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党国官僚，曾位居国民党中枢，历任教育部长、交通部长、组织部长，以至“行政院”副院长；他亦是书生，哲学博士，北大教授，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中统局长朱家骅的另一面亦可谓一言难尽。
朱家骅
戴季陶曾说“当下中国有一个半人才，一个是朱家骅，半个是易培基。”
他是党国官僚,曾位居国民党中枢,历任教育部长、交通部长、组织部长,以至“行政院”副院长。他是“反革命”,曾任国民党中统局局长,为中共宣布的国民党43个战犯之一,序列第二十。然而,他亦是书生,哲学博士,北大教授,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倡办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国立编译馆；抗战岁月,他策划、主持国家文物西迁；参与筹建中央研究院,任代理院长18年。他为国民党奔波劳碌一生,难辞被蒋介石“请”出“中研院”；他晚景凄寂,无一儿半女；归隐田园后,他出无车,食无鱼,生病住院还赖亲朋接济……
家世和青年时代
朱家骅字骝先，1893年生，浙江吴兴人，出身于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养，祥生时在张静江创设的“两浙盐务公司”当帐房。以此因缘，朱在青年时期就认识了张静江。
朱家骅在同济医校读书时，正值辛亥起义。这时他才18岁，就率领上海革命敢死团，会同上海商团、义军攻打制造局。当时张静江、戴季陶和陈英士等都在上海奔走革命，朱由此得到戴季陶的赏识。张静江为了准备南京政府北伐，想组织一支“青年军”；朱则替张奔波，收拢了青年学生及年轻军官计100余人。后因南北媾和，训练青年军的计划，未成事实。
朱在同济毕业后，即自费赴德留学，研究地质，张静江曾予资助。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尚能安心讲课，后再度赴德深造，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仍任教北大，兼系主任。
登上政治舞台
当朱在北大执教时，年纪尚轻，思想上也有进步倾向，曾参加李大钊领导下的学生运动，还表现得相当积极；又于此时参加了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这一派是代表左倾思想的。因此，当北京学生运动高潮时，如大闹天安门，向执政府请愿等等，他都参加，颇起积极作用。后因闹执政府、被卫队打死了不少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他就成为北京政府的通缉对象，在京不能立足。决定秘密潜逃出京，暂回原籍隐匿。
朱回浙留居数月，此时，张静江、戴季陶均在广东参与北伐工作，正需人手，得此信息，即叫朱去广东任事。朱久静思动，急欲前往广州。
朱到广东后，先找张静江为靠山，又通过张的关系，与戴季陶更加接近。这时蒋介石以戴为主要幕僚，视同心腹；而戴正需求政治上的助手，认为朱年轻有为，于是积极拉拢，以此关系，朱得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校务委员。不久又升为副校长。
嗣因北伐节节胜利，张、戴均前往南京，由李济深坐镇广东，朱列为留守“官员”之一。张、戴离粤时向李济深推荐朱，因而朱又获得李的照顾。以此因缘，在广东省政府成立时，朱得被任为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这是他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朱掌职广东民政，势单力薄，加以当时广东政情复杂，政治措施颇多掣肘；感到内心苦闷，乃活动调任。不久，又经张静江向当时的浙江省主席何应钦推荐，于1927年冬调任浙江民政厅长。
CC离间，张、朱反脸
朱家骅在浙热烈推行“新政”的时候，南京政府发表张静江为浙江省主席。张是朱的“老靠山”，二人理应处得很好，但因张顶着“革命元老”的招牌，凡事专断，朱对张因此产生了顾虑。
张对朱原极信赖，朱也尽情迎合，但朱在浙时间较久，各县分布的政治势力已相当巩固，民政厅长的声望几驾主席之上，渐为张所忌；张的左右亲信，又有乘间挑拨者，并经发现朱有专擅措施；加以CC在浙大肆活动，从中挑唆，张、朱终于形成了隔阂。
因CC分子看准张静江是个骄傲自大，面子观念特别浓厚，只许吹捧，不许拂逆的人，就故意抬高朱家骅在党内的地位以激怒张。此时朱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原与CC派暗斗甚烈。但CC分子则以“捧朱抑张”为离间手法，依然抬朱，对张的“功绩”一字不提。1930年春浙江省党部选举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的代表时，CC分子乘机活动，怂恿朱及其亲信积极参加竞选；并替朱吹嘘、拉票，因此参加选举的各地代表，极大多数拥朱，反而将这位“革命元老”冷落在一边。张不能再忍，竟老羞成怒。事后唤朱至私邸，大发雷霆，责朱“得意忘形”。彼此之间发生裂痕，势难继续合作。朱即向戴季陶诉苦，求为成全之计。张亦函戴，说朱如何“忘恩负义”等等。
这时，戴任考试院院长，仍兼广东中山大学校长。为了调和二人的矛盾，以中山大学校长兼职让给朱家骅，朱借此下台，忍痛离开他悉力经营的浙江，再度赴粤。这是1930年的事。
由粤到宁，依戴投蒋
朱在中山大学任事不久，即调南京大学。由是得和戴季陶进一步结合。戴系蒋介石的政治灵魂，在外则依靠朱家骅为政治耳目。这样一来朱就通过戴和蒋介石串连一线；戴、朱一派的势力，曾经一度与CC并驾齐驱，成为蒋的左右手。以此因缘，朱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得由中央大学校长而提升为教育部长、交通部长、中央研究院干事，后被任为浙江省主席，他对浙江方面的政治欲望，终于如愿以偿。
主政浙江，束手乏术
约在1936年冬，朱家骅再次返浙，坐上了省主席的交椅，他第一步招回了从前在浙江的老班底，以充实实力。将最亲信的留德同学湖南人阎幼甫为省府秘书长，视之为心腹。以民政厅长一席，是树立政治势力的关键，不愿交与别人，自己来兼任；后来因为实在应付不过来，才叫阎幼甫去顶职。
当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调兵遣将”，刚刚将“衙门架子”搭好，想“大有可为”的时候，不料事与愿违，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朱对军事是外行，又缺乏军事幕僚，淞沪失守前后，敌机常来杭、嘉、湖一带轰炸，朱对此甚为惶恐，每日由杭驱车至富阳躲避空袭，傍晚始回。省政府的日常工作，由秘书长应付。1937年11月，中国守军撤离上海，日军进占嘉兴时，朱家骅更加惶惑无策，毫无“主持省政，守土有责”的观念，也不与军事部门密切联系，配合行动，竟自下令控制了运输工具，作带头逃命之计，准备迁省府于金华。其时省会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头子赵龙文，亦怕前线部队退入杭城，警察局的枪械可能会被溃兵缴去，主张全市撤岗，朱家骅竟予同意。杭市人民看到政府大员如此慌张，抢先逃命，也就纷纷携眷出走。省、市所属各机关亦无形放弃职守，对国家资财和人民安全，置之不顾，各自致力于保全身家之计，市容顿呈混乱状态。有些奸滑分子就与上海的汉奸互通声气，进行投敌活动，这一来，严重影响市民的抗敌情绪，对保卫省城的军事部署，大大不利。
这时，蒋介石为适应抗战需要，接近战区省主席多起用军人，因此将朱免职，调湖北主席黄绍竑来浙接替。
朱在杭办了移交后，即带同原任丽水专员余森文前往武汉。
西入重庆，追随蒋帮
朱到武汉后，暂在陈诚下面屈就中训团委员会委员。不久即随同该团西入重庆，再次与戴季陶接线，又得成为蒋介石的帮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打开局面，继陈立夫而为中央组织部长，并兼任“调查统计局长”。但因副局长徐恩曾是二陈的心腹，诸事作梗，不受指挥，朱就自己另立门户，布置了一批亲信人员，如以王启江为该部主任秘书、甘家馨为秘书、陆翰芹为党务处长等等。势力范围几乎与CC相埒，因而外边有称朱之系统为“新CC”者，颇得蒋介石之器重。同时也引起CC派之妒忌，彼此勾心斗角，矛盾甚深。但他已成为蒋介石的入幕之宾，虽在二陈面前也不懦怯，“组织部长”竟延续了数年之久，这是朱家骅政治地位最稳固的阶段。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CC准备布置“国大代表”选举总统。中央组织部长是组织“国水”的重要关键，以此关系，朱才不得不将这宝座让与CC，仍回任教育部长，并兼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
流亡台湾，凄然死亡
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朱氏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而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如同一只被拔掉毛的老母鸡，徒有其形———且是一个不怎么光鲜明亮的外形而已。1954年前后，针对朱家骅的一件祸事发生了。
据石璋如回忆：“四十六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仁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先请一行人至会议室暂坐，随即来找我告知此事。我才刚到家脱下衣服，马上穿回衣服出来。我到所时只见到蒋总统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无法对他们有所招待，谁知道这样就出错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蒋总统’来所时已属下班时间，不能说‘中央研究院’偷懒不上班。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
朱家骅突遭横祸，庙堂与坊间滋生了许多说法，但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有人说，在1948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阎锡山辈趁机拥兵自重，逼蒋介石下野。蒋于万般无奈中只得屈从，由李宗仁代总统。蒋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暂时隐居后，李、白等军阀集团开始拉阎锡山、朱家骅、王世杰、张治中、吴铁城等各色官僚合作，并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霸王姿态，逼蒋出洋流亡，永远在中国地盘上消失。蒋于1949年3月3日接到张治中亲自上门敦促其出国的要求，甚感悲愤，悖然大怒曰：“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3月4日，吴铁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转达李宗仁集团希望其尽快出洋之意，蒋更为盛怒，除大骂一顿“娘希匹”和李宗仁“不仁”之外，还差一点将李惟果抓起来“斩立决”。蒋介石背运至此，李、白等辈逼宫至此，世道无常，政客无情由此可见。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弃守南京，李宗仁统率政府人员流窜到广州。6月12日，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以新任内阁掣肘蒋的国民党总裁权力。蒋介石把朱家骅这一做法看做是对自己的叛逆，遂怀恨在心，伺机发难。
朱家骅晚景凄寂,无一儿半女；归隐田园后,他出无车,食无鱼,生病住院还赖亲朋接济。1963年1月3日，在台北心脏病寿终寓邸，5月15日长眠于阳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