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城管，大家都不陌生。在中国，城管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他们的职能包括查处占道经营、整治店外经营、取缔流动摊点；清除“牛皮癣”，清理不合格、影响市容市貌的标牌、广告；整治车辆乱停乱放、查处渣土抛撒等行为，使市容市貌得到改善，市容环境质量和管理得到提高，促进文明城市发展。当然，城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外国也是有城管的，只不过外国城管的职责大多由警察替代。
其实城管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城管这个职务。那么，中国的“城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说到城管，我们就得先说一下“城市”。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中国至少在夏商周的时候就开始有城市了，不过是比较初级的城市。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了和现代功能较为接近的城市。西周成书的《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司市”一条就曾记载“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意思就是说在市场门口，有士兵手里拿着铁鞭在守门，并维持市场秩序。在《庄子·知北游》中有这样的记载：“正获之问于监市履希也，每下愈况。”意思是：有个叫获的市官问屠夫关于检查猪肉肥瘦的方法，屠夫说就是越往下腿踩就越明白。这里面的监市，也就是市场监管者，就类似于现在的城管。可见，在西周时士兵就兼职管理市场秩序。在庄子那个年代，就有了类似于今天城管的监市。
到了唐代的时候，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10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十多个了，而且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长安”，其繁荣程度都是空前的。当时万国来朝，贸易发达。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治安、卫生、交通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城管的工作就更重要了。《旧唐书》中记载：“监事践于衙，理市秩序。”践于衙是指属于衙门管，比衙门官吏的社会地位要低一些，他们的任务就是理市治商。
到了北宋初期，城市商业更加发达，从《清明上河图》中就可见一斑。城管的工作更繁忙了，政府专门成立了城管大队叫做“街道司”，工作就是维持城市街道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当然也要管理违章搭建占道经营的商贩。“街道司”的成员一度由士兵担任，历史记载汴梁城中就有500士兵组成的城管队伍，相比于之前的监市来说，他们是明显更有战斗力的，遇到流氓无赖也可制服。
当然在不同的朝代城管的名称是不一样的，来源也不尽相同。明清两朝的时候，城管多由“胥吏”担任，“胥”指的是一种基层的办事人员，即政府将平民按户口加以控制，并从中选拔出“有才智者”加以管理，“吏”是指替天子管理臣民、处理政务的人，即“官”。 “吏”的地位要比“胥”高。从这可以看出“胥”是地方政府官员根据意愿或需要随时从民间挑选人员组建和解散，他们可以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是彻头彻尾的临时工。他们大多由破落户组成，甚至也有无赖、地头蛇之类的人。因为胥吏两者都是指代官府的各类办事人员和差役，后来于是将“胥”和“吏”并称。
后人研究古代中国官场，其实深受“胥吏”之害。当时的行政管理其实是由“胥吏”这种身处官僚体系基层的人员所操纵。他们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在包括城管在内各种联系群众的工作中欺压百姓，敲诈勒索。另一方面他们有经手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所以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可谓欺上瞒下。“胥吏”在历史上有恶名，跟他们临时工的地位密不可分，实际也是明清官僚体制弊端的一个折射，如果像宋朝那样由士兵来客串，或许形象还会好一些。
当然古代的城管法规也是非常严厉的，唐朝《唐律》规定，凡是侵占大街小道栽种植物的人，都要用杖、笞之刑进行处罚，还得恢复侵占前的原貌。而对扰乱城市秩序的人处罚更严厉，“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就是说在集市和人多的地方，故意引起骚乱、扰乱社会秩序的，杖打80大板。而且唐朝还实行坊市制度，也就是将住宅区和交易区严格分开，并用法律和制度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加控制。居住区内禁止经商。
宋代有个名将叫做“宗泽”，岳飞都曾是他的部下。史料上记载过他管理物价的故事。《春渚纪闻》中曾记述宗泽在汴京任官时物价飞涨，甚至比以前涨了10倍。他于是派厨师暗访兵市，发现一个饼估价仅6钱，市价却要20钱。宗泽非常生气，严令卖家不能超过8钱，敢抬价者杀无赦，结果集市物价应声大跌。在宋朝像宗泽这样的城市管理者，在非战争年代主要职能不是招商引资，而是维护市场秩序、城市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城管是当时政府的主要工作内容。
据考证，宋代城管的职能相当多，类似于包括今天的警察、环卫工、税务员、消防员、物价检查员、工商执法人员等等，反正集市上的大小事都得管。《宋刑统》规定，对占道经营的打70棍，对乱倒垃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把屎尿垃圾弄到街上，影响了公共卫生，不止当事人倒霉，连主司也就是城管队长都得跟着挨打。
不过古代城管法最狠的是明代，据《大明会典》据记载，在京城，“凡侵占道路而起盖房屋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就是说侵占道路盖房子的，打60大板，责令恢复原貌。另外，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取土作坯、随地大小便等行为，也一律“问罪”，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