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崖山之后文人再无气节，”盖因中国自三皇五帝以来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始终都是中国人，“中央之国”一直泱泱存在，无论如何表述都难改事实与历史。但气节问题却是不一样的。
原因有五：
一、崖山之战后南朝随少帝和陆秀夫投海自尽的文人义士逾十万之众，被元蒙屠杀的远超此数，传统汉文化的传承者几乎灭绝，气节已在崖山战后大多投海。
二、元蒙时期人分四等“蒙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百年的统治令气节已随生活与生存的环境压力逐渐淡化，“仰承鼻息”成为了彼时文人不得已的生存之道，气节在生存面前苍白无力得只能苟延残喘。
三、尽管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起兵反元但所依靠的还是土豪大族，真正的士族已不成气候，所以自明以来文人士族多为官家的家奴族仆，气节也逐渐被奴化，至清代更是发挥到极致，气节只能暗地里苟延残喘。
四、宋代的政治风气很是开明，“不以言获罪，不因文入狱”是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皇帝以及执政的官宦集团秉持的观点，所以即便是如蔡京这般奸臣对其政敌如赵挺之等也只是将其从政治上打倒而不会从肉体上消灭，所以即便是御史台的言官“大逆不道”地参劾君上官家或者执宰丞相，被参者也只是轻的一笑而过、闻过则喜的还会知错即改，重的不过被谪贬或者被逼致仕，但几乎从不会害其性命更遑论“诛灭九族”了，当然，“谋逆”除外。但至元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政敌”稍有不慎便九族株连一同演出人生悲喜剧，众文人们为自保也不敢坚定立场，“明哲保身”是金科玉律，“门前雪和瓦上霜”的辩证关系被发挥到极致，气节被官场政治抹去了棱角。
五、利益的纠葛使得文人逐渐有了自己的圈子和相互依存的团体，便是我等常说的“利益集团”，当这一个个代表不同观念、不同利益、不同生存方式的集团把思想和触手遍布整个社会时，文人的气和节便分解开来，或有气而无节、或有节而无气。
宋朝覆亡，厓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
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
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00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
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
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