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太平经》的系统上说，于吉和二张虽共属一个道门，但就他们所经过的事迹上看来，即知张角和张鲁彼此所处的时局、所走的路线绝不相同，而于吉也不能和二张相提并论。
张角正当汉灵帝年代，朝廷昏乱，阖竖掌握大权；党狱钩牵，忠良尽遭法网；更 加苛捐杂税，层层盘剥；灾荒饥馑，民不聊生；张角乘此机会，领导黄巾起义，手段在发动群众，目的在颠复汉室，志愿在顺天应人。这次掀起全国革命高潮以后，张角等虽遭不幸，而黄巾反日见增名，其故有四：一、黄巾化整 为零，散布各处；二、黄巾溃败后与其它革命集团合并，仍以黄 巾为号；三、有些集团本无革命思想，他们也冒名黄巾以壮声势；四、他股在当时原有许多自立名号，但外人弄不清楚，一概叫作黄巾。因此，《党锢传》中就说，“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
张鲁在汉献帝时所碰到的局面就两样了。汉运将要告终，枭雄同时并起，宦官已被歼灭，天子等于囚徒，战祸经年累月，民间十室九空，几人称帝称王，国内一团混乱张鲁于此时占据汉中，手段在以 教为政，目的在保境安民，志愿在继承道教，只求于万方多难之中维持一片干净土， 暂时不受糜烂之灾，于愿已足，别无其它的奢望；有四点可以证 明：一、拒绝群下尊称汉宁王号；二、不欲坚守关隘抵抗曹兵；三、封藏宝货仓库留给国家；四、始终接受朝廷官爵名义。
于吉平日的行为和他遭难的经过，史无明文，只有《孙策传》 裴注所引《江表传》提及此事，本篇已节录于前，但裴注又引《搜神记》一段文章，比较《江表传》所说，颇不一致；裴注《三国志》完成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距离于吉之死不过二 百二十九年，当时裴松之自己就说：“《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今日距离裴松之作 注的时代又过了一千五百三十年，更难偏信一家之说，只好再将 《搜神记》原文录之如下，以充实参考资料。
《搜神记》曰：“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 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耶？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 ，呵问之曰：‘天旱不两，道涂艰溘，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忱戚，安坐船中，作鬼物，败吾部伍，今当相除"。
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 。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 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复之，明日往视，不知所在”。
看上段记载于吉当时经过的情况，虽与前文所引《江麦传》不同，惟因孙策手下一班将士十分信仰于吉，遂招惹孙策的愤嫉，必欲杀之以泄愤，这些情况在两种记载上差不多是相同的。今日就事论事，孙策固然是擅用威权，滥杀无辜，而于吉当时偏要和 孙策部下诸将土们混在一起，究竟他心中抱着什么目的了想要做 些什么事情?我们无法推测，因为他表面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不象张角、张鲁等行迹光明、容易使人理解，所以不能把他和二张作 比较的论断。
但是于吉和《太平经》也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死非其罪，史家又无明文详叙其事，故不嫌烦琐，将《孙策传》裴注所引两种不同的记载先后并录于此，以备观览，原文字句有简古之处，酌加语体解释，希望后来的读者得到一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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