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爱 “无性无爱 ” 鲁迅原配朱安临终一句话，令鲁迅汗颜

夜晚回家，打开音响，歌曲唱到宇桐非的《感动天感动地》，那句撕心裂肺的“我感动天， 感动地， 怎么感动不了你」在这寂寥的冬夜似一道闪电划破苍穹，直抵心房。

这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我感动了全世界，却感动不了你。我视你于生命，你却视我于空气。这句催泪的控诉道出世间失爱之人的悲苦，也道出了民国女子朱安的一世悲情。

朱安——鲁迅原配。28岁与鲁迅成婚，一生无性无爱，独居40余载，曾称自己是鲁迅的遗物。

时间定格到1899年。这年，绍兴朱家有女初养成。朱家长女朱安年芳21，却还没有定下人家，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龄剩女了。

这可把朱安的父母愁坏了，并开始相互指责，不该如此挑剔，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朱安本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眼瞅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也有些焦心了。

恰在这时一个本族的媒婆找上门来，说对方是绍兴的周家，周家也是大户，彼此门当户对，实在般配得很呀！

朱安父亲朱耀庭一口就应下了这门亲。当然他不可能不知道，周家派人过来提亲自己的老闺女，也是看中了他们的门户与家财。

这就不得不提到鲁迅的爷爷，鲁迅爷爷周福清原是个知县，只因他愤世嫉俗，是个个性较强的人，并不适合做官。周福清1893年犯下了科场大案，下狱八年，周家突遭此祸，一下从小康之家坠入了困顿。

给鲁迅说亲之时，周福清还囚禁在杭州的监狱里，鲁迅父亲周伯宜是个文弱书生早在三年前就已病故，周家只有鲁迅母亲鲁瑞一人苦苦支撑着这个家。虽说周家是大户，可到鲁迅这代时，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所以鲁瑞才会想给大儿子鲁迅找一个家世背景好的姑娘，想着能帮衬着自己点。

鲁瑞的这番苦心，作为孝子的鲁迅又岂会不知。所以当母亲告知他为他订亲之事时，鲁迅是默认了的。

当然，从1899年订亲直到1906年才完婚，鲁迅在日本留学的7年之中也有过要悔婚的打算，可每每都被母亲劝阻。

鲁瑞说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的，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了。

鲁迅无奈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可此时的朱安早已二十好几，三寸金莲早已定型，放开也不可能再复原。进学堂也不现实，朱家思想传统保守，父母一直以“女子无才便是德”来教育朱安。

朱安从小便常听父母给她讲《女儿经》：

“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

《女儿经》原是封建社会用来教女子启蒙的读物。大概就是说一些女子的行为规范，三从四德之类的。

在父母长期的儒家文化熏陶下，朱安早已没了个性，凡事严格遵循父母教诲，笑不露齿，行不出声，勤劳肯干，孝敬双亲，尤擅女红。在婚姻大事上，当然更是全由父母作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朱安全都乖乖遵循。

只是当时的朱安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这些传统美德，多年后，在她的新派新郎鲁迅眼里，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

1906年6月初6，朱安终于等来了自己大喜的日子。也许是太紧张，也许是太兴奋，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一只绣有龙凤成祥图案的的绣花鞋从轿里掉出来。朱安的脚实在太小了，根本撑不起娘家替她穿的那双大脚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当时有些老人说这是“不吉利的兆头”，似乎预示着这段姻缘的结局注定不圆满。

等到宾客散尽，夜幕来临，朱安却久久等不来新郎来掀自己的红盖头，等来的却是一句极其冰冷的：“早点睡吧！”新郎都不愿瞅她一眼，就闷头而睡了。一夜无话，亦无爱。朱安的心也跟着那洞房的花烛跳了一夜，一夜无眠，映衬着满屋的凄凉。

第二夜鲁迅就睡到书房里去了，丢下新婚妻子独守空房。这样的两个人，在老辈人眼里至少是可以过日子的，他们两个为什么婚后过不到一起？双方的家长都想不通，只好归因于婚礼中一些不好的兆头，互相埋怨，互相责怪。

鲁迅曾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也许安案就在这句话里。婚后三天，鲁迅就回日本去读书了。

一别又三年，1909年8月，在母亲的催促下鲁迅回国。鲁迅终于归来，这无疑给了朱安一丝希望，然而，鲁迅的态度很快就让她心凉了。

鲁迅晚上依然独睡一屋。他白天教书会友，晚上用抄写古籍来打发漫漫长夜，来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与女人。

据鲁老太太多年后回忆，她发现“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于是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鲁老太太问他怎么谈不来。

鲁迅说：

“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在鲁迅眼里朱安的拘束与附和，成了没有谈话趣味的自作聪明。也因此，鲁迅越来越强烈地想要远离这个家。

此后，鲁迅频频请求老友为其在京谋职：

“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图之。”

他在故乡感觉到的只有憋闷，烦恼，他是如此迫切的想要逃离故土，想要与这破旧的封建礼教做一次诀别。

1912年初，鲁迅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5月初鲁迅与许寿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居生活。

7年中鲁迅只回过一次老家，那是1913年，他在绍兴住了一个多月。鲁迅在日记里写道：

“午前陈子英来。夜不能睡，坐至晓。”

鲁迅为什么一夜不睡，坐到天亮？

后有学者推测，也许鲁迅是在母亲或族人的竭力劝说下，他被迫来到朱安的房中，却宁可独自坐到天亮。也许鲁迅也曾尝试接纳朱安，也试图缓和他们的关系，无奈临到跟前，思想还是左右不了意志，最终也没说服得了自己跨出那实质性的一步。

性由爱起，爱由心生，无爱无性，一世凄凉。一个说话都不敢大声的旧式女子和一个留过洋的思想开化的新式青年，他们之间的距离，遥远得仿佛隔着一个银河系，彼此不相容。

某日鲁迅在家中设席款待亲友，席间朱安当着亲友的面忍不住哭诉这些年的委屈。招来亲友们的一至同情。可鲁迅听了仍一言不发。事后鲁迅对孙伏园说：

“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了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

这表明一向忍让顺从的朱安也有过抗争，不料却把两个人的对台戏唱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鲁迅的冷漠确实令朱安寒了心。

1919年，鲁迅回老家卖掉了邵兴的老宅，拖家带口一起北上谋生。朱安也跟着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她在北京八道湾的生活。

在八道湾期间，鲁迅因周作人怀疑他偷看日本弟媳信子洗澡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一气之下，鲁迅搬离了八道湾。

临走之前鲁迅问朱安，是跟他一起搬出去住，还是继续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又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

朱安想了一想回答：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这说明，朱安始终站在丈夫这边，她此时的表态也表明他对丈夫的依赖与信任。

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朱安对鲁迅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鲁迅当时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朱安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鲁迅平时喜欢吃的菜，给他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朱安每次都能从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的喜好。假使这道菜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揣摩鲁迅一定很喜爱，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在砖塔胡同，鲁迅的书桌是放在朱安的屋子里的，鲁迅白天的案头工作，一般就在这桌上进行，因为这里光线好，安静，朱安白天常在厨房里张罗饭菜等事，轻易不去打扰他的工作。有时同院的俞家姐妹有些吵闹，朱安也提醒他们不要吵大先生，有时甚至是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

朱安总抱着一丝幻想，以为只要好好地服侍好丈夫，孝敬婆婆，终有一天对方能幡然悔悟，发现从前是错待了她。对朱安在生活上给予自己的照料，鲁迅也是清楚的，可是，他可以同情她，供养她，却无法对她产生那种“爱情”。

他们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能省则省。有时为了省得开口，鲁迅甚至想出来这样一个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自己的床下，里面放着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朱安的屋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他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这样，彼此间连说话也不必了。

据他家老妈子讲：

“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

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

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

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

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鲁老太太有时也过来，由于房间不够，她只好和朱安挤在一个房间睡。从这一点看，这婆媳二人的关系更像是一对母女。

鲁老太太见鲁迅一年四季身上穿的裤子都是单裤，老太太不明所以，对朱安说：“无怪乎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于是朱安奉老太太的命令做了一条新棉裤，等鲁迅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鲁迅扔出来了。这条被扔出来的棉裤，确实令朱安寒了心。

某日鲁老太太寿诞，在家设席宴请宾客，开席之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齐走出来，向亲友下了一跪，说道：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完话，叩了头，退回房去。

鲁迅曾说：

“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周作人也说：

“这是实有的事，朱夫人在家中是得到大家的同情的。”

后来鲁迅兼任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讲师。他在西三条的新住所也就成了新派女学生的聚集地。

女学生们剪着短发穿着黑布裙，态度落落大方，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的朝气。相比之下，当时的朱安已经四十多岁，从外表到着装都显得老气横秋。

这些女学生中，来得最勤的当属许广平，她不仅成了鲁迅家的常客，后来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了这里。

朱安当然不可能没察觉鲁迅与许广平之间那微妙的关系。有一次鲁迅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他醉眼朦胧地抚摸着许广平的头。又某晚，鲁迅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鲁迅眼神中散发着朱安这这辈子从未见过的柔情。

后来许广平甚至在给鲁迅的信里直言不讳地称朱安为“遗产”：“她是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

不久，鲁迅与许广平去上海同居了。次年，他们的孩子海婴也出世了。消息传来，朱安心里是喜忧参半，五味杂陈，喜的是周家终于有后了，忧的是她这辈子和鲁迅的婚姻怕是更没什么希望了。

朱安独守北平的婆婆，又开启了漫长的独居生活，婆媳二人相依为命，形同母女。侍奉婆婆成了她留在周家的唯一念想。

不料匆匆一别，就是十年，她没有等回鲁迅，等来的却是鲁迅在上海逝世的噩耗。

听到噩耗，朱安悲痛不已，她在北京西三条的家里为鲁迅设置了灵堂，彻夜为其守灵，用她的方式表达对亡夫的思念，令人动容。

世道艰难，鲁老太太因痛失长子，积郁成疾，7年后也撒手人寰，享年87岁。自婆婆去世后，朱安的日子就更艰难了，周作人答应鲁老太太每月给朱安150元生活费，可当时物价疯涨，150元只够买一个烧饼，靠这点钱根本维持不了生活。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

此事很快传到许广平耳里，许广平当然不同意朱安卖鲁迅的书。她还让唐弢和刘哲民二人去北京劝阻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唐弢去到西三条朱安住处时，天色已近黄昏，朱安正在用膳，见到他们，马上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

当唐弢说周作人给的钱的确太少了时，朱安的回答是：

“我不是这意思，你知道，先生生前，从来没有要过老二一分钱。”“一百五十元我不要。我没有办法，才卖书。”

宋紫佩他们听着朱安的倾诉，深表同情，但希望朱安以大局为重，不要卖掉鲁迅的藏书。朱安听后脸色一沉，一言不发。过一会，她有些情绪激动地冲着宋紫佩说：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经过这次谈话，北京各大报纸开始报导鲁迅遗孀食不果腹变卖藏书的新闻。社会各界好心人士纷纷过来探望朱安，施以财物。

当然，朱安大部分都谢绝了，她与许广平也因此消除了隔膜恢复了关系，像家人一样相互关心问候。

朱安托人给许广平写信：

我的脚已好啦！不过多走了路还是要痛的。咳嗽、气喘不容易好的，三、五天总是要犯的。在张、庞二位女士的口中得知你的头发已经白了，身体还好，海婴也大得多了。现在学校大概已经开学了吧！望一切安好！

在临死前，朱安甚至还在给许广平的遗书中嘱托自己的后事，希望由周家主持自己的后事，死后可以与鲁迅合葬一处。看得出她至死都把自己视为周家人，甚至死后都希望与鲁迅永不分离。如若鲁迅泉下有知，不知其是否深感汗颜？

在朱安去世的前一天，有记者去访问了朱安，当时她的病已很严重了。当记者问她和鲁迅的关系时，她说了这样的话：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她还提到许广平：

“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她临终的遗憾是没有见过海婴，她对记者说：“海婴很聪明，你知道吗？有机会的话，我愿意看到他……”

此时，朱安对鲁迅几十年来的冷漠早已释怀，对许广平也早已没有了芥蒂，甚至早已把他们的孩子海婴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

1947年6月29日，69岁的朱安一阵猛咳，脸如纸灰，无限痛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冥冥中她仿佛瞥见墙角有一只蜗牛在奋力地往上爬。她曾说过：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

一开始我以为，爱本来会很容易。

所以沒有经过允许，就把你放心底。

总相信爱情会有奇迹，都是我骗自己。

直到后来有一天， 你和她走在一起。

我才发现原来爱情，不是真心就可以。

我感动天，感动地， 怎么感动不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