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在中国世代相承、深入人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却始终巍然屹立，屡遭劫难却愈发坚韧不拔，这得益于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优秀品格，也得益于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当前，经济水平和生活条件已经大大提高，但慈善文化的价值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凸显。梳理中国历史上的慈善思想和慈善实践，可以给当前慈善文化建设诸多启示。
源远流长的慈善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和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之一。虽然从现有文献看，“慈善”一词的使用开始于南北朝时期，但行善积德、救人济世等慈善思想的出现却要早很多。自先秦时期以来，儒家、道家、佛家、墨家等文化流派分别从自身的学术体系出发，提出了许多精湛的慈善思想。
儒家的仁爱思想。儒家认为，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应当以“仁”为基础，“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爱的对象不限于有亲缘关系的人，还包括非亲非故的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的方式是要富有同情心、推己及人、助人为善，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仁爱出发，统治者应当实施仁政、节用裕民、施惠于民，做到“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虞”；商人应当散财种德、多做善事，坚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准则。理想社会应当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大同社会。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其仁爱思想对后世慈善事业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道家的为善思想。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天道虽然无常却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即“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善恶报应不仅对自身有效，而且还会影响子孙后代。如果祖宗有过失，子孙也要承负责任；如果子孙行大善、积大德，就可免除祖先余殃。因此，世人应当趋善避恶、一心为善、笃行善事，具体方式有很多：“积德累功，慈心于物”，“矜孤恤寡，敬老怀幼”，“乐以养人，周穷救急”，“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等。虽然道家为善思想建立在善恶报应论基础上，带有较多迷信成分和神秘色彩，但它对注重亲情、希求福寿的古代社会而言却颇具吸引力，在引导和推动民众行善乐施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佛家的慈悲思想。佛家认为，善恶存在业报轮回，“今生修善德，来世升入天界；今生造恶行，来世堕入地狱”。如果想要摆脱轮回、出离三界、修成圣佛，必须怀有慈悲精神。“慈”是指以慈爱之心给人以幸福，“悲”则指以怜悯之心拔除人的痛苦。为了体现慈悲精神，佛教信徒一方面要注重“利行”，积极参与赈济、养老、育婴、医疗等慈善活动，做到“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另一方面要注重“爱语”，劝谕世人发慈悲之愿、生救世之心，广行善举、多积功德，做到“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与儒家和道家一样，佛家的慈善思想存在不少封建伦理说教和神鬼迷信宣扬，但其许多观念都有可取之处和积极意义，对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影响显著。
墨家的兼爱思想。墨家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社会动乱起因在于人们不相爱，如果人们能兼相爱，就可以实现太平盛世。兼爱是指人与人应当爱人如己、互帮互助，而不能只顾自己、损人利己。具体做法是每个人发挥所长、竭尽所能，从体力、财力、智力各方面去帮助别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兼爱应当不分等级、不分亲疏、不分远近，做到“远施周遍”；兼爱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回报或者博得好的名声，“爱人，非为誉也”。墨家这些兼爱天下、乐于助人、大爱无私的慈善思想，与现代慈善理念存在不少契合之处。
薪火传继的慈善实践
中国历史上不仅有精湛的慈善思想，而且有丰富的慈善实践。据传，早在夏代就已经有发钱救灾之举；到了周代，设立了大司徒、遗人、蜡氏等职，分别负责救济受灾民众、救助流浪人员、掩埋无名尸体等事务。可以看出，中国的慈善历史十分悠久。在此后的数千年里，中国慈善活动历经朝代变迁，赓续相继，不断发展和壮大。
古代的慈善活动。在古代中国，慈善活动发展经历了4个时期，即从西周到战国的萌芽期、从西汉到南北朝的初兴期、从隋唐到两宋的发展期以及从明代到清代的鼎盛期。每个时期的慈善活动虽然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内容各有侧重、方式各有特点，但大多是围绕生、老、病、死、残、穷、灾等困难展开的。一是赈灾救荒，向灾民发粮、施粥、散财。许多朝代建立了专供赈灾的粮食储备制度，如战国的平籴制、汉代的常平仓、隋唐的义仓、宋代的广惠仓、明代的济农仓等。二是恤老慈幼，对孤寡老人、遗婴弃儿提供帮助。如南北朝的孤独园、宋代的举子仓、明代的养济院等。三是治病施药，对无力负担医药费用的贫民提供救助。南北朝开始出现专门收容贫病者的机构六疾馆，宋代成立了以治病为主的安济坊和以施药为主的惠民药局。四是施棺代葬，对身份不明或家境穷困的死者提供安葬帮助。如宋代的漏泽园。在古代，慈善活动主要由官方承办，但随着社会发展，民间举办的慈善活动也越来越多。如唐代的佛教寺院设立了悲田养病坊，集矜孤、敬老、济贫、养疾于一体；宋代的乡绅商贾建立了社仓，专门赈济灾民；明代文人义士成立了同善会，通过集会筹募善款、救济穷人。
近代的慈善活动。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黎民百姓倍受其害。面对前所未有的救助考验和压力，传统的慈善模式在一批有志之士推动下，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转型。受政局动荡、国力衰微影响，这一时期政府实施慈善救助的能力不断趋向弱化；与之对照，民间的慈善力量却得到了快速发展，民间慈善团体不论是机构数量、救助资源还是社会影响，都大大超过了官办慈善组织，成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由于战祸频发、经济恶化，导致饿殍盈途、哀鸿遍野，因此近代慈善活动侧重于赈灾特别是天灾、兵燹的救济。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其定位就是“战时扶伤拯弱，平时救灾恤邻”。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一些人士认识到“养而不教无异于制造莠民”，慈善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消极的款物接济，而要调动被救助者的积极性，提高其自身技能，以更好地发挥自强自立、兴业救国的作用。于是，慈善学校、慈善工厂、习艺所、以工代赈等一些新的慈善形式开始出现。应当看到，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在机构设置、运作方式、筹款途径、救济手段等方面，都受到了西方慈善事业和外国教会在华慈善活动的明显影响。
当代的慈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旧社会留存下来的慈善机构纷纷被政府取缔、接收或改造，慈善事业被当作“统治阶级欺骗与麻醉人民的装饰品”、“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而受到全面否定。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全国建立了完全由政府包办的福利救济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对解决当时困难群众的温饱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缺陷也十分明显，如政府负担过重，覆盖范围过窄，救助水平过低等。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误解和偏见开始得到纠正。1994年，《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为慈善正名》的社论。慈善事业的重要性获得政府充分肯定，社会各界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大大增强，慈善事业进入了快速、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民间慈善组织大量建立，目前已达数十万家，形成了一个广覆盖、多层次的慈善救助网络；各种慈善项目纷纷涌现，涵盖扶贫济困、安老助孤、救灾赈灾、助学支教、医疗救助等多个领域，许多诸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光彩事业之类的项目已经家喻户晓。慈善救助力度不断加大，2010年，仅民政系统就直接接收社会捐赠款物601.7亿元人民币、接收捐赠衣被2750.4万件，共使2514.7万人困难群众受益。
海峡两岸的慈善互助
台湾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始于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1685年，清政府在当时岛内的三个县设立养济院，对贫困、孤寡、残疾和流浪人员进行救济。后来，又增加了普济堂、留养局、栖流所、育婴堂、惠民药局、义冢等慈善机构。这些机构完全按照内地样式进行设置和管理。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开始对台湾实行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先前的慈善机构遭到毁坏，慈善活动陷入停顿。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制定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若干措施，推动了台湾民间慈善机构的重新兴起和壮大。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慈善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台湾的慈善机构主要有3类：一类由知名人士捐资或倡设，如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和白晓燕文教基金会；一类由地方社团或社区设立，如彰化县私立秀、慈善事业基金会和宜兰县私立慈怀社会福利基金会；还有一类由宗教团体创设，如佛教的慈济功德会和天主教的光仁社会福利基金会。
自古以来，海峡两岸受到共同的慈善文化滋养，存在着密切的慈善联系。早在清代，当台湾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祖国大陆就会调配粮食前往赈济。1949年以后，两岸关系进入长达38年的冰封期。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随着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两岸之间的慈善互动也迅速升温。面对各种自然灾情和社会疾苦，两岸同胞经常感同身受、协作互助、患难与共。1991年华东发生严重水灾，台湾红十字会捐助大量救灾物资，并派人查看灾情；1999年台中发生大地震，祖国大陆红十字会提供紧急救援，帮助震后重建。2008年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后16天内，台湾各界的捐款就达到7.8亿元人民币；2009年台湾遭受“莫拉克”台风灾害后13天内，祖国大陆各界的捐款同样也达到7.8亿元人民币。1989年希望工程设立以来，每年都有台湾同胞大量捐款；20年后也就是2009年，祖国大陆的希望工程开始进入台湾，资助当地少数民族地区失学青少年……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充分体现了两岸人民之间血浓于水的同胞之爱、手足之情。不难看出，两岸的慈善互助还存在巨大的扩展和延伸空间，将来肯定会更加频繁和深入，成为两岸关系中一个受人瞩目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