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有个问题值得探讨：为什么有武则天的先例，中国历史上却再也出不了女皇帝？
常见的解释是，女人窃权，就像牝鸡司晨，必定乱政，武则天之后，整个社会已经不能容忍女皇帝的出现。没有女皇帝，是王朝之幸，天下之幸。
这种解释，在历朝历代都很盛行，构成我们认识历史的“常识”的一部分。但是，背后的逻辑，细思恐极：
这是否只是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历史的“偏见”呢？
刘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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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宋真宗的第二任皇后刘娥是一个传奇人物。她以自己一生的经历和身后之名，生动地诠释了传统男权士大夫对女性政治的提防，以及持续不断的污名化。
刘娥，四川人，孤儿，自幼父母双亡，被寄养在外婆家。十来岁便嫁给银匠龚美，跟着龚美来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史书说，刘娥“善播鼗”，鼗鼓现在俗称拨浪鼓，说明她是开封城内一个底层的取悦市民开心的艺人，生活艰难。
宋真宗赵恒继位前为襄王时，听说四川女人漂亮聪慧，一心想娶个川妹子。碰巧底下有个叫张耆的人，打听到龚美家贫，想让刘娥改嫁。
刘娥由此以卑微的出身和再嫁之妇的身份，进入了襄王府邸，并得到赵恒的宠爱。但是，她那卑微的身份，必将如影随形，时刻打击、摧残着她。
在作为皇族的女人这条道路上，她的出身一直是周遭攻击她的主要原因。先是赵恒的乳母向宋太宗告状，说太子竟然娶了个“野女子”，您得管管呀。吓得赵恒赶紧把刘娥转移出去，藏到张耆家里。张耆为了避嫌，连家都不敢回，夜夜在单位打地铺。
就这样熬了许多年，熬到宋太宗去世，赵恒继位为止。难得赵恒贵为新皇帝，却未对刘娥产生嫌弃，而是欢天喜地把她迎进宫里，封为美人。
景德四年，出身名门的郭皇后去世后，宋真宗开始运作刘娥当皇后。然而，这一动议立即招致了群臣的抗议。不是因为刘娥人品有问题，而是出身有问题：“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宋真宗安排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封后诏书，并许以荣华富贵，杨亿公然拒绝，说这是对自己祖上的羞辱。
群臣一致推荐沈才人当新皇后，推荐理由依然无关人品，无关是否贤良淑德，而是血统。参知政事赵安仁说：“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
在这场风波中，后人读史，当然无法苛求宋人的阶层偏见，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处于舆论中心的刘娥，究竟背负了多少莫名的原罪，蒙受了多少无端的攻击和冤屈呢？
宋真宗挺刘娥成为自己的皇后，然而备受阻挠，不能如愿，只好搁置下来，中宫虚位多年。真宗的意图，或许是在等待自己宠爱的刘娥，为自己生下第一个儿子，这样就可“母以子贵”，冲破阶层的禁锢而正位中宫。
可是，为皇帝生男娃，对于年届四十的刘娥来说，这个概率有点小。刘娥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借腹生子。她安排庄重寡言的侍儿李氏担任真宗司寝，大中祥符三年，李氏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刘娥将这个男娃据为己有，由杨淑妃抚养。这个事，当时知道的人极少，连赵祯在刘娥生前都一直误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李氏自己不敢吭声，刘娥则通过宋真宗不断提升李氏的地位来弥补她的愧疚。
但宋真宗肯定是知道内情的，而且默许了刘娥借腹生子的做法，这样才有了一个相对正当的理由来册封自己心爱的女人为皇后。尽管朝中主要大臣仍然反对刘娥为后，不过这次宋真宗不管不顾，终于在赵祯两岁的时候，1012年，册封刘娥为皇后。
这一年，刘娥已经接近43岁。
即便贵为皇后了，但她敏感的内心仍然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苦恼。朝堂之上对于出身阶层的傲慢与偏见，让她心生惧怕。她专门去找了朝中的刘姓官员，主动去攀亲戚，说我知道你出身名门，能否借你们家的家谱一阅，说不定我们是同宗哩。结果，人家只回了她两个字：“不敢。”
表面是“不敢”，内心是“不屑”。
然而，讽刺的是，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事实上已经成了大宋的皇后，而且此后还成为实际上执掌最高权力的皇太后，这可让当朝的士大夫感觉到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反过来，在史书中替刘娥粉饰家世，说她其实出身名门望族，她的祖父是五代的大将军，父亲是刺史等等，只是后来家道中落了。
士大夫们始终认为，一个来自底层的刘娥，竟然成了大宋的女主，这是大宋之耻，士人之耻；所以他们在现实中阻挠无效之后，便只能在史书中将她塑造成名门之后，只有高贵的血统才配得起他们的大宋，配得起他们的臣服。这就是，传统男性士大夫的精神胜利法。
2
打破出身的偏见，已经这么难；打破性别的偏见，则几乎不可能。
刘娥是一个聪明人，《宋史》记载：“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博引故实以对。”
意思是说，刘娥这个人悟性高，记性好，善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宋真宗每天批阅奏折，都会跟她交流，她往往能把以前的同类案例告诉宋真宗。
不仅如此，刘娥办事果断，考虑问题周密，因而逐渐赢得宋真宗的依赖。特别是在宋真宗后期，这个皇帝执着于在历史上刷存在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制造天书、东封西祀和修庙建观等迷信活动上，对于朝政，要么不管，要么瞎搞。这时候，刘娥的存在对宋真宗就显得很重要，她从旁协助处理政务，并随着政治才干的增强而逐步切入政事核心。
到天禧四年，宋真宗生病以后，更是将朝政直接交由刘娥处理。史书说，“事多决于后”。
刘娥介入朝政的路径，跟武则天挺像的，都是个人有能力，皇帝又有病，顺理成章就从内朝走向了外朝。
在这个过程，反对力量来势汹汹。宰相寇准等人力劝宋真宗以太子监国，将统治大权从刘娥手中夺回。宋真宗原本同意这个计划，但由于寇准酒后失言，大嘴巴泄密，让支持刘娥的丁谓等人抓住把柄。计划失败，寇准被贬。
乾兴元年，宋真宗驾崩，年仅12岁的太子即位，是为宋仁宗。宋真宗遗诏尊刘娥为皇太后，“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刘娥名正言顺地成为摄政太后，开始了长达11年的垂帘听政生涯。垂帘之初，她欲擒故纵，纵容丁谓势力膨胀，以激起众怒，又利用王曾等人对丁谓擅权的不满情绪，借故将丁谓远谪海南，从而摆脱了丁谓位高难制、尾大不掉之势。
可以看出，在斗寇准、斗丁谓这两场政治斗争中，刘娥实际上充当了朝中两股政治势力的棋子。不论后世如何以寇准为忠臣，以丁谓为奸臣，但这两人的个人权欲是一致的，只是前者希望通过控制太子、后者希望控制太后来达到他们各自专权的目的。而刘娥的高明之处在于，利用这两股对立的势力，借力打力，披荆斩棘，一步步稳固了自己作为大宋实际统治者的地位。
在这之后，她又不失时机地提拔王曾、鲁宗道、吕夷简等能臣，重组内阁，为自己行使权力、推行政令构建了新班子。当她意识到其中有人对她作为女主的身份形成障碍时，她又会时不时地提拔新人进入朝廷中枢，在动态调整中巩固自己的决策地位。
正如我前面所说，当时整个王朝对出身、性别都构筑了坚固的傲慢与偏见，刘娥的上位之路，注定是一条崎岖艰险之路，一条与整个世界为敌之路。
但即便如此，她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以不流血的方式基本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与施政理想，这不能不说是她的厉害之处与魅力所在。连最有直男癌的司马光，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
3
在当摄政太后的11年间，刘娥有没有做武则天第二的念头或野心？
从现存的史料记载来看，她肯定有。特别是在她摄政的后期，她享受的礼仪规格已经跟皇帝接近或没有区别。她甚至曾试探性地询问大臣：“武则天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著名谏臣鲁宗道回答说：“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一句话就把刘娥噎住了。
唐朝的历史，对于宋初的人来说，就是他们的近代史。唐鉴不远啊，同志们。女人干政，甚至改朝称帝，都仅是两三百年前的事情。
对比武则天和刘娥各自的时代，武则天的运气显然要好得多。唐代的自由开放之风，尤其是在男女平权方面，均是帝制时代的一个巅峰，被称为中国自由婚的第二次高潮。即便是这样，武则天要打破男权社会的成见，想自己上位做皇帝，仍必须使出让她后来都追悔的酷烈手段。
刘娥所处的北宋，是宋明理学的孕育期，虽不像南宋以后对女性有那么多变态的约束，但比起唐朝，女性的地位已经明显被看低了。从武则天在宋代以后不断地被妖魔化，也能看出男性士大夫对女人参与政治的极端不满。
刘娥不像武则天那么下得了狠心，虽千万人吾往矣。她本质上是内心纯良的穷苦出身，在上位过程中步步惊心才企及今日的身份。即便身在高位，她仍不忘穷苦的记忆，具有深切的同情心。有一次，在去南御庄的路上，她遇见一名贫穷的织布妇人，当场就命随从给予赏赐，然后，她说，一个勤劳的农妇仍不免于贫，国家难道不应该体恤一下吗？此后，她多次下令有关部门废除各种无名杂税，减轻百姓负担。
北宋的政治斗争，不像武则天时代那么酷烈，基本都能守住底线，仅到贬官为止。很难想象，像范仲淹这样屡次捋老虎须的直臣，屡次被贬，又能屡次回到朝廷。这种让政治立场与个体生命相分离的文明法则，刘娥不是开创者，但她是一个很好的坚守者。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更改北宋的“祖宗家法”，去做出武则天那样消灭异己的事情。
权力之梯是用血铺就的。时代对女性从政的阻力在加大，个人又对政治斗争抱有最后的良善之心，因此，刘娥只能在柔性的政治斗争中，一步步巩固自己现有的地位，把摄政太后的权力用到极致而已。
无论她的执政能力有多高，她始终无法摆脱身边人基于她的女性身份所进行的指责。
事实上，北宋一共产生过5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刘娥是第一个也是最有作为的一个：
她摄政期间，终结了宋真宗极端荒唐的天书政治，让朝廷回归正常状态；她先后六次下令严惩贪官，并掌握朝中高官所有亲戚的名录，严防裙带关系；她顺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一度改革茶、盐的官榷制度，实现茶、盐暂时局部的通商；她审时度势，独具慧眼地在川峡地区发行流通交子，印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作为女性，她还强调夫妇齐体，提高妇女的地位和财产继承权；……
最重要的是，她摄政期间，没有让少年的宋仁宗脱离政治，而是让他临朝听政，参与决策，学习执政手段。在她的指导下，宋仁宗积累了大量经验，后来，仁宗曾对臣下说，以前“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然识之”。宋仁宗后来成长为有宋一代口碑最好的皇帝，应该说跟刘太后的培养和调教是分不开的。
然而，历史的不公就体现在这里：与男性相反，作为女性，她越有作为，越想作为，她所受到的掣肘就越大，所得到的评价就越低。
北宋5个摄政皇太后，总体评价算不错，用史书来说，叫“累朝母后之贤，非汉唐可拟议”，因为在强大的男性士大夫压制下，最后没人迈出武则天那一步。但比较而言，刘娥可能是5人中评价最低的一个。反而是最没作为、完全沦为旧党打击王安石变法派工具的神宗朝高太后高滔滔，竟然被史书捧为“女中尧舜”，原因无他，仅仅是因为高太后迎合了司马光一党的守旧主张，而司马光恰好是个杰出的史学家，如此而已。用高滔滔的姨妈、英宗朝摄政曹太后的话来说，这就叫“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摄政皇太后越无权，越听话，她们在男性士大夫写就的史书中，评价就越高。
而一生饱受争议的真政治家刘娥，最常被人记起的历史评价，却是这听起来十分暧昧的10个字：
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表面是在夸刘娥有政治才干，实际上是在说，好险啊，这个女人要是再往前一步，那就是另一个吕雉，第二个武则天。
武则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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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士大夫看来，刘娥确实差一点成为那个“十恶不赦”的武则天。
明道二年，1033年，刘娥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史载，刘娥穿衮衣，戴仪天冠，去参谒太庙。
朝廷士大夫都炸了。衮衣，是天子举行国家大典穿的衣服。太庙，相当于赵宋家族的家庙，是男性皇权的象征，历来只能由皇帝祭祀。刘娥的做法，在士大夫看来，不但侵犯了皇权，而且严重扰乱了男性社会的权力秩序。
此次参谒太庙，被认为是刘娥有心效法武则天的证据。连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论著中，都对刘娥大加鞭挞：“刘后以小有才而垂帘听政，乃至服兖冕以庙见，乱男女之别，而辱宗庙。”
你看，男性士大夫最气愤的，正是“乱男女之别”。一切的根源，仅在于这是个男权社会，而刘娥偏偏是个女的。
以前，有一次刘娥与宋仁宗一同出行。她让自己的车驾先仁宗而行，参知政事鲁宗道赶紧制止道：“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殁从子。”用女性的三从四德，而不是用皇权不可僭越那套理论给刘娥施加压力，刘娥很无奈，只得命令车驾跟着仁宗走。
没有一种史书会记录下这个颇有“女权意识”的女主的痛苦和悲哀，毕其一生，周遭都是男人的反对声，一开始反对她的出身，后来反对她的性别。没有人在乎国家统治者的本质，是能否让天下太平；所有人只在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不能是一个女人。
她没有像武则天一样发动流血政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把手段看得跟目的一样崇高，希望以温和的方式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不光是为了自己，还为了后来的女性。在她摄政后期，她命人编制了《新编皇太后仪制》，记录她垂帘听政期间的各种制度，以后的后妃可以据此在礼制上继续分享男性皇权。美国汉学家贾志扬说，《新编皇太后仪制》在刘太后摄政十年后才推出，不是因为她想最终更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权力，而是因为她想建立一个历史遗产。
但是，男性士大夫认为，这些制度太超前了，在刘娥死后，将这部文献毁掉。
直到生命弥留之际，64岁的刘娥仍然坚信自己可以像男性皇帝一样，有效地统治国家，她仍然希望这个男权社会，可以给她最终的认可。史载，刘娥死后，宋仁宗跑出来对辅臣说：“太后疾不能言，而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何也？”参知政事薛奎心领神会，回答道：“其在衮冕也！然服之，何以见先帝乎？”
刘娥临死已经不能说话了，仍在撕扯身上的衣服，宋仁宗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薛奎一听就明白过来，刘太后是想穿上龙袍，享受皇帝的葬礼啊。但薛奎紧接着说，“然服之，何以见先帝乎”，如果给刘太后换上龙袍安葬，她又有何面目去见宋真宗呢？
宋仁宗听从薛奎的建议，以后服下葬刘太后。用一场正常的葬礼，将这个生前走得有点远的太后，重新拉回了男权社会的秩序里。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刘娥对男女平权有很深的执念：她在遗诰里，要求尊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共同决策军国大事。
她想创立一种女性参与政治的传统，但在强大的士大夫政治的历史惯性面前，她的努力显得十分孤单。她失败了。在她死后，御史中丞蔡齐立马提出来，说皇帝早已成年，这才开始亲政，怎么能让女后相继称制呢？
宋仁宗于是把刘娥遗诰里“皇帝与皇太后裁处军国大事”的表述删掉。
刘娥所追求的“历史遗产”，至此全部被扼杀了。
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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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针对刘娥的非议，并未到死为止。
宋仁宗亲政后，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政治变革，对刘太后生前的内外势力实施打压。这几乎是所有在强权母后干预下成长起来的皇帝通用的做法，展现了被长期压抑的人性爆发。最典型的一点体现在人事安排上：凡是刘太后信任的官员，都远贬他处；凡是被刘太后贬谪的官员，都召回朝廷。通过这些发泄式的政治操作，宋仁宗既表达了对刘太后的不满，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看到此，有人开始进一步离间宋仁宗对刘太后的感情，向宋仁宗奏明：“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宋仁宗从此怀疑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惊天大骗局里面，直到亲自开棺验尸，看到李宸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这才相信李宸妃不是被刘太后所害而毙命。宋仁宗反过来责备离间的人多事，说：“人言其可信哉？”
在冲动过后，宋仁宗回想起刘太后摄政的十几年间，自己的人身安全从未受到威胁，国家也被治理得有条不紊，不禁对刘太后产生了感激之情。
然而，宋仁宗“放过”了刘太后，天下人却没有放过刘太后。
在民间流传的“狸猫换太子”故事中，刘娥被刻画成一个权力欲膨胀、心狠手辣的毒妇。这个形象也成了刘娥在历史中的刻板印象，不读历史的人，轻易就上了虚构戏曲的当。
刘娥因为是女性，在传统的男性权力架构中，是不允许接触权柄的。历史上所有干政的女性，甚至包括那些特别有个性的、诗词写得好的、舞蹈跳得好的、长得极其漂亮的，无一不是在传统历史记述中被妖魔化，被丑化，被鞭挞。几乎没有人替她们说一句公道话，或者替她们说话的人，本身就很边缘。
鲁迅曾在他的杂文中，批判过男权社会的这种“甩锅”心理：
我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刘娥没有大恶，都会被后世虚构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以丑恶的形象代代传唱下去。吕雉、武则天这些做过残忍之事的女主，就更招黑了。我们当然可以批判吕雉、武则天在宫廷权斗中的手段太过残忍，但她们作为政治家的身份能不能因此就一并抹杀掉呢？
刘娥的政治才干，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同样的，吕雉在其摄政时，举国休养生息，三次“大赦天下”，连司马迁都说，吕后主政期间“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武则天也是如此，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开创性的改革，一举奠定了后来开元盛世的根基。
我们说，善恶要有标准，而且必须分清。
宫廷权斗中的残忍，到底是政治的问题，还是女性的问题？难道没有女性参与的政治斗争，就很斯文，很绅士吗？李世民、朱棣对自己家族的凶残，十倍于吕、武，但他们的历史功绩尚且能够得到公正评价，而吕、武仅仅因为是女性，就只剩下女性的残忍，而忘却了她们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和功绩。
反过来，一个占据权力核心的女性，如果能力不行，祸国殃民，大家抨击她的理由也只有一条：女人祸国。依然是在用女性的标签，来为一个失败的掌权者背锅。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认识到，政治中的成败输赢，跟性别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骂她是个失败的权力玩家，但不能骂她是个女人啊。
因为她们是女人，做得好要骂，做得不好更要骂。这样的语言暴力，在历史上太常见了，可悲的是，在现实中，也仍未消失，而且大有市场。
刘娥生前曾问一直反对她当女主的北宋名臣李迪：“你看我把仁宗皇帝教养成这样，你觉得如何呢？你一直反对我参与政事，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李迪回答说：“今日见皇帝圣明，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
可惜，在男权社会里，像李迪这么顽固而又能改变对女性成见的男人，真的不多。但我希望，一个真实的刘娥，能够让大家记住，记住她冲破阶层与性别的桎梏，记住她在历史上留下的欲望、挣扎和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