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丰，石佳：《资本论》的“术语革命”——恩格斯解读《资本论》的重要贡献
马列原著解读
内容提要：作为《资本论》阐释者的恩格斯，其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资本论》的术语革命问题。恩格斯通过化学所发生的术语革命来类比《资本论》的术语革命，将对术语革命的探讨聚焦于以“剩余价值”为核心范畴的术语系统，指出术语革命的实质就是从“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转变为“概念”的哲学范畴。实际上，它蕴含着三重意义上的革命：研究对象、理论总问题和概念术语的性质的革命。恩格斯从术语革命的视角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彻底区分开来，从而凸显出马克思《资本论》所具有的革命意义和存在论意义。
关键词：术语革命；剩余价值；《资本论》；恩格斯；
在《资本论》哲学思想解读史上，恩格斯的地位首屈一指。就《资本论》而言，恩格斯至少具有四重身份：《资本论》的合作者、宣传者、编译者和阐释者。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通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与马克思围绕具体经济问题、论述方式、核心内容等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资本论》的创作中留下了恩格斯深深的印迹。马克思明确表示恩格斯是以“合著者”而不是“被印证者”的身份出现在《资本论》中。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资产阶级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一著作保持沉默。为了打破这种沉默和广泛宣传《资本论》，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书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恩格斯专门为德国工人报纸《民主周报》撰写的书评，非常精炼和准确地概括和评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继续整理和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同时，他也致力于《资本论》各种外文版本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并为其撰写序言。
相对于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前二三重身份而言，其第四重身份——作为《资本论》阐释者的恩格斯更应当引起我们重视。这不仅因为恩格斯是《资本论》及其手稿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读者，而且因为恩格斯在宣传、编译和出版《资本论》时，为了避免人们曲解《资本论》，一直致力于阐明《资本论》真实的思想内容和革命意义。就连像保罗·托马斯这样持有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主张的学者也承认，恩格斯可以称得上是深入探究马克思思想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十多年里，恩格斯更是成了《资本论》最主要的解读者和最权威的阐释者。探究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和阐释，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真实意义至关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是恩格斯解读《资本论》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呢?这构成了我们研究恩格斯《资本论》解读的首要问题。
一、恩格斯的理论洞见
论及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我们不假思索想到的文本就是恩格斯为《民主周报》撰写的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这一文本在《资本论》解读史上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用非常精练的语言概括了《资本论》的主要观点，并指明了《资本论》的伟大意义。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①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攀登到最高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领域一览无余，就在于他洞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剩余价值的产生。资本家用他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后来又把商品卖出去，使其所得的货币多于开始时所投入的，这个超过原有资本的余额，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劳动力商品是这个新价值的源泉，是新价值的创造者。因为，剩余价值是由工人超过补偿其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亦即无酬劳动创造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果：无产阶级的壮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的贫困。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这两个概括不仅高度凝练，而且非常精准，对于读者尤其是广大工人理解和把握《资本论》具有纲领性的意义。这是恩格斯解读《资本论》的理论贡献，但绝不是其最具有独创性的贡献。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振聋发聩地追问道：“那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②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新理论”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产生巨大影响。这个理论明显地标志着马克思的“独创性”。恩格斯的这一追问引导人们去思考剩余价值理论所蕴含的“新东西”，进而思考马克思《资本论》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一追问，并把这一追问界定为“认识论断裂”：“恩格斯的这个说明是很有意义的。这里涉及的不再是马克思力图说明他和经济学家关系的那些模糊不清的区别。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直接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认识论断裂的真正问题。”③“认识论断裂”这个术语是阿尔都塞取自巴什拉的科学认识论，用来意指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根本性的结构转换。因此，如果说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着“认识论断裂”的话，那么两者之间的转换就一定是“异质性”的转换。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马克思的独创性问题。恩格斯以非凡的机智提出这个问题并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认识论断裂”问题，是恩格斯首先提出来并加以探究的。因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并未做出详尽的说明。考虑到人们一再探讨马克思《资本论》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继承关系，一再认为《资本论》仅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实现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恩格斯提出的这一问题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恩格斯并没有空谈马克思“新理论”的独创性，而是将这一问题的探讨诉诸《资本论》的“术语革命”。“术语的革命”这一提法，出现在1886年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英文版序言中。在那里，恩格斯提到，作为《资本论》的读者，首先会面临一个唯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得以解决的理论难题，即在《资本论》中，“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④虽然在篇幅不长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只是明确提出《资本论》中存在着一个“术语革命”问题而并未深入论述，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所写的1885年版序言中，他早已通过详细类比化学史，论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如何实现了一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性变革。
可是，一个貌似简单的“术语革命”问题如何能够说明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错综复杂的“认识论断裂”?毋庸置疑，“一门科学的新见解”或者说一门科学的每一次革命都必然会引发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它的阶级立场、思想体系及其术语的同一性所规定的范围中，而马克思则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发生了变革，因而也必然使它的术语发生革命。但是，这就一定意味着我们能够从“术语革命”的视角去探索理论上的“认识论断裂”吗?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术语”就其本质来说不是“名称”，而是“概念”。这就意味着术语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和有内容的，正是概念构成了观念体系或理论体系。“任何术语都同一定的观念范围联系在一起，或者可以说：任何术语都是同作为这一术语基础的理论体系相联系的，任何术语自身都包含着特定的、有限的理论体系。”⑤因此，在科学的“术语革命”的背后，蕴含着科学的“理论体系”的革命。从“术语革命”的视角解读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资本论》所发生的“认识论断裂”，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是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终南捷径。
二、剩余价值的重新发现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整个《资本论》的核心。因此，恩格斯将对“术语革命”的探讨聚焦于以“剩余价值”为核心范畴的术语系统。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直接提出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认识论断裂”的真正问题。恩格斯在最恰当的地方，同时也是最矛盾的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即关于剩余价值问题。剩余价值理论明显地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独创性。如果说“术语革命”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剩余价值上，或者说剩余价值概念是我们探讨“术语革命”的聚焦点，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一是内在的学理原因，剩余价值概念是整个术语系统的逻辑核心，一切术语或概念都围绕其展开，是“术语革命”的关键点所在；二是外在的形式原因，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他术语如商品、价值、劳动、工资等术语称谓上并没有发生改变，而剩余价值这一术语从名称上发生了改变，由利润、地租和利息等变成了“剩余价值”，问题将变得更加直观和明确。
剩余价值并不是马克思首先探讨的，然而却是马克思再度发现的。正因如此，才出现了所谓的“洛贝尔图斯事件”。“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这一看似荒谬事件的背后，恰恰隐藏着《资本论》“术语革命”的秘密。由于洛贝尔图斯认为马克思所探究的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是他早在其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讨论过的，因而他将自己称作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其实，洛贝尔图斯根本不明白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同包括洛贝尔图斯自己在内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概念之间存在着的“认识论断裂”，从而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误认为是自己的剩余价值概念。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为了回应与反驳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所宣扬的“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这一荒谬看法，恩格斯从自己的理论视角重新论证《资本论》的核心问题——剩余价值理论，并向我们阐明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资本论》所发生的“术语革命”。
恩格斯通过化学中“氧气”的发现来类比“剩余价值”的发现。恩格斯指出：“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像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⑥虽然普利斯特列和舍勒首先析出了氧气，但他们由于受到燃素说的束缚，并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新的化学元素，从而也就不可能使化学发生革命。然而拉瓦锡却发现这种新气体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氧气，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神秘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从而否定燃素说，使化学发生了革命。
所以，恩格斯才坚持认为拉瓦锡是“氧气”的真正发现者，而不是普利斯特列和舍勒。
恩格斯指出：“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⑦在恩格斯看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一些社会主义者，虽然都已经确定剩余价值存在，并确认这部分价值由劳动构成，但至此，他们就再也没有前进一步，原因就是他们都陷于古典经济学既有的经济范畴及其所设定的对象中无法自拔。这同普利斯特列和舍勒囿于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是一样的。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确认“剩余价值”这一事实，也不在于“剩余价值”是一种分配的不公平，而在于“剩余价值”是一把解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钥匙，它的重新发现将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当马克思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开始了“剩余价值”概念的重新发现之旅。恩格斯为我们简要地概括了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之旅。
恩格斯把马克思剩余价值的重新发现分为四步。第一步，劳动形成价值。“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⑨第二步，商品和货币的关系。“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疑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⑩第三步，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第四步，剩余价值本身。“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在描述马克思重新发现剩余价值过程的时候，一方面向我们指明马克思所做的具体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向我们强调这种理论贡献的独创性。恩格斯不仅使用了“第一次”、“第一个”等诸如此类的词语，而且使用了如下这些表述：“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做出的”。恩格斯的这些表述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的“认识论断裂”，澄明了《资本论》超出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具有的崭新东西。
正如前述恩格斯用氧气的发现类比剩余价值的发现时所说的，普利斯特列和舍勒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因为他们不是把氧气看作是一个问题，而是仅仅把它看做是“一个答案”。在别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拉瓦锡看到了问题。因此，如果说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那么是拉瓦锡独自发现了氧气并赋予它以概念。其实，斯密一开始就把握到资本家致富的全部秘密——从工人的劳动中攫取剩余价值，但是斯密的局限性在于，“他认定这种剩余纯然是由那部分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生出以后，立即又把这种剩余，确定在利润的形态上，那就是，不把它和它所从出的资本部分关联起来，却把它看做垫支资本总价值以上的剩余，把它和"垫支在原料和工资上面的资本全额’关联起来讲。他是直接在利润形态上把握剩余价值”。就是说，斯密虽然从经济事实中析出作为利润形态的剩余价值，可是他还不具备提炼出剩余价值这一科学概念的理论基础和能力。可见，在马克思之前，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剩余价值已有几百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也已经探讨过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如地租、利润和利息，可以说他们已经“析”出剩余价值，但是却从来没有“发现”剩余价值概念，剩余价值是由马克思重新发现并赋予它“概念”形态的。
三、术语革命的真实意义
“术语革命”问题绝对不是孤立的，任何术语都是同特定的理论体系相联系的。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如果我们换一种意义相同的说法，那就是，恩格斯肯定了在对象的性质、理论总问题的性质和概念术语的性质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作用关系。”根据这一判断，恩格斯所谓的“术语革命”实际上蕴含着三重意义上的革命：研究对象性质、理论总问题性质和概念术语性质的革命。
表面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并无二致，都研究商品、劳动、分工、价值、货币、资本等等，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对象究其本质而言是不一样的，尤其在剩余价值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斯密所处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他无疑只能生产出经济科学的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已经触及剩余价值，但也仅仅是“触及”。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还未达到充分发展阶段，因而斯密尚无法自觉提出剩余价值概念，更无法自觉论证出其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内容，只能简单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水平取决于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达成的契约，而在议定这一契约过程中，双方的利益绝不相同。对此，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下的人，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加价。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
斯密在研究中特意排除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这就意味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其开端处就不可能触及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问题。马克思在同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通信中将两者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别表现得更加明确：“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同样是剩余价值，过去的一切经济学研究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即地租、利润和利息等，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马克思“责备斯密和李嘉图经常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它的各种存在形式：利润、地租和利息。因此，在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缺少一个名词。马克思在阅读他们的著作的时候，把这个空缺的名词剩余价值恢复了。把未出现的名词恢复出来，这个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行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后果：这个名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剩余价值”概念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出现不仅仅是恢复了一个空缺的名词，而且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研究对象都发生了改变。关于“资本”概念，斯密是直接从生产资本的角度入手，主要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上来把握资本，而马克思则主张首先从剩余价值论的角度来理解资本。“劳动”概念同样如此。在《资本论》中，创造价值的概念是劳动力，而绝非李嘉图那里抽象的劳动一般。劳动力的买卖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运行并生出大于全部预付资本价值的剩余价值的唯一保证。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范畴，到《资本论》的劳动力概念，实质表征着马克思与斯密、李嘉图之间经济术语的非连续性，正因为马克思用劳动力取代劳动，才有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诞生。
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的重新发现最终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后果：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理论总问题”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理论总问题”涉及的不仅是马克思《资本论》理论旨趣的问题，而且更多关涉的是《资本论》理论性质的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迥然相异的理论主题。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寻求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社会财富增长的机制原理。斯密在《国富论》中通过对国民财富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去探讨实现国富民强的经济途径。斯密认为：所有个体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努力奋斗，这种奋斗最终会增加社会产品的产出量，创造出最好的社会收益。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需要做任何政府干预，让经济过程自行其是。斯密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问题。换句话说，斯密聪明地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性”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明确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阶级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禁区，而马克思《资本论》所要揭示的恰恰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物的掩盖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突破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
从斯密一直到李嘉图，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用“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目的就是要使人与人的关系从物与物的关系中显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了这一研究目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论》并非仅仅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而且也是通过揭示“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实现对全部人类生活形式即历史过程的揭示。马克思最终的目的是试图寻找到一条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解放何以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马克思主义首先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关于“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资本论》理论总问题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两者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不同。古典经济学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看做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永恒的、最终的阶段，而马克思只是将这种生产形式看做一个暂时的阶段。“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就理论总问题的性质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总问题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资本论》则属于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资本论》同样研究商品、货币、资本和劳动，但是对于古典经济学而言，这些术语都是“经济学范畴”，而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些术语则是“存在论范畴”或“哲学范畴”。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术语革命的实质，就是从“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转变为“概念”的哲学范畴。“这场革命的最明显的方面恰恰表现在剩余价值上。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用一个同时是其对象的概念的名词来思考剩余价值，因此他们仍然留在黑暗之中，成为那些只是经济实践的意识形态概念或经验主义概念的俘虏。”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术语具有两个本质性特征：一是意识形态概念，即这些术语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并且固化为超历史的永恒观念。“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各经济范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来不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二是经验主义概念，这就意味着这些术语是“经验事实”层面上的经济学范畴，是经验主义的“俘虏”。而《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概念，“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对每一“经济范畴”的分析都上升到了“哲学”或“存在论”层面。马克思从来没有在日常或者国民经济学的意义上看待商品、货币、资本、价值等一系列概念，他对这些经济范畴的分析都是为了揭示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任何一个范畴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而实际上都是一个存在论范畴。因为马克思通过对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分析，所试图揭示的都是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资本论》中的核心概念——“资本”不单单是一个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范畴，而是一个体现着社会关系、人的生存状况的存在论范畴。工资也第一次被马克思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人与人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理解；只有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理解；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此，《资本论》中的每一个概念都不只是纯粹的、孤立的经济学范畴，而是一个个在经济学的外表下隐匿地表征着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范畴或存在论范畴。正如科西克所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存在哲学，它只把经济范畴看作某一隐蔽本质的信号或符号，看作人的生存状况的信号或符号。”
马克思从《资本论》第一卷开篇便开始论证属于他自己的术语系统与概念框架。因此，马克思告诫我们：万事开头难，阅读《资本论》更是如此，它的第一章是最难于理解的。这所谓最难的部分，恰好就是由恩格斯概括的《资本论》术语革命的理论发生地。不读懂《资本论》第一卷尤其是第一章，就无法真正理解《资本论》。恩格斯关于《资本论》中存在一场术语革命的论断，最终指向的是《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发生了革命。在研究对象的意义上，马克思彻底超出从斯密一直到李嘉图学说中既有的、比较简单的经济范畴的束缚，创造了“剩余价值”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填补了古典经济学概念的空白，而且使一系列经济范畴的内涵都发生变化；在理论总问题的意义上，《资本论》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非历史性，突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逾越的界限，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展开严厉批判，探寻一条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在概念术语的意义上，《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术语已非单纯的经济学范畴，而是哲学范畴。与此相应，《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概念及其所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实质上是建基于新型存在论之上的哲学批判体系。恩格斯从“术语革命”的视角将马克思《资本论》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彻底区分开来，从而凸显出了马克思《资本论》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和存在论意义。如果我们忽视恩格斯所提出的《资本论》的术语革命问题，就有可能误读《资本论》，进而误解《资本论》的理论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