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全然不像秦治以后，罗网疏而不漏。因此当一名春秋时代的农夫或匠人，或许是不坏的选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舀鱼而食，便可寻得一份庸常的安宁与幸福。
当时，读书人稀少，信息流淌缓慢，搅动人们心思的机会不多。竞争心淡漠，欲望自然恬淡。邻里几十年如一日地相互微笑，政权更迭的喧嚣，往往止沸于森严的宫墙之内。
疾病不多，医治手段也有限，人们对病痛不像今天这样脆弱敏感，平静地接受死亡，是普遍的社会情绪，因而，才有稍后的庄子，鼓盆而歌，不致显得过于惊世骇俗。
自由恋爱，肯定会受到严格限制，但如果对邻村某位窈窕淑女动了春心，望影对歌之余，拜托媒婆上门求婚，给一见钟情披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合法外衣，也当不是特别罕见的事情。交通是一个大问题，但生活又何须一定在别处？正因为道路阻隔，所以，战争才不会过于频繁惨烈。
除齐、晋、秦、楚等大国之外，数以百计小诸侯国的都城，只是规模较大的村落而已。你自认为有绝学在怀，完全可以跑到国君宫门外，高调吆喝几声，没准国君就听到了，然后，吩咐卫士请你登堂入室，与你促膝谈天，一个不小心，还真会让你如愿：出将入相，富贵加身。
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孔子的思想必然是朴素的。因此，对于孔子的思想，我们大可不必故作神秘。
把握孔子的思想，仁与礼，是两大关键词。仁是内在修养，是主动选择，强调向善向上，以达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礼是外在规范，是被动接受，强调尊重规则，守秩序，自觉地看管自己，一日三省，最终，克己复礼。这样，一内一外，你都做得好，就会成为君子。
君子当然不会自发涌现，榜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于是，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里，“君君”与“臣臣”之间，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君像君，臣才能像臣。同理，父像父，子才能像子。就是说，如果，君视臣如草芥，那么，臣也只能视君如寇仇。如果，一个父亲整天吃喝嫖赌下三滥，还要求儿子恭敬有礼，孝心有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孔子坚持的原则是：要行仁守礼，居上位者，必须以身作则，居下位者，才会紧随其后。
一个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君子，就可以实现小康；如果大多数人都能成为君子，那就进入大同，也就是理想社会了。
由道德出发，途经政治，最终，达成社会治理，这就是孔子思想的基本逻辑链条。
想一想，你小时候，一定也有过这样的玄想：“如果每个人都当好人，谁也不坑谁，谁也不害谁，那该多好啊！”孔子的思想，正代表了少年期中国人的这种朴素向往。你不能说它不好，但也说不上有多高级，因为它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我就不好好当父亲，你又能怎么着？”
孔子自己是怎么做的呢？他唯一的法宝就是劝诫。先在鲁国，一度去齐国，后来，周游列国，卫、陈、蔡、郑、宋、楚，四处找门路见国君，见国君夫人，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行仁守礼。可是，想一想谁会喜欢听他的教训呢？放纵欲望多舒服啊，自我约束多难过啊。可以说，孔子一生都在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直到老年，依然没有死心。他编《春秋》，以恐吓那些天然坏的王公贵族，指望着能让“乱臣贼子惧”。但孔子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样做的用处并不大。
缺乏制度保证的劝谕，无法构成真实的压力和限制，所以，在中国王朝史上，臣子以死相谏，就成为千古美谈。
其实，这个缺陷，根本用不着我们今天才来发现，两千年前，荀子就发现了。所以，荀子及其弟子韩非等人，就不再像孔子和孟子一样，四处游走，浪费口水，而是干脆跳入泥潭，贴身靠近国君，把自己的理念与国家强制力结合起来，用法的手段，推行政治主张。此举立即见效，比如秦国，本来地处偏远，荒蛮落后，可是，在韩非及同仁的大力整顿下，很快就建立起了控制严密的大一统格局。
只是，这样一来，孔子的思想就完全被扭曲了，或者被抛弃了。孔子讲的是，国君带头行仁，贵族与士人随后跟上，平民百姓也就不可能不跟上。这是个上下一致，其乐融融的局面，这才是礼的本意。
可按荀子的办法来，情况不同了，王侯高高在上，用权力逼迫居下位者严守规矩，否则大刑侍候。至于他们自己，则可以在法外任意胡作非为，根本没有人管得了。
这与孔子的设计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后世儒家就恼了，宣布荀子是叛徒，把他开除了。你去曲阜看孔庙，去各地看文庙，都可以发现，在那蒙尘的神牌队列中，早已没有了荀子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