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谈到柏拉图，总是想到他的“哲学王”思想，于是自觉不自觉地推论柏拉图是一个人治论的主张者，并对其对于法治的低觉悟颇有怨艾――因为他始终都没有把法治视为最好的社会管理手段，至多将其放到了第二等好的位置。柏拉图期望的“哲学王”思想，在广义上是讲应当由哲学家来当国王，当哲学家当不了国王的时候，希望国王能够成为哲学家。其观点或多或少地被误解，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把那时的“哲学”理解成了今天的“哲学”，把那时的“哲学王”理解成了今天的“哲学王”。其实，正如当时的哲学不是今天的哲学一样，当时的“哲学王”也不是今天的“哲学王”。在柏拉图时代，一切科学都被包含在哲学之中，哲学几乎是一切科学的总称，柏拉图的“哲学王”并不是今天的“哲学王”的含义。与其说他期望的是“哲学王”，还不如说他期望的是理论家、学问家、思想家来治理国家，或者让治理国家的人成为理论家、学问家和思想家。
一
柏拉图从哲学家当国王，到国王成为哲学家，再到退而求其次地把法治国家命名为第二等好的国家，这种思想转变，并不像当今某些学者的思想转变来得那么轻巧。他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的代价，而且是其毫无虚饰的生命体验与理性概括，不论他是否正确，都是令人崇敬的。为了寻求自己的理想，柏拉图一生漂泊不定，甚至到了晚年还被卖身为奴。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对他的学问与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能够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得出在今天也还并不完全落后的法律思想，这不是为我们所否定的问题，而是应当得到我们的肯定和尊重的。
柏拉图提出，要改革贵族政治，实现正义的国家――理想国，最根本的条件或途径就是哲学家当国王。柏拉图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的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我们前面描述的那种法律体制，都只能是海客谈瀛，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这就是我一再踌躇不肯说出来的缘故，因为我知道，一说出来人们就会说我是在发怪论。因为一般人不容易认识到：除了这个办法之外，其他的办法是不可能给个人给公众以幸福的”。［1］柏拉图的这段议论，透露出了三个意思，一是统治国家者的依据是双重的。既依据于哲学，即道德一政治哲学，中心是“美德即知识”的原则；同时又依据于政治，因为美德化知识必须贯通到实际政治之中。这样哲学与政治便被打通了。二是得以整合哲学与政治为一的人，乃是统治国家的当然人选。这人即是柏拉图的哲学王。唯独只有哲学王，才能描绘理想国的蓝图并实现之。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既能够以理想国家的“相”为模型，又能塑造实际的现实的国家，引导国家之舟平安航行。哲学王，具备最高的知识，把握绝对的善，洞悉万物的本原，克己奉公、不为利动、适时进退。哲学王具有柏拉图所要求的人的所有美德，因而也最具有统治国家的“资格”。三是对人类福祉，或道德上幸福与快乐所寄托条件的陈述。哲学王的统治，以他对哲学与政治的成功打通，成为这种快乐与幸福唯一无二的依托条件。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是强调权力与知识、实践与理论的结合，认为只有实现这种结合，奴隶主城邦国家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才会免于灾难，个人与公众才能得到幸福。
为什么要哲学家当国王呢?柏拉图认为，由于哲学家懂得辩证法，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掌握实在的知识或真理，特别是掌握正义本身、善本身的知识，从而能够按照神圣的原理描绘出理想的政治制度，“按照我们所描写的法制去治理它”从而能挽救城邦，使它走上正轨，使个人和公众得到幸福。柏拉图说：“国家与个人不经哲学家治理无希望可言。而吾之理想国亦永无实现之日”。
怎么样的哲学家才能当国王?柏拉图认为，应当是真正的哲学家而不能是虚假的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应当是既具有哲学家的天赋，又经过良好的教育和培养，而达到完全的至善，应当懂得事物的实在知识，把眼睛盯在真理上，“真理是他时时处处要追求的领袖”，特别是要掌握正义本身、善本身的知识、治国的知识，并体现在法律和制度上，应当是具有一切美德中最大美德的人，热爱祖国，有强烈的爱国心，能够照顾到全城邦的公共利益，不顾及私人利益，不争权。并且，哲学家还兼有政治家的品德。治理国家的最合适人选应当把知识、美德和权力集于一身，只有哲学家才能胜任。公元前353年，柏拉图在一封信中写到：“在现有的一切国家中，它们政治制度毫无例外都是不好的。它们的体制几乎无法改善，除非是通过奇迹般的规划并交上好运。因此我不得不颂扬正确的哲学：正确的哲学使我们处于高瞻远瞩的地位，能够在一切情况下辨别出对社会和对个人都是公正的事物；因此，人类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确而真诚地奉行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3］
如何选拔和培养真正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首先要注意对有哲学家天赋的人进行培养。“我们必须挑选那些有天赋品质的人。必须挑选出最坚定、最勇敢、在可能范围内也最有风度的人。此外，我们还得要求他们不仅性格高贵严肃而且还要具有适合这类教育的天赋。”那就是热爱学习，学起来不感到困难，强于记忆，有劳苦精神，百折不挠等。同时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教育和锻炼的过程，“还必须劳其心努力学习，像劳其力锻炼身体一样”。具体来说，10岁至20岁，学习初等知识，主要是学习音乐和体育；21岁至30岁；学习高等科学知识，主要是学习算术、几何学和其他预备性科目；31岁至35岁，学习辩证法；36岁至50岁，参加实际工作锻炼。“到50岁上，那些在实际工作和知识学习的一切方面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的人必须接受最后的考验。”这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注视着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看见了善本身，再以它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他们得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但是在轮到值班时，他们每个人都要不辞辛苦管理繁冗的政治事务，为了城邦而走上统治者的岗位――不是为了光荣，而是考虑到必要。”
二
柏拉图主张权力与知识相结合，强调统治者应掌握治国的知识，并具体设想了对政治家实施教育与训练的方案，这些见解无疑有一定意义。不过，柏拉图所讲的知识是唯心的“相”的知识，哲学王只从少数特殊者中选拔，实现哲学王的目的是让有知识的奴隶主贵族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以挽救当时已陷入深刻危机的奴隶主城邦国家。柏拉图站在奴隶主贵族的阶级立场上，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哲学王”思想是一种空想，没有任何现实性，是缺乏意义的。一方面，在柏拉图看来，“相”的世界更具现实性，或者说应然的更具现实性，它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正表明了这种“现实”之虚幻性质。但人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在虚幻的“现实”中苟活，而且还应认识到“相”世界之“应然”，这种认识活动本身就是实质的生活。另一方面，对“相”世界的认识，会自然地推动现实政治的发展，只要人能够认识到“相”世界，对它的模仿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另外，“哲学王”统治将导致一种独裁或极权制度。这方面的批评尤其在20世纪因一系列自称建立在“真理”之上的极权恐怖制度的出现而增多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确实带有极权主义的嫌疑。如《理想国》中，柏拉图宣布把诗人赶出城邦，如他们要把所有的成年人关入集中营；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建议设立一个秘密委员会等。这些建议，如果作为政策措施，在现实中被某个政府实行了，会导致专制政治的结果。但是，柏拉图并不是一个政策学者，他只是要告诉我们城邦的“相”的概念。因此，他的这些措施的真正意义在于所表达的深意。如果一个社会中，作为民众的教育者的诗人，仅仅为迎合听众的口味才唱歌，以致国风普遍败坏；如果一个社会中，年龄的增长，仅仅意味着信仰的丧失和良知的泯灭，而幻想与诗意只是保存在孩童的天真中；如果一个社会中，国名性普遍败坏，以致作为民主制度的基础的“人民”这个概念早已不复存在，那么，柏拉图的那些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也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的。［4］
另一方面，柏拉图的“哲学家”并非任何人任何集团都可以冒认的。与极权政府不同，哲学家不是实体性的力量，而是知识的化身。哲学王的位置不可能在现实世界，而只能在“相”的世界。
因此，“哲学王”是一个悖论，它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相反，“哲学王统治”本质上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厌弃，而正义的制度只是建立在厌弃的基础上。“哲学王”意味着反对政治，要求把现实政治的经验基础――建立在暴力及威胁利诱之上的自然的“合理性”――抽空，哲学要在自身所在之处――论证与对话中――建立起真正的政治。［5］
故而，“哲学王”不要求立足于权力本身，相反，它是要将政治的重心从所谓的经验政治转移到政治知识，要求政治家把眼光投向真理世界和“相”的世界，而不是一味关注种种“力”和权宜之计。“哲学王”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知识统治权力。政治理论家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只有被知识论证过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权力。因此，最重要的政治，不是立法、行政，而是何谓真知，以及如何培养哲学家这两个问题。
“哲学王”被柏拉图推上“正义之邦”的统治者宝座之后，哲学王又如何实现统治呢?这就涉及到柏氏为“哲学王”设计的运用法律之统治艺术。学者们普遍认为，“哲学王”的统治并无法律的位置。其实不然，柏拉图的确夸大了成文法律的局限性而轻视法律的作用，但也决非完全否弃法律在“正义之邦”中的应有地位。在《理想国》和《政治家》中，他都谈到了哲学王制定各种法律以及理想的法官问题，更何况“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首先体现在城邦，然后表现在个人身上。”
基于这种认识，柏拉图晚年再省思政治问题时，写作《政治家》与《法律篇》两部著作时，便认定人间最多只能建立起“第二等好的国家”。第二等好的国家与第一等好的国家，在基本特征上大大不同：首先，放弃了财产公有和共妻制。他认为这样便可以使太高的要求变得现实可行起来。其次，从理论转向实践。《法律篇》最明确实用的目的，就是指导立法家的作用。再次，他特别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做出这一强调，是因为柏拉图认识到，权力和智慧能够结合于一身是罕见的，而且由于人性是自私的，法律便是约束自私人性的必须，加之国家之得到拯救的条件，唯一可靠的，是法律高于统治者。他把法律视为主要的、金质的、神圣的、柔韧的、始终不变的纽带，这纽带决定了人们间的经常合作的必然性。而在这样的国家里，政体上采用一种混合的形式，以期通过力量的均势来达到和谐。至此，柏拉图为我们勾画出两个国家形态，在理想国，“主要美德是公道、劳动分工和职能专业化，使每个人处于适当位置‘统治以公平对待’，这样就使他能够最高度地发展他的一切才能并最充分地运用这些才能”，而在法治国里，“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的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柏拉图改变其哲学结构而为习惯让位，改变其知识论为经验和习俗让位，使古典君主制的智慧原则与民主制的自由原则得以结合，从而，不仅很好地阐释了希腊法律的精神，而且对城邦政治实践原则进行了极富现代性的解释。
三
波普尔对这一政治主张极力反对，他的批评也是多方面的。
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的概念时，“诉诸集体功利原则是终极的道德思考”。［6］其中哲学家作为“热爱真理的人”这一点在柏拉图的主张中具有很不诚实的特点。波普尔举出了柏拉图著作中“高贵的谎言”一说来证实这一论点。哲学家可以不相信真理；相反，他们可以为了城邦的利益而采取包括欺骗在内的各种手段。这表明哲学王的提法具有功利主义的欺骗性。另一方面，波认为“柏拉图的哲学家并不是热心的真理的追求者，相反却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7］。其原因主要有两类，即跟国家基础有关的功能和跟国家的保护有关的功能。最重要的是为城邦制定法律。由于只有哲学家才能通过辩证法看到国家的神圣形式或“相”，因而也才能作为“制度的画家”制造出该理念的复制品。这里贯穿着一个信念“一切持久的事物都是善，而一切导致腐化与堕落的都是恶。”实际上就是说社会变化就是恶，由此可见，柏拉图“对智慧的态度并不能使我们超越他的阻止社会变化的观点”。［8］而柏拉图之所以强调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不过是因为哲学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的权威。由于哲学可以引导统治者们看到善的“相”和最完善城邦的形式，统治者便拥有了神秘的外衣，这就“给统治者打上了印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构筑了障碍”。［9］波普尔引用了康德的观点“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判断的能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制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该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显然，波普尔对哲学王的主张很不以为然。同时，只有一位在纯粹数学、纯粹天文学、纯粹教育学以及在辩证法中取得至高无上成就的人，才能符合哲学王的标准。只有他，才能了解数学优生学和柏拉图数的奥秘，才能让他们享受人类堕落之前所享受的幸福和欢愉，并替他们保持。经过分析，波普尔认为“通晓真正的护卫职位的奥秘、掌握破解其钥匙的，除柏拉图外别无他人”，［10］这就意味着，柏拉图通过《理想国》意欲表明哲学王就是他自己，而该书就是他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波普尔还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重视这一事实，即在哲学王统治背后隐藏的是对权力的追求，给最高统治者的画像就是一幅自画像”［11］在此，波普尔对柏拉图的人格进行了质疑。如果此说成立，这将是对柏拉图最大的揭露和批判。
在哲学王的培养上，波普尔认为柏拉图强调的出身论是“种族主义”［12］。在柏拉图看来，国家的福祉最终取决于统治阶级诸成员的“本性”，他们、他们的种族乃至子孙后代的“本性”反过来又受到个人主义教育的邪恶及更为重要的种族退化的威胁。所以如果没有那些在对优生学至关重要的学科里受过训练的“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国家将要迷失方向。在“数目与人类堕落”的故事里，柏拉图告诉我们，退化了的护卫者所犯的最大也最致命的过失之一，就是失去了对优生学，对监督、检验、提纯人种的兴趣。［13］在“领导的原则”这一章中，波普尔对此问题也有批判。波普尔认为，哲学王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而统治者很少在中等人之上，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智慧上，而且常常是在中等之下，所以政治生活中应该接受的原则是：“我们要尽可能地为最差的统治者做好准备”［14］，当然，我们也应想办法得到最好的。因为“很难找到其品格不被绝对权力腐蚀的人”。［15］同时，“当柏拉图把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同领导的理论联系在一起时，他使其变得彻底地讹误和迷乱”，［16］这不仅是对教育的戕害――“不仅危害科学精神，而且危及心智的第一生命，真正的生命”，［17］也使政治超越了应有的限度。在哲学王的问题上，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智者并不是真正的爱智慧者，因为真正的智慧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不懈地追求真理，而不是认为自己占有了真理。［18］柏拉图要求聪明的人应当统治，并进而宣称聪明的统治者足以聪明到凭其聪明来选择最优秀的人作他的继承者。然而这是很不现实的，柏拉图忽视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因为许许多多还将依赖于不能控制的环境，一起偶发事件就有可能破坏国家未来的稳定。［19］总而言之，柏拉图的政治纲领更多地是制度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他想通过对领导权的制度控制来阻止变化。这种控制将是教育方面的，依靠权威主义的认知观――依靠博学专家的权威，以及“被证明是正直诚实的人”。［20］实际上这也是波普尔对哲学王思想的评价。
四
尽管泰勒说：“如果我们忘了《理想国》不仅仅是探讨政府的理论总汇，而是一部由一位雅典人提出的严肃认真的现实改革方案，像雪莱一样，燃烧着改造世界的热情”，笔者还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政治主张。且不谈他的这一主张与他整体主义、规划主义的政治观的一致性，笔者只谈对该主张本身的几点看法。首先，这样的政治主张无法在政治现实中实施。面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哲学并不能有效的加以解决。哲学在西方最开始享有“科学之科学”的美誉，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之科学”也无法取代各种具体的科学；更不可能是拥有了哲学知识就拥有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哲学上的智慧与现实中的智慧是两回事。哲学家的自负，这是应首先予以批判的。其次，柏拉图的观念中完善的城邦理念实在无法让常人理解，他也不让常人理解。如果他心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完美的图景，他这样作也显示出了他的知识霸权心态；如果他心中根本没有这样一幅图景或者他并不真正信仰它，我们也就只能说他是在故弄玄虚甚至是欺骗。其三，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理应有个限度问题。权力完全“知识化”的局面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纯粹依赖自身运作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权力系统中，他本身会不会变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对知识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更为严重是将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或极少数的“智者”身上，无疑让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命运受制于少数人，风险大是其一，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侵害是其二。同时，这里隐含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假定：智者了解所有人的需求并能选择出“最好”的政治生活方式。其实，有一点常识和自主意识的人都会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巨大漏洞：统治者在决策时的限度是一方面，实际政治中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是第二方面，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善”只能说是带上了以己度人的色彩，是第三方面。这一切并不应因为他们初衷的美好而成为饶恕他们的理由。可取的选择是首先承认知识的限度，个人智慧的限度，在渐进中探索，在探索中渐进，而不是寄希望于对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一劳永逸的选择。柏拉图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但他的主张更多的具有个人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固然可以为后人在政治设计时提供一个参照，但若真的付诸实施，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