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卜筮地。周襄王派遣使者简师父向晋国告急求援。
晋文公与群臣商议，狐偃说：“若想获得诸侯拥护，没有比救援王室最好的方法了。这既可得到诸侯信任，而且还合于天下大义。继承先人晋文侯勤王定天子的勋业，而忠信宣扬于诸侯，就在今日。”
晋文公赞同狐偃的意见，但是，还需要进行卜筮，以预测其成败。
于是，晋文公命大夫兼卜官卜偃施以凿钻。凿窠为长槽状或枣核状，每个凿窠内侧钻一圆钻窠。占卜时，点燃荆条烧炙凿钻处，在甲骨的正面即出现"卜"字形裂纹即兆象。钻处裂纹称兆枝，凿处裂纹称兆干。占卜即观察这些卜纹判断吉凶。根据晋卜偃占卜“得到黄帝战于阪泉的预兆。”这个兆象推测，卜偃应该有一本《兆象说明书》，即总结、概括、整理出来的历朝历代典型事例的兆象吉凶说明书，或称为兆象宝典。把占卜的兆象与这个宝典中记载的相同或相似兆象对照后，得出占卜事项的吉凶结论。将所卜问事项刻记在甲骨之上，这就是卜辞。卜辞一般包括，占卜的干支日期、贞人名；卜问的事项；君主观察兆象后对卜问事项所做的吉凶判断或推测；卜后事情是否应验等。这可能是从殷商流传下来的帝王占卜方法。
占卜用龟腹甲及腹甲背面的凿窠和钻窠
还有一种方法是《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的，在龟甲的中、头部、四周处钻凿一定的凿窠和钻窠。卜者祝祷说：“借助您灵龟神力。我要得个好卜兆，我想求得某物。如能得到，请将兆头兆足显现出来，兆文内外相应；如果得不到，就请兆头上仰，兆足收敛，内外自垂。您这样显示，我就得到占卜结果了。”，还有的占问旅行是不是遇到强盗，则祝祷说：“卜行遇盗不遇？遇，首仰足开，身节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等等。然后，用荆条烧灼，看兆纹如何，就可知道吉凶了。这种方法比较直观、简单。这大概是流传下来的的殷朝王子及卿大夫们的占卜方法，或者是占卜在周朝开始衰落时期的一种变通占卜方式。
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表明，占卜稽疑的范围很广泛，包括:祭祀、战争、饮食、宴会、气象、农业、收成、田猎、行旅、灾祸、福佑、奴隶逃亡等等。
三、占筮方法
占筮，就是用蓍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占筮方法：
“一变”：第一步：把49支策随机分成左右两组，象征天、地，。第二步：从左边一组拿掉1支策，夹在左手指间，象征人，。第三步：把象征天的一组策，按每四支检出，放置其旁，，余下的最后一束余策，夹在左手指间，。第四步，再把象征地的一组策，按每四支检出，放置其旁，余下的最后一束余策，夹在左手指间。两次归奇于扐，象征五年两闰。这样，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扐”四个步骤，易就形成了，称为“四营而成易”。在筮法上叫做“一变”。需要三变才能成一爻。
“二变”：把“一变”中检出的天、地两组策，合并在一起，再随机分为两组。在二变时，只需要“二分”、“揲四”、和“归奇于扐”三个步骤，而不用“挂一”。“二变”就完成了。
“三变”：把“二变”检出的天地两策，合并至一起，，与“二变”一样，只进行“二分”、“揲四”、“归奇于扐”三个步骤。然后把检出的天地两组策合并在一起，数数共有多少支；把策数除以四，得数是几，就在纸上写下几。
筹算到了这一步，我们才终于算出来了第一个爻。
“爻”是卦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爻一共只有两种，一种是阳爻，符号是“－”；一种是阴爻，符号是“--”，六根爻叠放在一起就成了一卦。
占筮所用筹策
然后，按照上述“一变”、“二变”、“三变”的方法，重复演算下来，就会得出第二个爻，将其记录在第一爻的上面。在一个卦里，爻的顺序是从下到上排列的。
以此类推，重复六次，得到六个爻，计十八变，就得出一个完整卦，这个卦叫做“本卦”。
天数：一、三、五、七、九，属阳数；地数：二、四、六、八、十，属阴数。
把上述六个爻，按其所属阴阳，用阴阳符号来代替、书写，就成了规范的“卦”。
在《周易》中，六，七，八，九这四个数字比较特殊，其阴阳属性分别是：老阴，少阳，少阴，老阳。《周易》有一个重要原理：老变，少不变。即老阴要变为阳；老阳要变为阴。假如本卦中出现老阴和老阳就需要变化，这就会产生一个新卦，被称为变卦。
在这个变化当中，有本卦，有变卦，也有变爻，这样，就可以对照《易经》而占卜吉凶了。
如卜偃的占筮，得到《大有》卦，是本卦，上卦为离，为火；下卦为乾，为天。 变卦成为《睽》卦，上卦为离，为火；下卦为兑，为泽。就是按上述方法十八变而得到的。
四、殷、周决策机制
根据《尚书洪范》的记载，殷商稽疑决策：谋及汝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龟，谋及筮；先尽谋虑，然后卜筮以决定之。这种决策机制可以概括为：“五从”决策机制。
汝则从，卿士从，庶民从，龟从，筮从，称之为大同，大吉。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汝则从，卿士从，庶民从；龟逆，筮逆，安逸守常则吉，举事则凶。
这是周武王向殷箕子讨教的殷朝治国大政其中的稽疑决策部分，根据晋文公的占卜决策活动，显然是继承了殷朝这一文化传统。
商箕子图片
至于谋及庶人是如何操作的？当然不会让庶民投票表决，分析认为，大概通过乡校、庠序、庙社、市井、宫阙广场等公众场合听取、收集民意；由里党、乡县、父老、国人等尊长、官吏层层向上反映民意；由朝中大臣考察、关注民意。这样，在决策时把庶民意愿当做一项参考内容加进去。可见，庶民意愿是通过间接方式传递到宫廷的，在决策时，把庶民的意愿通过归纳分析，判断出庶民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态度。
五、晋文公决策分析
根据《尚书洪范》稽疑篇，以及晋文公的最终勤王定天子的决策活动，我们可以把晋文公的决策机制排列一下：
1、谋及卿士，卿士从：
晋文公在得到周天子的告急求援信息后，与群臣商议，大夫狐偃坚定地主张勤王定天子，其他的大臣没有反对意见。这可视作谋及卿士，卿士从。
2、谋及庶人，庶人从：
狐偃分析勤王行动，“合于天下大义”，也就是说天下民众还是拥护周王室的，勤王行动也必然会得到天下民众的赞成。“能得到诸侯信任”，这说明诸侯也会赞成勤王行动的。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谋及庶民，但间接证明了庶民的赞同态度。“庶民”在这里可理解为除卿士大臣以外的民众，因事情涉及周天子，当然也包括各诸侯国和周朝民众。这也就是相当于谋及庶民，庶民从了。
3、谋及汝心，汝则从：
这里的“汝心”就是指君主晋文公自己。晋文公早就想称霸诸侯，多次被狐偃劝阻，认为时机不成熟，而今时机来到，听了狐偃的分析，自然是赞同的。所以，才让卜偃占卜。这就是谋及汝心，汝则从。
4、谋及龟，龟从：
晋文公命令卜偃占卜，占卜结果为：“吉！得到黄帝战于阪泉的预兆。” 这就是谋及龟，龟从了。
5、谋及筮，筮从：
文公又命令卜偃占筮，得到《大有》之卦，变卦为《《睽》卦，占筮结果为：“吉！得到 ‘ 公被天子设享礼招待 ’ 之卦。这就是谋及筮，筮从了。
晋文公勤王定天子图片
总之，五谋，五从：汝从、卿士从、庶民从、龟从、筮从，这就称之为大同，大吉，是最好的决策。于是晋文公的勤王决策最终敲定了。果然，晋文公的勤王定天子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一切如预期一样，得到圆满结果，真是大吉大利。
六、殷周决策机制分析
1、人事与卜筮所占比率：
殷周决策机制有五项规则，君主、卿士、庶民三项可称作人事因素，人士因素在决策机制中占百分之六十比率；而占卜、占筮两项可称作卜筮因素，卜筮因素在决策机制中只占百分之四十比率。可见人事因素在决策机制中占主导地位。
2、人事因素中，君主所占比率：
君主在人事决策因素中与卿士、庶民地位平等，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三；臣、民在人事决策因素中占比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可见臣民在人的决策因素中占主导地位。
3、卿士、庶民在决策中的地位：
在 “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和 “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这两种“君主逆”的情况下，制定决策，采取行动依然吉，可见卿士、庶民在决策中的地位并不低。
4、“五从”决策机制对君主的制约作用：
从“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来看：
君主从，龟从，而臣民逆、筮逆三项逆，则作内事吉；作外事凶。由此可见，对君主是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的，这个决策机制，是尽量把君主的独断专行及其危害降低到最低最小限度。
5、卜筮活动也有一定的权威性：
从“ 汝则从，卿士从，庶民从；龟逆，筮逆，安逸守常则吉，举事则凶。”来看：
人事全从，卜筮全逆，这种情况下，安逸或遵守常规办事，是吉的；而超常规的行动是凶的。这对超常规的行动是有所限制的，这说明卜筮活动也有着一定的权威作用。
卜筮书籍
6、占卜活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因为是从正反两方面提问，故正、反两方面的偶然性各占一半，其后果可以两相抵消。故虽然可视作迷信活动，但对决策影响不大。
7、占筮活动，其中的十八变六爻，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易经》具有事物变化的哲学思想，对它的理解与占筮人的文化思想素质有直接的关系。因卜官大都选择知识渊博、贤明之人担任，故其迷信色彩会相应降低，而据实际情况而判断的科学性有所增加，故对决策有一定的良益性。
8、“五从”决策机制，是政教分离的典范。
“五从”决策机制，把卜筮当做决策辅助手段，重神灵，但绝不盲目迷信，这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是相通的。这种明显带有唯物观念的决策机制，是继原始社会巫术盛行之后而兴起的政教分离的治理模式，是政教分离的典范，对后世的社会发展意义深远。
总之，殷周的“五从”决策机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决策规范性和合理性，具有一定的唯物辩证观念，对后世的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当然，至于君主打破礼义制度，不遵守“五从”决策规范，君权在握，独断专行，肆意妄为，不信臣，不信民，不信卜筮鬼神，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他的错误行为，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最后只能以亡国亡身而结束，纣王、秦二世即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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