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国家公祭 第六个国家公祭日,请不要遗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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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0-12-15 19: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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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遗

今天的南京,你会听到防空警报。

因为今天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

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利,首都南京沦陷,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

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到今年,已经82个年头了。

2014年12月13日这天,被首次定为“国家公祭日”,到今天是第六个国家公祭日。

“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

这是南京大屠杀第一周,日本驻华大使馆司机说的一句话。

我们都知道,南京沦陷后,六周多时间里,没有国民政府和军队的保护,三十万同胞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

幸而,在腥风血雨的南京城,还有:约翰·拉贝、约翰·马吉、明妮·魏特琳、乔治·费奇、罗伯特·威尔逊、贝德士……等24位西方友人,他们拯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其中几位英雄的故事。

01

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船长。

1896年,父亲病逝。初中毕业后,拉贝不得不中断学业,在一家出口商行当伙计,后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国公司工作数年。

∆拉贝先生和夫人多拉·拉贝

1908年8月2日,约翰·拉贝从德国汉堡启程,8月18日到达北京,未婚妻道拉也随后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结为伉俪。

1911年,约翰·拉贝应聘到位于北京东城苏子胡同的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做会计兼文书。先后在北京、天津分公司工作,期间曾短暂回国。

1931年11月,约翰·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开始书写《拉贝日记》。

1934年,约翰·拉贝主动在南京他的住处附近建造了一所德国学校。

1937年,南京沦陷,他被推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联系了其他十几位在华外国人士,设立了“南京安全区”,为20多万中国人提供了栖身之所。

约翰·拉贝在南京的住所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作为南京安全区收容难民的25个国际安全区之一。

院子里有一个防空洞,是拉贝亲自设计的,为了收留更多的难民,拉贝曾经特意对防空洞进行大整修,他希望更多的人得到庇护。

拉贝利用自己纳粹党员的特殊身份,和日军斗智斗勇。

他在院子里撑起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提醒日本飞机绕道而行。

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

拉贝这个小小的院子里,曾经有600多名难民在此避难。

他带领他的委员们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漫延的蚕豆。难民们对他顶礼膜拜,称他为活菩萨。

除了全力庇护安全区的民众,拉贝在这幢小楼里,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下他目睹的日军暴行。

这本长达2000多页的日记,被誉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

《拉贝日记》内容节选:

1937年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

1937年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937年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937年12月24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937年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亲自登记,而且要在10天内完成……20万人!怎么办?整批年轻力壮的男人已经被拉了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军中妓院。

拉贝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和其他国际友人一同,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

1938年2月拉贝离开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拉贝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国民政府授予拉贝三色彩玉勋章。

1938年2月,西门子总部迫于压力召回了拉贝。4月15日,约翰·拉贝回到德国,连续举行报告会。6月8日,他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之后,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同时带走了6本日记和影片胶卷。

从1945年起,由于约翰·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直至1946年被甄别为非纳粹分子之前,不再是西门子公司的职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

1946年6月,拉贝在证实没有犯错之后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并释放,但拉贝只能在西门子公司担任办事员和译员,生活拮据,拉贝一家住在西门子城一间小房子里。

∆拉贝与家人

1948年,拉贝生活艰难到了仅能给孩子煮菜汤、大人啃干面包、全家一度濒临饿毙的地步。消息传到中国,不几日,南京市民就募捐了1亿元,经国民政府批准按市价2000美元转汇至德国援助拉贝。之后,每个月他都会收到来自中国的日常生活用品。

1950年1月5日中午,拉贝在柏林的公司突然中风,晚上去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亲人将他安葬在柏林西郊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后墓碑存放在柏林外孙女的车库里。

∆在南京的拉贝故居和雕像

∆拉贝墓碑目前保存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

中国驻德国大使请求将这块墓碑赠送给南京。1997年,约翰·拉贝墓碑由柏林迁到南京保存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成为中国人的永久纪念。

2015年9月,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在北京被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02

乔治·费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

∆乔治·费奇

乔治﹒费奇,美国人,1883年出生于中国苏州,为了纪念他的出生地,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费吴生。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母亲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费奇从小在中国长大,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1900年,费奇回美国读书,并取得博士学位,1909年他回到上海,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1937年,费奇在各地视察青年会工作,11月中旬回到南京。

此时的南京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上海溃退下来的中国军队撤退到南京附近,许多士兵涌入南京,南京城内四分之三的居民或外侨已经离开或正准备离开,日军准备进攻南京,南京城内一片混乱。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费奇毅然决定留在南京,帮助保护未撤离的居民。他和几个一起留在南京的知名外籍人士一起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费奇任总干事。

在日军攻入南京,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时候,费奇和同伴一起,用自己美国人的的身份全力帮助和保护难民,并记录下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这些文字或影像记录,在战争结束后,成为揭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铁证。

费奇的日记从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记录了大屠杀前后南京的变化情况及惨状。在费奇的心中,南京是一个“我们引为骄傲的美丽城市,依然有着法律与秩序”, 而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南京“则是一座废弃的、充满仇杀、洗劫而大部分被焚毁的城市”。

1938年2月19日,美国传教士乔治·费奇乘坐早上6点40的列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乔治乘坐的三等舱里,挤满了日本士兵。就在他那件高档的驼毛大衣的内衬里,藏着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真实画面的电影胶片,里面记录着日军的暴行。

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 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乔治和正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给影片的各部分加了英文标题。然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带到英、德、美国。

视频:约翰·马吉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影像资料

乔治·费奇在美国多次发表公开演讲,播放影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有一次,在演讲县城有个日本绅士对他说:所谓的南京暴行,完全是无稽之谈,全都是谎言,日本人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这个日本人要求乔治·费奇停止抹黑日本政府,并收回错误言论,乔治·费奇说:我说的话,句句属实,一个字都不会收回。

乔治带到美国的这8卷胶片,后来成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之一。

乔治·费奇的女儿伊迪丝·费奇·斯瓦普说过,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使他父亲遭受极大的精神创伤,以致当他就这一主题进行演讲时,常常会突然完全失忆。

03

约翰.马吉

南京国际安全区总稽查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他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

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

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姐妹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

∆约翰·马吉与孙子克里斯·马吉

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

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弟兄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04

明妮·魏特琳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负责人

1.日军卡车上10多名中国女子高喊“救命”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1937年时任校长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留美女博士吴贻芳,明妮·魏特琳是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南京沦陷前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魏特琳还有一个身份是传教士。她于1912年就来到了中国,先是在合肥创建了一座女子中学,1919年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明妮·魏特琳

国民政府从淞沪会战开始就逐步撤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部分师生也都撤退到后方,自愿留下来的4名教师和11名职员组成了留守委员会,魏特琳任代理校长。

在南京失陷前后,她不断听到中国女性悲惨的案例,甚至在一天内听说了数十起日寇抓走中国女子的惨事,最小的女孩刚满12岁。

她站在金陵女大门口,看着难民源源不断地拥入校园。

许多妇女神情惶惶。

一位丢失了16岁女儿的母亲,在逃难的人群里来回寻找,她已经处在半疯的状态。

有女人跪在地上哀求,只需要在校园的草坪上有一块能坐的地方就行。

这个时候的南京,正值寒冬腊月。

难民带来了更加骇人听闻的消息:

有的家庭女性成员全部被鬼子轮流施暴,上自祖母,下至孙女;有的家庭男人被捅杀,孩子被摔死在地,女人被虐待至死...

鬼子的兽行,令人发指,更令躲藏在女大的难民们噤若寒蝉。

入夜,魏特琳女士亲眼目睹,一辆日军军用卡车从金陵女大校外驶过,车上有10多名中国女子。她们发现了难民收容所,开始发了疯似的大喊“救命!救命!”但这无济于事,卡车消失在夜幕中,夜幕下的街道上不时传来枪声。

她在日记中哀叹:“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她决定金陵女大难民收容所,只收容妇女和儿童。

一时之间,南京城里的中国女人和孩子,都知道想活命,想不被玷污,就去找“华小姐”。

数以千计的女人和孩子们,潮水一般涌了进来。

∆学校的教室成了难民的栖身之地

战争最残酷、最泯灭人性的一面在于:对老弱妇孺的残害。妇女儿童,都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弱势群体,他们原本应该远离战争,但很不幸,人类绝大多数的时候没有做到这一点。

魏特琳女士既是在对抗凶暴的日寇,保护脆弱的中国妇孺,也是在替人类赎罪。

2.她为中国女人和孩子找到了护身符

金陵女大是美国人建的学校,日本军机不敢冒然轰炸。然而,地面上的鬼子,很多已经成了杀人不眨眼的禽兽,魏特琳女士虽然是美国人,却未必能震慑住他们。

而且,女子大学已经成为鬼子最觊觎的地方,是这些禽兽梦想施暴的乐土。

在大屠杀的前十几天里,每天都有10批到20批的鬼子到女大寻找机会抓人。他们不仅从正门和侧门进来,还翻越围墙,到校园中奸淫掳掠。

越来越多的惨事,令魏特琳女士五内俱焚、焦急万分,她必须寻求其他力量的帮助!

于是,她走进了美国大使馆。那里紧邻着金陵女大,为防外出鬼子闯进学校,魏特琳女士做好了随时从大使馆冲回学校去救人的准备。

大使馆愿意提供帮助,但更好的办法是由日本大使馆出面,做出一些保证。因而,一个名叫J·C·谭的文职人员,为魏特琳女士写了两封致日使馆的信。

这不仅仅是轻飘飘的两三页纸,而是从外交关系的层面向日本提出交涉。

魏特琳女士马不停蹄坐车直扑日本大使馆,把金陵女大面临的困难、中国难民的遭遇、尤其是妇女儿童遭受的凌辱,告知了日本大使。

随后,日本大使馆给了她一封信,凭借这封信,就能把闯入女大校园的日本兵赶走。同时,使馆还答应了她的要求,在学校门口张贴告示,禁止本国军队进入校园。最后,一个副领事还找了两个日本宪兵,夜间在女大门口站岗。

张贴的告示,并不能完全阻挡日军。守夜的宪兵,后来增加到25名,却玩起了监守自盗的把戏。

不过,日本大使馆给的那封信,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魏特琳女士手执这封信,一次又一次赶走了闯进女大施暴的鬼子,救出了许许多多在被玷污边缘的女子。

这封信,不啻为一道难民的“护身符”。

而从那一天起,魏特琳就只剩下两项工作,需要夜以继日地干:在校园内不断奔波,不断喝止、打断日军的暴行;照顾人数庞大的难民团体。

这一年,她51岁,身体并不好。

3.金陵女大性暴行

每当魏特琳女士手执信件,出现在准备或者施暴的日本兵面前,那些禽兽慑于压力,还是会逃走,但这不代表着危险完全过去了。

禽兽们采取了瞒骗的法子,捉起了“迷藏”!

下面这个例子,只要是中国人,就一定会怒火中烧。

1938年1月17日,日军一名中士带着几个士兵来到金陵女大,找魏特琳女士谈话,声称要进校搜查中国便衣士兵。就在纠缠不清的同时,几个禽兽强行抢走了12名年轻姑娘。

其中一位18岁的女孩,被抢去38天,每天被强暴7到10次,最后身染多种性病,才被放回女大。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

在很多日子里,魏特琳女士不得不持续在校园巡逻,从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有些鬼子见到大使馆的信件,还能落荒而逃;有些鬼子却露出狰狞的面目,拔出刺刀向她挥舞,虽然他们并不敢杀死一个美国人。

更屈辱的事情,还在下文。

1937年12月24日,魏特琳女士被叫到办公室,与一名日军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对方要求,女大必须从10000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女人,强行作为日军的“军妓”。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来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他们暗示,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日本兵将会强行闯进校园。

这是一件非常痛苦、屈辱的事情,但却不得不做。魏特琳女士被迫向难民宣布这一决定,但她反复强调,必须是自愿的。

谁能自愿呢?即使真是“军妓”,谁愿意去呢?

最终,还是有21个女子自愿走了。这是多么崇高的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当她们走的时候,全体难民含泪送行。

但还有79人,怎么办?魏特琳女士以无人自愿为名,用胸口抵着日军的刺刀,将这帮禽兽们挡了回去!

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是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严歌苓的小说,就是读了魏特琳的日记后,借鉴的这段史事。

∆中美合拍纪录片《南京之殇》中李美思饰明妮.魏特琳

八十多年之后,我们仍难以释怀,那21名女子满含屈辱,自愿投身于虎狼之口,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保护更多的同胞。

她们的决定和遭遇,在中国人的心里深处划出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我们曾经无法保护我们的姐妹,这是永难洗刷的耻辱。

对于魏特琳女士而言,这一事件也给她带来巨大的打击。以少数人的牺牲,去换取更多人的安全,虽是权宜之计,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而言,每一个人的牺牲,都代表着挫折和失败。

她多想拯救所有的中国妇孺啊!

4.她成了南京人的“活菩萨”

在南京大屠杀中,救援和庇护中国妇女儿童,魏特琳女士展现出来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令人动容。

早在南京沦陷之前,美国大使馆在12月3日最后一次通知魏特琳,她有3个选择:即刻就走;最后时刻搭乘最后一艘美国军舰撤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她选择了第三项,并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五次拒绝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她甚至曾致函美国使馆,指出各国使馆这样撤出是很不负责任的。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工作人员和学生

在金陵女大,她和一些助手加起来,团队也不超过10个人,但最多时需要保护两万人的安全,并维持他们的生活。

魏特琳女士在燃烧自己生命,拼命地工作。

连续几天,她根本无法长时间的睡眠,无法正常吃一顿完整的饭,只能趁着难得的几分钟空闲打个盹,吃几口东西。

她不仅要在校园内外驱赶日本鬼子,保护难民,还要外出向使馆、慈善机构联系食品和水,接着,还要进行合理的分配。

∆难民营工作人员合影

她不是铁人,她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然而,她竟然还能组织女性难民开课,学习工作技能。

她也是血肉之躯,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城里,她随时可能重伤,甚至殒命。然而,魏特琳女士,她手无寸铁,却从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手中,抢下了一个又一个原本要陷于万劫不复的中国女子。

有人劝她小心,也有人宽慰她:南京城那么大,你无法救援所有的人。然而,魏特琳女士并不听从这样的告诫,她仍然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全部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难民。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部分难民合影

魏特琳女士伟大的举动,在难民群体中形成了共鸣,她被称为“活菩萨”。

她问自己的助手,“活菩萨”是什么意思?助手回答,是慈悲女神。这个词,后来被写在了她的墓碑上。

5.含恨而逝 金陵永生

魏特琳女士卓越的工作,让所有中国人为之感动。

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的采玉勋章。

勋章的背后,是她已经过度透支的健康,长期的疲劳工作和高度的神经紧张,让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然而,更重大的打击却接踵而至。

汪伪政府成立后,魏特琳女士被颠倒黑白地说成是罪犯,是人贩子。她被迫在难民中征集21位女志愿者,这件事被说成是她主动向日本人供应了中国女人。这一谣言迅速散播出去,就连美国同胞,对魏特琳女士也不理解。金陵女大的实际负责人,丹尼森夫人,对她表达了极度的愤怒,不相信她做出的任何解释。

魏特琳女士被迫离开了女大,一个月后,心力交瘁的她离开了中国,回美国养病。

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魏特琳女士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却受到了最令人心寒的误解和攻击。

1941年5月14日,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魏特琳女士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间普通公寓里,她打开了厨房的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年,她55岁。

她的临终遗言是:“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南京师范大学魏特琳雕像

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写着自己的名字,慈悲女神的称呼,还有一句描述:到中国去的传教士。然而,在墓碑上方最醒目的地方,却写着四个汉字:

“金陵永生”!

南京,对于魏特琳女士而言,是永存的。一如魏特琳女士对于南京而言,是永生的。

这相互的依托,超越了生死,超越了时间。

他们以担当、坚守与抗争诠释了人性光辉

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感恩

这些外国英雄所做的一切

中国人从未忘记!

约翰.拉贝

爱德华.史波林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R.黑姆佩斯

A.曹迪希

鲁哈特.哈茨

克拉.波德希沃洛夫

齐阿尔

C.S.特里默大夫

罗伯特.威尔逊大夫

詹姆斯.麦卡伦牧师

格雷斯.鲍尔

伊娃.海因兹小姐

M.S.贝茨博士

查尔斯H.里格斯

刘易斯S.C.斯迈思博士

明妮.魏特琳小姐

W.P.米尔斯牧师

休伯特.L.索恩牧师

乔治.费奇

约翰.马吉牧师

E.H.福斯特牧师

卡尔·京特

辛德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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