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2月28日
烟台故事
宋世民
在烟台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烟台百年大事记》一书中，记录1916年本市发生的值得载入史册的要事共有两件。其中一件为：是年，烟台总商会始建公利市场，1918年建成。早在1850年，烟台境内就已拥有大小商户千余家，为什么近70年后辟建一处市场，被如此看重？
说来话长。
围海造地之后
1901年春，得益于烟台开埠后拥有的独特物流地位，本地工商业界抓住发展机遇，在洋商挤压、官府盘剥的夹缝中，摸爬滚打，羽翼渐丰。商埠内以八大商家为主，自发组织了代表商界的商人团体：“大会”。烟台“大会”成立当年，为维护民族工商业者自身权益，与外商竞争，决定向华商募集白银40万两，修筑“东西码头岸路工程”。
这是个什么工程？简单说，就是围海造地。
此时，大庙北墙外，就是宽阔的海滩，烟台港南部海岸线尚在现北大街一带，退潮后为滩涂，是渔帆、舢板集中停泊地。这个东西岸路工程，先是在海口南沿、西南河口两侧，修筑一道东西走向、总长近千米的阻浪垒，然后再将海墙内围拢的海湾全部填平，以修建道路、房屋等。
1903年，东西公共码头岸路工程中的东西阻浪垒竣工。此后，随填土工程逐年向海中延伸，现存的北马路及已消失的沿阻浪垒修建的海滨街，先后成形。两街之间，填出约400亩开阔地，可供修路、建房。
由于原先海岸线向北大幅收缩，原聚集于北大街南侧鱼市街的鲜鱼商贩，便逐步迁移到临海的阻浪垒沿线。一时间，渔帆卸鱼、补给，货船装卸货物，渔市买鲜卖鲜……交织穿梭，看似开阔的新填地面，兴盛中也渐显繁芜。
就在岸路工程初见成效之际，1913年5月，在外国人的参与下，烟台正式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港口建设管理机构，名为“烟台海坝工程会”，并开始筹备为烟台自然海湾构筑东、西防波堤。
这是一项彻底改变港口面貌的划时代工程。烟台工商界群情振奋，商会认为，随着人工港池升级建设，作为烟台支柱产业的海上捕捞业，必将迎来发展高潮。鉴于岸路工程新造土地的临港位置及投资潜力，遂确定在填海新造的地面辟建一新项目，为渔贸产业借港兴盛助力。
老烟台有了老渔市场
这里得多说几句。
烟台开埠后，城区建设却一直没有统一规划。这个靠海吃海的城市，其庞大的渔业体系中，产、供、销三大环节，长期处于由市场自然调节的状态。尽管渔业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烟台街面却连一个较大的正规渔贸场所都没有。那生意怎么做呢？
每到渔汛季节，小商小贩要么街头摆摊，要么沿街叫卖，既辛苦又有碍市容。有资本的渔行若做零售生意，也只能在自家店面或另行选址。
销售渔获尚无定所，遑论为大批渔帆蔬菜副食补给提供方便。这种产业失衡现象引起商界及商会主持者的关注。
所以，顺理成章，筹建一处以渔贸为主的大型综合市场的建议，终成商会共识。位置也定下来了：就在已经成形的北马路与海滨街之间。前门面向北马路，后门濒临海港码头。设计中的这处市场，以渔贸为主，兼供蔬菜及各类副食，既方便市民、渔民买鲜卖鲜，也为各类船舶补给提供条件，且改变露天经营状况，整洁市容。
市场设计布局为3条南北走向的营业街廊，沿街建4条南北向商用房。中间两排及南头面临北马路东西走向的建筑为二层楼房。市场正大门向南，对向隔北马路的遇茂巷，东西两侧临街商房各设两个大门与市场内相通。市场三面靠街，北部大门面向港湾紧临码头，出入货物十分便捷。
1916年，由商会投资，市场开始筹建，以零售鲜鱼为主，兼营蔬菜、肉类、禽蛋等副食品，名为“公利市场”。1918月8月，由海塘工程局包建的市场主体建筑竣工，一举成为烟台城区的地标之一。其时，市场占地约6000平方米，房屋570余间，约8500平方米。可容纳各类商铺150余家，为当时胶东境内最大的鱼、肉、禽、蛋、蔬菜市场。
市场建成后招租，原先分散经营的渔行及零售肩贩纷纷来扎堆，一时间，市场内从事收购、销售、批发、加工渔获的商贩占了大多数，最多时达120余家。除了鲜鱼、咸干鱼、各种滩涂海味，还有蔬菜、鸡鸭、牛羊猪肉、干菜、蛋类等，公利市场不仅红火到老烟台人家喻户晓，就连海外华侨、驻烟洋商也经常光顾。日子长了，为区别于其他新设渔市，老烟台人遂将公利市场习称为“老渔市场”。
1923年出版的《烟台要览》，在“集市”条目中曾对市场内外作以介绍：“通常渔民所获之鲜鱼，均在烟台出售，烟台市区，前有所谓鱼市者，今则迁移于市场后之广场交易地址，大宗大虾及黄花鱼亦有在船上叫卖者，鱼鲜中亦有醃干制造者。”“公利市场为商会所设立，场内设备鱼肉菜蔬，无不齐全，场之东西，为乡人叫卖水果及大宗菜蔬之所……”
同为该书所录，民国十年清乡时，烟台警察厅调查全市各区户口总数为男62261人、女27065人，合计89326人。由于市区人口稀少，市场又建在填海新造地面，其时公利市场周边尚未形成街道，东西两侧依渔港需求，自然成为农贸市场，随投资建房者及商贩设摊定居人口渐多，街巷逐渐成形。
市场内外，一时多少渔行
就在《烟台要览》出版前的1921年前后，烟台海口发生了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一是港口挡浪坝、防波堤及西墙码头工程相继竣工，1921年5月举行完工典礼；二是烟台政记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买办辛作亭，自日本引进单汽缸30马力机动渔轮两艘，创中国机轮双拖网渔业之始。
人工港落成及渔轮的引进，为烟台渔业的崛起开辟了广阔天地。此后数年间，烟台渔获爆增，渔行业顺势壮大，先期开业的公利市场，作为时代产物自然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渔行在我国历史悠久，早在周代就有专事水产品收卖的市场和商行。庄子《外物篇》中的“枯鱼之肆”、礼记中的“鲍鱼之次”可能就是卖鱼的街道或店铺。唐宋时代就有渔行，明清以后渔行遍布各渔业口岸。
进入近代，靠海吃海发展起来的烟台，已成为我国北方的渔业中心。清末民国初期，附近渔民捕获鱼虾多在此出售，威海、俚岛、海洋岛、大小长山岛等外地渔民也来此销售渔获，使烟台成为我国北方地区重要渔业集散地。但其交易场所，只限在海滨叫卖场，且以鲜货交昜为主，加工能力薄弱。至1915年9月，烟台渔业同业公会在瀛洲街成立时，成员不足50家。
公利市场不负众望，开业不久，租赁店铺的加工渔获商贩便近百户。在熙熙攘攘的经营岁月里，留下诸多流传坊间的陈年往事。如，民国年间，烟台渔行首户“全兴义”，创业初期便与公利市场结下不解之缘。
全兴义渔行创办于清末民初，创始人孙蚨亭，乳山崖子村人，来烟挑担贩鱼为生。他先后结识了张彤臣、辛德盛，三人齐心创业。公利市场一落成，孙蚨亭果断结束街头流动叫卖，进场租下铺面，高悬起“全兴义”的招牌。全兴义的常客多，其中就有烟台富商恒兴德丝行的管厨。
恒兴德是胶东最大的丝行，东家和经理都是乳山崖子村人，丝行管厨的经常到公利市场买鱼，多选全兴义，少则自带，多则嘱送。孙蚨亭经常往恒兴德厨房送鱼，一来二去就熟了。得知丝行东家、经理同为崖子村老乡，平添了亲热，孙蚨亭便恳求恒兴德入股全兴义。一俟拿到这笔资金，孙蚨亭便大展身手，迅即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了腌、割、刷、晒、渔货加工和外运上海、汕头等地销售鱼虾的业务。随后又在市场西侧购置房产，全兴义渔行资产日趋雄厚，终成烟台渔行业大户。
公利市场依港面街的优越位置，令业内人士争相效仿。市场落成开业之际，东、西两侧的街道也雏形渐显，官方遂以公利市场方位命名。东面街道因地处市场东门外，始名市场东门外街；西面街道始名市场西门外街。这条街长仅150米，却陆续开设了华生、同义和、同利隆、新江四家渔行。公利市场的扎堆效应显而易见。
而与公利市场西门对向的海东街，更成了后来进场者的首选位置。此街于公利市场落成5年后的1925年始建，在长280米的街道两边，先后开设有华生渔业公司及洪成、大昌源、恒兴祥、生成、东泰盛、裕昌隆、和盛、洪发盛、福义和等10余家渔行，是名副其实的“渔行街”。
变迁历尽未来可期
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5月8日，市场内鸿盛泰杂货店不幸失火。当时消防队驻地与火点不到200米，消防队及昌兴火柴厂的消防人员出动了4台灭火水笼车全力扑救，但最终还是烧毁商铺90余家，房屋250余间，损失20余万元。
灾后重修时，将原先砖木结构的长廊天窗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年11月18日，市场重获新生，离散商户纷纷回迁，恢复了老渔市场昔日繁荣。
1938年，日军侵占烟台，强行霸占了处于鼎盛时期的公利市场，并将公利市场改名为“烟台水产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企图垄断渔市贸易。阴云笼罩，百业萧条，市场也不例外。1945年烟台第一次解放后，人民政府千方百计繁荣市场，但在1947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飞机3次窜入市区轰炸扫射，公利市场及附近街区接连遭到破坏，市场北部建筑被炸弹贯穿，屋顶破损严重。
1948年烟台第二次解放后，人民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发展经济，市场经营渐有起色。到1949年底，公利市场进驻商户达98家，从业人员431人。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后，有关部门又把新海、新大等海味杂货店及万香斋、新香斋烧肉铺并入市场，使公利市场成为经营鱼虾等海产品和肉类禽蛋、蔬菜、调料、烟酒糖茶、果品糕点及炊具杂货的综合商场。1968年“文革”期间，市场更名为红卫市场，1980年又复原名。
没有永恒不衰的物质资源，也没有永恒不变的高增长行业。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海洋渔业资源的衰落，公利市场也不可避免地历经变迁。原址的主体建筑先后被拆除，最后保留的临北马路二层营业楼，也于1995年拓宽道路时全部拆掉。其营业功能由后来的红利市场承担。2019年7月，经营20多年的烟渔红利市场整体搬迁到幸福区片。
值得期待的是，在红利原址未来的建设规划中，包含一处现代化的渔市综合体。百年前，这里就是胶东最大的渔市，许多市民尤其是老烟台人，对老渔市场怀有难忘情结。相信不久的将来，曾经惠及四方、蜚声海内外的烟台公利市场，将走出故旧的历史记忆，以崭新面貌融入那片现代化建筑群中，成为一代新人的自豪。
20世纪10年代，从毓璜顶眺望烟台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