营纸、麻布、估衣、粮食等，业主均系大同客商，三个月付款，期票交易。民国时期，朔平府城内仍有9家商号，杀虎口堡有2家商号。
清中叶以后，税关移至归化城，朔平府杀虎口管理商贸税收的作用减低，地位开始下降。1922年平绥铁路通车，去内蒙古河套一带的交通转移到从大同北上丰镇一线，杀虎口逐渐冷清下来。
从长时段考察右玉、杀虎口作为重要地标的出现，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始终离不开山西雁北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形势。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第30卷第2期此处有删节，注释亦略。请参看原发表版本。】
本文作者在考察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