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敬
1937年夏，严家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校方极力挽留他留校任教。此时“七七事变”爆发，这促使严家显下定决心回国，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昆虫学家之一。
著名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创办者和首任病虫室主任严家显是苏州人。其祖父即上海金融巨子严国馨，其父即苏州城西首富严良灿。1906年，严家显诞生于吴县木渎西街108号的严家老宅，于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昆虫学家之一。
严家显留学归国后最重要的工作是于1940年创办了福建农学院并任院长。其人声誉极著，至今该校的最高荣誉仍是“严家显奖教奖学金”。
1944年，严家显改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创办军事医学科学院。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是最早抗击美军“细菌战”的中国科学家。由于健康原因无力远行，他委托好友柳支英和胞弟严家贵替他奔赴抗美援朝的一线战场。
1952年，严家显病逝于上海，卒年四十六岁。他去世后，其夫人王祖寿一力将五个女儿养育成材，并继承乃夫遗志，为促进两岸“三通”作出重要贡献。严家显的三女儿严隽琪，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一
严家显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1906年，严氏家族的财富声望臻于巅峰。严国馨年轻时就进入上海华人金融圈，迨其六十开外的时候，同乡好友席正甫于汇丰银行买办任上根基深厚，两人遂利用“外滩银子”开办协昇钱庄。到二十世纪初，严家成为上海九大金融望族之一。
严国馨是洞庭东山人，发家后决定移居木渎。他陆续购买了古胥江北岸的沿街房屋改建居住，现西街108—124号，在清末民国都是严家老宅。严氏还买下了已经相当残破的端园，请香山帮建筑大师姚承祖加以重构。至今这座三百年名园依旧在香溪河畔熠熠生辉。
严家显出生时严国馨刚刚去世，但其遗留下的庞大产业，正由其第四子，也就是严家显的父亲严良灿主理经营。
然而，就在严家显四周岁的时候，家族生意受到了极大考验，一场名为“橡皮股票风潮”的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二十世纪初，随着商用汽车的普及，各国投资商开始追捧橡胶产能，所发行的“橡皮股票”被炒高至十六倍之巨。到1910年夏天，投机泡沫破裂，仅上海金融界就损失白银二千万两，超过一半的金融机构破产，其中也包括严家开设的所有八家钱庄。
受到重创的严家只能收缩战线，将营运核心从上海退回到木渎。这也导致了木渎严家第一次析产，严国馨的第五子，也就是严良灿的胞弟严良肱得到了苏州城里的资产，离开木渎移居阊门西中市。自此这一脉同木渎祖地的交往就渐渐疏阔了。
虽然产业和财富都今不如昔，但严良灿依然将大量时间、精力、金钱花在区乡的公益事业上，比如资助巨款让千年古寺灵岩山寺重焕生机。举办新学的时候，严家还给新办的小学捐款一千银元并建造校舍一座，而这间“木渎公立两等小学校”就是严家显的母校。
严良灿一方面热心地方慈善，一方面经营米行酱园，但他的事业根基，则仍在金融运作。民国初年的苏州被称作“存款码头”，银行家在此将资金聚集，投放到南通、无锡、江阴、常州等新兴工业城市。严氏则将木渎锻造成新的金融中心，汇集各方资本以挹注民族企业，让江苏实业家能够有能力、有耐力同愈发咄咄逼人的日本纱厂抗衡。
这，就是严家显童年时依托的家族环境和家庭环境。
二
差不多十二岁的时候，1918年，严家显考入了苏州城里的桃坞中学，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中学生涯。桃坞中学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被誉为“美国在远东举办的最优秀的教会中学”。严家显在其间受到了严格的基础养成和学术训练，英语水平尤其优秀。
在学校里，他遇到了堂兄严家淦。后者在1911年严氏分家后就跟着父亲严良肱移居城区，平时同木渎的亲戚极少往来，如今邂逅只比自己小十个月的堂弟，觉得分外亲切。两人在桃坞中学结下了终身友谊。
中学毕业后，严家显选择了东吴大学医科，但严良灿却要他念法律。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上海，但1927年初的上海因北伐军兴和政权更迭而十分动荡，严家显只能回木渎等待时局平静后再作打算。正在此时，他遇到了桑梓好友柳支英。
柳氏祖先是同治年间跟随冯桂芬修撰《苏州府志》的学者柳商贤，其在木渎东街的祖屋“遂初园”曾是苏州的藏书中心。柳支英比严家显大一岁半，两人是小学同学。
柳支英仅用五年时间就读完中学，也经过一年的彷徨犹豫后，考取南京的金陵大学农林科生物系，进行昆虫学研究。为何选修昆虫学？许多年后，柳支英这样解释：一是孩子时代“爱好自然的兴趣观点的反应，另一它也具有应用上的重要意义。”此言诚然。当时的中国，尤其是江苏，苏南深受螟灾之害，苏北则经常蝗虫遍地，农民常因此不得温饱。当时许多青年学子报国心切，虽然昆虫学研究极为劳苦，有时候在爆发虫灾的穷乡僻壤采集标本和田野观察长达半年之久，但这些大学生都坚持了下来，为中国的农业学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柳支英知道严家显从小酷爱扑虫弄蝶，跟自己一样热爱自然，于是劝他转学金陵大学研究昆虫学。他还告诉严家显，金大虽然是教会学校，但校长陈裕光却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听了柳支英的介绍后，严家显深受感动。1928年初秋，他考入金陵大学，正式投入农林科学和病虫害防治研究。
自此，严家显的求学之路开始顺畅。三年后，他考入燕京大学生物系，进行硕士研究；1934年夏，又考入明尼苏达大学医学昆虫系，赴美进行博士研究。
1937年夏，严家显获博士学位。由于他成绩优异，求学期间其论文就发表于美国的顶尖学术杂志上，因此校方和导师都挽留他留校任教。此时“七七事变”爆发，这促使严家显下定决心回国。仅十天后，他就整束行装，登上了回国的邮轮。
所有人都畏惧战争，但严家显知道，战火中的祖国需要自己。
三
1937年9月，严家显冒着抗战的炮火回到祖国，奔赴珞珈山下任武汉大学农学院教授。不过他在武大仅任教半年，1938年春节刚过完，武大就奉命西迁重庆，其农学院合并于中央大学。正在此时，严家显又听到了柳支英的召唤。
严柳二人，年龄、兴趣、禀赋都非常相似，出生、成长在同一座小镇上，一个西头一个东头，步行距离八百米。柳支英从明大留学归国后，先在浙江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远赴柳州的广西农事试验场。刚刚安定下来，他就去函严家显，邀请好友一起来为病虫害研究作贡献。
同样是美国留学生，柳氏是硕士，而严氏是博士，因此后者一到广西，即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前者的学术地位和行政地位，成了病虫害组主任。而柳支英则不以为意，自愿去偏远的一线农场从事基层工作。二人的友谊也没有褪色，经常一起总结科学经验，并联名在广西大学的学刊《广西农业》上发表论文。
1940年初，福建省政府决定在战时省会永安成立福建省立农学院，时任财政厅长的严家淦推荐严家显为首任院长。永安，处于闽中和闽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在县城南郊的黄历村，即是福建农学院的选址地。严家显到任时间是七月初，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从校舍宿舍建设到设备图书采购，从教授员工招聘到新生入学考试，竟然一气呵成规模初具，别人都说，严院长用三个月办成了其他人三年都未必办好的事业。这固然同严家淦的全力支持有关，但主要还是靠着严家显自己惊人的意志和毅力。后来农学院第一届毕业生要求严院长指示箴言，严家显便手题“自反自强”四字，这正是他自己的为人宗旨。
苏州沦陷后，日军屡次上门，强迫当地深孚众望的乡贤严良灿出任伪职。严良灿遂以病重求医为借口，避居于城区十梓街他夫人的娘家。他出走后，日军强占了严氏许多产业，包括西街上漂亮的小洋房“余里楼”。严良灿又惊又怒，真的就一病不起，于1942年春去世。
于是严氏第二次分家。据严良灿生前安排，所有产业、田业和慈善事业交给留在木渎的堂侄严家晋主管，家中浮财则全部折现，由几个儿子均分。两个月后，福建永安黄历村的严家显接待了来自苏州木渎的亲戚，此人带来了一大笔严良灿的遗赠。
这是抗战最艰苦的年头，尤其处于深山中的省立机关，直有断粮之虞。当时严家显才同夫人王祖寿结婚，后者即使怀胎也仅以喝粥度日。严氏英年早逝，同战时极度营养不良有关。
然而严院长心里更有着学子的艰辛困苦。严良灿的表字是“子绚”，严家显就将其遗赠于农学院设立“严子绚先生奖学金”，以“纪念严子绚先生乐育英才，奖励清寒优秀学生”为宗旨，为“原籍县政府证明家境确系贫寒”的优秀学生免除了后顾之忧。
一年后，严家显第一个女儿诞生，由于营养匮乏，王祖寿奶水不足，新生儿只能以饮羊奶生存。后来母女俩去严家淦家住了一段时间，情况才稍有好转。
四
在永安黄历村任福建农学院院长的时候，除了设立奖学金以乐育奖贫，严家显还私下周济一些成绩未必拔尖但家境确实贫苦的学生。勤学苦练的基本功、艰苦创业的干劲、团结进取的精神，这三点被总结为“黄历精神”，至今还是福建农林大学的基本价值观，被后人永远铭记。
“他在敌机的轰炸声中，在穷乡僻壤筚路蓝缕为危难中的祖国培养人才，其学生中不乏日后成为海峡两岸农业复兴的栋梁之士。”很多年后，严家显的三女儿严隽琪如此评论父亲。
1944年夏，严家显接到教育部调令，要求自己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这表明官方和学界对他的双重认可。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严家显一家随学校回到上海。没想到，仅仅两年后，他又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对此，严家淦的儿子严隽泰回忆道：“我印象中，仲扬叔叔1949年前来过一次台湾，看了不少地方，可能当时我爸是请他来实地考察一下，为今后来台发展铺路。爸爸总觉得仲扬叔叔聪明能干。他与亲戚们来往不多，对仲扬叔叔实在是例外。”严家显表字仲扬，一般小辈都称他为“仲扬叔叔”。当时中国大地烽烟弥漫，一些知识分子看不清出路何在。而严家淦在台湾省任财政厅长，确实也需要信得过的人才参与地方建设。
严家显私下对好友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对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是认同的。”所以，即便如严隽泰所言，“我爸是希望仲扬叔叔他们来台湾的，飞机票都买好了，但就是没有等到他们。”严家显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他要亲眼看到中国的新生。
1951年春末，中央决定成立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严家显参与筹建，并任病虫室主任。次年初，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发现战场雪地上出现许多不明昆虫，中央立即作出了反“细菌战”的部署，密令严家显入朝参战。
然而，就在临行体检时，发现严家显罹患胃癌。当时柳支英还在浙江大学，严家显要求将其借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并亲自叮嘱，要他代自己出征。其后严家显病危，又请求组织上让柳支英接替自己病虫室主任的职位。
1952年3月12日，严家显去世，卒年四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