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僮”这个字到了现代出现的次数就不多了，所以很多人都对这个字会比较陌生，但是在古代“僮”所蕴含的意义就非常多了。“僮”单独出现和在人命中出现，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有人想在自己孩子的名字中加入“僮”这个字，可就要先把含义给弄清楚了。一般还是不建议把“僮”当做名字，因为没有什么特别重要和突出的寓意。下面就来了解下这个“僮”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早在五十年代，壮族学者黄现璠教授就指出：“僮”(壮族旧称)是南宋时的民族称谓。后来，他在1988年出版的《壮族通史》中说明“壮(僮)旧史书作‘僮’或‘撞’”时，曾引用“(南宋)淳祐间，宜州丁壮有：土丁、民丁、保丁、义丁、效丁、撞丁，共九千余人，而撞丁可用”一说。该史料源自南宋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李曾伯淳祐年间所上《帅广条陈五事奏》(李曾伯奏章皆见《可斋杂稿》《可斋续稿后》)：“如宜(今广西宜州)、融(今广西融安)两州，则淳祐五年(1245年)亦有团结旧籍：在宜州则有土丁、民丁、保丁、义丁、义效、撞丁共九千余人，其猗撞一项可用。”这本属宋人宋事，可据可凭。可惜，同书又说“‘撞丁’是勇敢刚强的突击队，所以，‘撞丁可用’。‘撞’字，是作形容词用，显然不是什么部落的民族名称，且它仅仅是宜州许多民兵队伍中的一个队伍，因勇敢突击乃称之为‘撞丁’而已。”
《续资治通鉴》卷110也有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岳飞与杨再兴贺州之战“飞怒，尽诛亲随兵，责其副将王某擒再兴以赎罪。会张宪与撞军统制王经皆至，再兴屡战，又杀飞之弟翻”之说。此处，统制王经所领的“撞军”，比李曾伯所言“撞丁”早了一百多年。因此，又有说“撞军”是武装组织及其所属士兵。
《续资治通鉴》系清代史学家毕沅不满意徐乾学等所编的《资治通鉴后编》而重新修订，完稿于乾隆末。因为此书后出，毕沅见到了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徐乾学等在修书时未能见到的资料，该书又经邵晋涵、钱大昕等大家审定校阅，可信度较高。但此书初刻本仅一百零三卷。而毕沅卒于嘉庆二年，死后二年，因滥用军需案被抄家革世职，此书底板散失。嘉庆五年，桐乡冯集梧“买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于成”，于嘉庆六年补刻其余一百一十七卷，此书方成完璧。记载绍兴二年贺州之事的第一百一十卷，亦在补刻之中。毕沅所引资料，已不尽知其所出。然宋人所撰书稿中，记载贺州此事的不少，而说法不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光绪广雅书局刻本及中华书局1956年影印本之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三皆作“后军统制王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作“前军统制王经”;台湾大化书局1977年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清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印本《三朝北盟会编》皆作“粮军统制王经”。所以，王经到底是何军统制，还真不好确定。
其实，“僮”在南宋时就是民族称谓。
《帅广条陈五事奏》是李曾伯第一次任职广西时于淳祐九年(1249年)所上，邕宜民兵数量，却是他“近略检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间案牍之所载”而得出的。此时，广西相对平静，李曾伯还能偷闲寄情山水，赋诗题名。奏文中“撞丁”系之前官员所言所书，李曾伯并未亲历亲见，只是人云亦云。未几，李曾伯调职离去。
宝祐五年(1257年)，李曾伯复起为湖南安抚大使、知潭州，兼节制广南，移治静江，为广南制置大使、兼广西转运使，第二次任职广西。时元兵已据云南，并拟从西南近逼广西、包抄湖南。李曾伯倾全部精力于戎务，军政钱粮，事必躬亲。南宋以来，广西正规戍军不多，重压之下，多依靠本地民兵协防。李曾伯便与民间武装有了较多接触，对其构成也有了具体认识。
宝祐六年(1258年)李曾伯在《回宣谕团结奏》中奏报贯彻朝廷“广右团结之策”时有：“宝祐五年(1257年)内，前政经略徐敏子任内团结到邕、宜、融三州民屯峒丁共六万六千三百二十六人。”“宜州元团结到宜山、河池、天河、忻城、思恩五县保伍、民兵、义效、僮兵(笔者注：古代书少数民族称多加‘犭’旁。本文中皆依今例改为‘僮’)共一万三千四百五人。”“照得前政经略印应飞宝祐五年(1257年)九月内牒委文林郎、南宁军宜伦县今权宜州通判钟嶅，成忠郎、东南承十二副将田从龙，将宜州团结到保伍、僮兵人等逐一覆实点拣，分剔老弱强壮人数，未据申到。”同年底，李曾伯在《回两次宣谕及缴刘镇抚书》中谈及镇抚刘雄飞邕州守军病故者多，兵力短缺时说：“宜州则既移动张文彬军，见存戍军俞昱等一千二百余人，彼中僮丁可用，却令拣择强壮，本司与放一千人钱粮添助战御。”经过实际接触，他明白了，淳祐五年的“撞丁”，与宝祐六年所述的“僮兵”“僮丁”同是来自宜州这同一地域同一民族的同一队伍。事隔十几年，人们仍用“僮”来称呼她，说明这个民族，是成熟的、稳定的。因此在奏章中，李曾伯把“撞”改成了作为民族称谓的“僮”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