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是一本由梁启超著 / 朱维铮校订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1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代学术概论》精选点评：
●喜欢梁的文字 这本书在学术史上意义重大 无论是否钦慕任公其人 国人总归应该读一读的 何况并不艰涩
●这个版本有朱维铮先生做的长篇导读，概述任公戊戌之后的政治生涯与心态变化，为此书成书背景做一注解。任公行文酣畅，大部分时候亦秉笔直书，对清学一无所知者，皆可籍是书入门。
●清代思想史
●比读小说还酣畅，一恍惚就没了
●有此书
●考核书，彻夜读完一遍过。梁氏文笔绝佳，好学术书本当如此。想来平安时代亦如此。摄关家余韵难扶盛况时代文学，武士崛起，慢慢地就成了中世气息。
●有必要多读
●为学问而学问
●入门书 草草翻过了解大概 朱先生的导读反倒更有意思
●被感动了好么
《清代学术概论》读后感(一)：梁任公的客观，朱维铮的序
对有清一代学术大部分涉及到了，读了肯定是有些益处的。但也有一些该讲而疏漏的，如对经学有研究之皮锡瑞，王先谦，似都未涉及。
书前朱维铮对此书成书的考证，读之颇受启发。大概一是因为之前看过的序言，多是褒扬的多，批评的少，而朱氏考证之结果，有梁任公借鉴章太炎《訄言》、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之意味，令人颇感意外。二是其史学考证的方法，精研而有系统，对于学中文的我而言十分新鲜。
书中读之也有不少令人喷饭处，如P84“兹学（算学）中国发源甚古，而光大之实在清代，学者精研虚受，各有创获，其于西来法，食而能化，足觇民族气量”，这大概也是任公时代之局限。
尤其不能逐读的，第23-25节介绍康梁主导之今文经学。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如朱维铮所言，学术上殊无讨论的必要，任公仍花大篇幅叙之，实无必要。
另，中华书局“跟大师学国学”系列的书，内中纸质十分毛糙，此前所未见，有意者须注意。
《清代学术概论》读后感(二)：学术就因为这样才没有价值
当疑古成为一种主义，历史便成了被重构的对象。古典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其不可推敲的神圣性之中，今人的虚无也正来自于自毁历史磐石后的迷茫。
古典并非是复古与仿古，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必须、出于一种精神的依托。在漫漫时空的无限中，精神只可依托于历史而自安，而清末的新兴学术的叛逆完全摧毁了历史，解构了历史，清空了历史，是为罪过。如类比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上帝已死】的宣言亦正式宣告近代虚无主义的开始，中国亦不可免。但旧之次序已废，新之次序尚不存，实乃民初学者之过也。
而另一方面，借助西方共产社会的理念，大同小康之世得以一试，虽败犹荣，此亦是千年来之一大回溯也。
现当代主义的思潮如同置身混沌，万可又万不可，似是而非，前进的方向不明。所以只好落入更大地众俗化与观念化，以当下存在的意义来体现价值，以开放式的互动作为诠释的依据，这样的脉络就一承到今了。
《清代学术概论》读后感(三)：独立之精神
梁先生是家乡前辈，惭愧的是此前我只知道那个倡导“少年中国说”的梁先生，而没有认真拜读先生的其他著作，这又提醒我要注意作者思想的丰富性，不可以偏概全，而这要建立在丰富的阅读量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到的。梁先生在此书中以中外比较的视域略述了清代学术思潮发展之流变，其诞生、发展及分裂之内外原因，各家主张之利弊，检视前人做学问的的得失以及展望未来。后世学术的建制与实践确实受到了清代学术的影响，并且总结清代学术发展的规律对于现在来说仍有意义，我们不可因新文化运动的革新而忽视了这一点。此书最有创见的部分在于揭示了思潮之流转的规律，他说:“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这明显影响了从事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某学者的学说（先锋与常态）的建立。最为可贵的是，梁先生在行文过程中多次强调做学问的怀疑之精神以及独立之精神，他还有着清醒的自省意识，对自己前半生过于偏重政治而治学不精的实践作了深刻的反省。他说:“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学问当分业发展，分地发展。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先生所言，可谓情真意切，作为后辈的我们更应该去除偏见的蒙蔽，发挥求真之精神。
《清代学术概论》读后感(四)：一部著作 一段清代学术之管窥
以佛典之生住异灭喻清代学术思潮，将其划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个时期完成了清代学术的全过程，总的又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潮史上继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之后的清代考证学。
文化和学术，作为一个社会软实力的体现，总是呈现出潜伏期和盛行期的不同状态。正如梁启超先生对所谓“思潮”的定义，即“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而一个时代的思潮，往往是历经前代无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铺垫和积累，方才应运而生。从这个角度而言，有清一代之考证学，既是宋明理学之后思想界革新动荡分化的产物，亦反映出社会环境发展至清代，经济政治层面对思想的诉求和革新。
汉之经学奠定了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为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确定了一个基本方向，汉学成为之后的学术界始终存在的流派，影响颇为深远。隋唐之佛学为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之后儒释道各行其是，隋唐两代蔚为大观。宋明理学高扬天理与人性，将传统学术上升至哲学层面，并创造了一套士大夫永世流传的价值观，在思想层面实现了新儒家的绝对统治。而在理学大行其道之时，另一派看似与之完全对立实则脱胎于此的心学开始如潜流汇入了宋明思想界。我之愚见，心学理学之辨恰似释家大乘小乘之争，看似在对立中互相攻歼，实为事物必然发展的不同阶段。然一事物终有向其反面发展的必然趋势，晚明心学逐渐走向了道德堕落的“狂禅”一派，失去了道德自律的“满街都是圣人”，剩下的不过是用虚辞粉饰堕落的面目，实则传统学术，已进入了危在旦夕的阶段。
清代之考证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顾炎武首倡“经学即理学”，建设了“贵创、博征和致用”的研究方法，高扬实用主义的大旗，率先打破晚明理学之弊，倡导学人做实用专门之学问。阎若璩与胡渭紧随其后，攻击《尚书》和《周易》，动摇了六经和宋学的地位。思想层面之“破”，为其他学术之“立”创造了先决条件。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王夫之之科学研究的精神，颜元类古罗马斯多葛学派，梅顾刘三人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勾勒了启蒙期清代学术的面貌，将其推入全盛。
全盛期以考证学为兴。惠栋学派以古今为是非的标准，其治学方法坚持“凡古必真，凡汉皆是”。与此相对的是戴震的科学精神，“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概括了治学不同阶段之“人蔽”与“己蔽”的误区，对今之学人亦有启示。其压卷之作《孟子字义疏证》，欲以情感哲学代替理性哲学，实类西方文艺复兴思想之本质。戴门后学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创造了札记体的研究形式并将其光大，成为有清一代基础之研究方法，孕育了乾嘉朴学这一学术大观。
朴学家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为目的而非手段，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学术独立于世俗的定位，将学问返归到学问本身。研究学问之目的，乃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为后世研究者扫清障碍，并非经世致用，对于中国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的观念，实乃一大突破和创新。至此，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的考证研究，达到了一种绝对的巅峰。水地与天算，金石与辑佚校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以乾嘉朴学为基础，清代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学者社会”，札记册子成为学人案头必备，记录读书心得以储存著述材料，将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产生了汗牛充栋的札记之书，最可观者除《日知录》外，尚有汪中之《知新录》，王氏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馀不一一。对于札记对清代学人的重要作用，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切中要害：“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今亦亡矣。
全盛之后即有蜕分。前清乾嘉时代类似近世欧洲培养学问之环境，其浡然兴之有赖于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此亦为“思潮”之所以为“思潮”之必备条件也。章学诚的出现，乃为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的重要人物，《文史通义》亦成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今古文之争成为了清学分裂的导火索。清学分裂的原因，不谈浅层之社会生态、政治经济，实乃事物发展之必然趋势。龚自珍、魏源为清代今文学的倡导者，以经术作政论的偏好，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家。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将孔子改制说引入思想界，用两千年前之思想与学术，谋今世之政治与社会之用。梁启超师从康，有传承亦有分歧，最大之不同在于康太有成见而梁太无成见。作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批判精神，诚为可贵。晚晴思想界之彗星谭嗣同，以《仁学》论政，提出世界主义；清代正统派的殿军章炳麟，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途径，成为衰落期之余韵。
梁启超先生在这部数万字的著作里完整勾勒出了清代学术的面貌，除了让一段时期的学术史在头脑中开始清晰之外，也启迪我们去思考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朴学家的困知勉行工夫之外，在那一卷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大部头著作之中，背后或许还有诸多值得重视的原因。
康乾一代奏响了封建社会的盛世绝唱，和平稳定的环境，充足积累的社会财富，为学者创造出了良好的研究条件。而在“文字狱”笼罩下相对高压的专制政治环境，也使得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受到限制，学者们转而研究与意识形态相距甚远的专科学术，形成了考证学蔚为大观的局面。而这背后，自然也离不开一种贵创、求真的社会风气。
最为关键的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学者，对学术具有一种绝对的认真严肃之态度，也具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和学术信仰。我想，相比于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这种不浮躁的、谦虚谨慎的态度，加上勤勤恳恳不迷信于捷径的治学方法，才是清代学人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越是细微的工夫，越有其难能可贵的价值。正是这些细微工夫日复一日的累加，才成就了伟大的著作。在这个人人追求速食追求即时满足的社会里，一边焦虑一边虚度的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部著作中得到些许启示。
最后，以朱维铮先生导读的一段话作结：
“我不否认人间有天才，但我以为历史学的研究，要想真正有所成就，依赖的不是天才，而是勤奋。没有对材料的辛苦爬梳，没有对种种矛盾陈述的认真清理，没有对何谓历史实相的细致考察，没有对已有旧论新说的多方比照，没有对历史生态环境的整体认识，是不可能对也成过去的某种历史现象洞幽发微的。人们常常用效应作为判断学者资质的尺度，却往往忽视历史学家的才学识的增长过程。就以梁启超为例。”
《清代学术概论》读后感(五)：“制造清学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读后小札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学术史著作中的代表性作品，是一部“清学史的经典性名著”（朱维铮语）。它上承《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末章《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的余绪，下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滥觞。然则因为《清代学术概论》撰写时的特殊时间和梁启超特别的撰作动机与回应对象，也使此书虽名“清代学术概论”，其所述清学史实为“梁启超式”的“清学史”，其中对“清学史”颇有独出己见的建构，且与梁氏其余著作颇有互文关系。今特寻章摘句，略述己见。
一、“以复古为解放”的微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本系为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而写成（皆成书于1920年），是故书中颇有将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附者，如在此书开头总论中有如是说法：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1]此外，梁氏更将多处论述中强行与“文艺复兴”制造联系，如在书前《自序》中引用旧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末章《近世之学术》（写于1904年）时将“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2]的“古学复兴时代”，径改作“文艺复兴时代”[3]，又在论述戴震的章节中，将《孟子字义疏证》概括为“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此则将宋明理学概括为基督教之禁欲主义，又谓“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皆以中附西之言[4]。是故蒋方震有“东原理欲之说震古铄今，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也。……顾此说独为当时所略视，不惟无赞成者，且并反对之声而不扬，是何故”[5]的发问，而曹聚仁则径陈微辞：
不过定要把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思潮，比附之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我个人总以为大可不必，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在那黎明时的苏醒气息——朝气，并不只是倾向到异教思潮。[6]但是，“异教思潮”恰恰概括了梁启超将清学史与欧洲文艺复兴史相比附的关键点。梁氏认为：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7]而这层层的解放，如欲解放王学，则为解放明末之主流思想；欲解放程朱，则为解放宋明时代之主流思想；欲解放许郑，则为解放汉晋隋唐之主流思想；欲解放西汉传注，则为解放西汉之主流思想。然这一逐层递进的“解放”，实则皆抵牾当时的“主流”，自然可以“异端”自居。而在后来撰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梁氏更以《反动和先驱》作为“楔子”，论述明末学者对于理学和王学都有哪些反动的端倪[8]。
而这层层“复古”的倾向，实则在《近世之学术》中已发端倪，《清代学术概论》之自序便引其言谓：
有清（按《近世之学术》作“本朝”）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9]而在《近世之学术》中，梁氏已将清代学术史分为永历康熙间、乾嘉间、最近世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理学、考据学、今文学与西学。然其时梁氏大抵以理学衰而考据学起，考据学衰而今文学起，直至晚近世变之后，西学始昌，似是一者衰而另一者起，并无承续关联。且关于晚清今文学的谱系，其叙述由庄存与、刘逢禄下，乃是龚自珍、魏源，其下又李兆洛、宋翔凤、邵懿辰，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虽系于今文学发展的脉络中，但似别为一枝，独有更“复古”的特色[10]。
然则到了《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几乎绕开了李、宋、邵，而于龚、魏之后直接康有为、梁启超，并言“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11]，“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12]。此为自高声价之语，自不待言。
只不过，在《近世之学术》中，梁氏对今文学之兴起，只是比附于西方思想革命中之“怀疑派”与“诡辩派”之所以生，且每言其“无谓”、“牵合附会”，似对庄、刘以降，龚、魏之时的今文学颇有不以为然者[13]。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氏则将“今文学”之兴起，视为“复古运动”之必然：
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也。[14]而从《清代学术概论》提出的层层复古模型来看，则已“复西汉之古”，下一步则是“复先秦之古”了[15]。且又将今文学与同样带有科学色彩的辑佚学相联系：
“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然因此知汉代经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时辑佚之学正极盛，古经说片语只字，搜集不遗余力，于是研究今文遗说者渐多。[16]此外，又屡于细处提示读者，今文学并非完全脱离于考据学，如谓“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之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17]，又谓“考证之学，本非其（按此处指龚、魏及其后学）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18]。由是，虽然言明今文学的取向，与考据学有相异之处，是“歧变”的产物，然则此处已将今文学直接与清代“汉学”，结成了思想史脉络上的承继与发展关系了。
至于“以复古为解放”之说，在《近世之学术》中虽显端倪，而未加明言，且其中言今文学之起，虽亦不无自我标榜语[19]，然对今文学运动影响之卓著者，仍归于龚自珍[20]。但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直言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21]，《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22]，此盖言过其实之语，但梁氏此说，则是在其史著中自立今文学运动的正统地位了。
近来之研究者，多有以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不止于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且亦应胡适之请，作一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回溯的论断，并有新见文献佐证[23]，而夏晓虹老师在《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一文中认为：
梁启超虽也自豪为“今文学运动”之代表人物，作《清代学术概论》时，却“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把自我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非个人陈述的主角，显然更合乎梁氏的史学理想。故胡适一旦发议，梁即应声而起，且兴致勃勃。[24]此处阐释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为晚清今文学运动作一总结的动机，则大概合乎事实，但若是相信“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25]之言，则未免入其彀中矣。
张勇老师在《“偶然的背后”：梁任公著述〈清代学术概论〉之心意》一文中已然指出胡适对“今文学”及可视为其变种的“辨伪学”颇为推崇，但对于今文学的学说与背景并不了然，而梁启超的著述，亦颇有“将错就错”的成分在[26]，而任公著述的微意，实在于此：
借欧西之经验以反观自身，从而确认当下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位置并规划其未来，正是任公一派此一时期言说“文艺复兴”的现实意义所在；而以清学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强调由汉学而今文学的一脉渊源，以求继长增高，为中国的新文化奠定“开国的规模”，则是任公一派此时的志向所在。[27]如此可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特标举清学“以复古为解放”的特征，欲以此坐实“中国的文艺复兴”之名，实则欲将西学与中国学（尤指清学特别是今文学）结合，一则以此为眩惑，而引起青年接纳与研习的兴趣，二则以继续实行自己的文化学术主张，铸就新的文化。其间颇有为立说而对史事作并不一定忠实的叙述与解读，此皆吾辈读者所当留心之处。
二、“汉宋之争”的叙事及梁启超的立场与关怀前节已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今文学”尤其是以康、梁为代表者的抬高。而对于古文学，梁氏未专言论之，盖其言“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28]之语，已有将乾嘉之学指为古文之说，如此则以汉、宋皆为古文者[29]，是则古文与今文的关系，又是历史发展中彼者为此者之“复古”而“进步”的产物。兹可不赘，下但言“汉宋”。
又前文已述，梁氏之“清学史二种”以理学作为“反动”、“复古而解放”之对象，似理学在清代，属于“被革命”的学问。然则此说未必能取信于人，同时之罗振玉即不同意此点，其《清朝学术源流概略》于清朝学术之渊源，多归因于朝廷的奖励，尤其对“正学”的倡导，且于“理学”、“经学”等未加以分途[30]，而总结清朝学术之得失时，又每以义理空疏为缺憾[31]。可见彼时立场不同者对于清代学术“汉学”与“宋学”的地位，未必皆如是观。
而即使是梁氏早期著就的《近世之学术》，就未刻意强调“汉宋之争”，除却戴震以外，汉学家其实未诋宋学：
清之汉学家，大率专事考据，不复与宋、明儒者争席。惟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以其心得者，以与新安、姚江争，则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极言无欲为异氏之学，谓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焉。……虽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也，节之犹惧不蔇，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32]则以汉学家而诋宋明理学者，惟戴震而已。然理学之衰亡，时已定局，究其因则清初理学名臣之狭隘堕落，如陆陇其、张孝先排诋陆、王不遗余力，徐乾学引领奔竞谄谀之风，汤斌、李光地隳弃名节而作伪求荣，毛奇龄诟詈宋人以迎合学界尊汉蔑宋之风等等，是故梁氏有“程朱、陆王之学统，不幸而见篡于竖子，自兹以往，而宋明理学之末日至矣”之感慨[33]。可见于时梁氏颇有心向理学，而惋其澌灭于时风者。而时风之形成，又关乎清廷之文化政策，此则为其抨击专制张本也已。
然至于《清代学术概论》，为“文艺复兴”叙事计，梁启超将理学树为靶子，如谓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排诋理学[34]：
《疏证》一书，……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35]如是，则并非理学毁于禁欲与作伪，而是理学本身存在禁欲与作伪的内在紧张，这种内在紧张本身又导向其自身的异化，是故梁氏指出宋明理学的不良习气造成两重障碍：
一曰遏抑创造，一学派既为我所自创，何必依附古人以为重？必依附古人，岂非谓生古人后者，便不应有所创造耶？二曰奖励虚伪，古人之说诚如是，则宗述之可也；并非如是，而以我所指者实之，此无异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宋明学之根本缺点在于是。[36]则其对理学的态度，与《近世之学术》中的惋惜，颇显大相径庭之异。
只是梁氏的反理学，并不可作反理学观，其所反者，大抵为程朱之学。若是往后稍看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似于此更为持平：
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自然之数也。因为几百年来好谈性理之学风，不可猝易，而王学末流之敝，又已为时代心理所厌，矫放纵之敝则尚持守，矫空疏之弊则尊博习，而程朱学派，比较的路数相近而毛病稍轻。故由王返朱，自然之数也。[37]是故当王学衰落而清代考证学尚未兴起时，学风倾向于程朱一派，其理必然耳，故而晚明学人多有倾向于程朱理学者。而同样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当中，梁氏对程朱理学弊端的指斥，又仿佛与《清代学术概论》之全然归咎于宋明理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相离，而更接近于《近世之学术》当中的主张：
清初依草附木的，为什么多跑朱学那条路去呢？原来满洲初建国时候，文化极朴陋。他们向慕汉化，想找些汉人供奔走，看见科第出身的人便认为有学问。其实这些八股先生，除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外，还懂什么呢？入关之后，稍为有点志节学术的人，或举义反抗，或抗节高蹈；其望风迎降及应新朝科举的，又是那群极不堪的八股先生，除了《四书集注》外，更无学问。清初那几位皇帝，所看见的都是这些人，当然认这种学问便是汉族文化的代表。程朱学派变成当时宫廷信仰的中心，其原因在此。……专制国皇帝的好尚，自然影响到全国。靠程朱做阔官的人越发多，程朱旗下的喽啰也越发多。况且挂着这个招牌，可以不消读书，只要口头上讲几句“格物穷理”，便够了。那种谬为恭谨的样子，又可以不得罪人。恰当社会人心厌倦王学的时候，趁势打死老虎，还可以博卫道的美名。有这许多便宜勾当，谁又不会干呢？[38]是故梁氏并非排斥理学本身，而是排斥明末陆王心学的空疏化和清廷文化政策下程朱理学的虚伪化。梁氏于理学，盖求其实耳。
而虽然梁启超以对于阳明学的反动，作为明末与清代学术史的开端，然其对王阳明，实抱尊崇态度，即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言：
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39]是则当宋学在明代成为《性理大全》之学而僵化衰弱时，阳明学本身已然形成了“反动”，而充当“五百年道学结束”。然则不论宗王学者，或是反王学者，除了几个争气的阳明后学之外，多数仍是“道学派”、“八股先生”[40]，是故晚明王学之衰，实与清初朱学起而复衰，其因一也。
而梁氏于晚明王学中，最重刘宗周一脉，盖因其“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分减了好些”[41]，且又将蕺山后学黄宗羲视为“清代王学唯一之大师”[42]，并谓：
梨洲之学，自然是以阳明为根底，但他对于阳明所谓“致良知”有一种新解释。……像他这样解释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很有点像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他这种解释，是否适合阳明本意，另为一问题，总之和王门所传有点不同了。所以我说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43]是故《清代学术概论》中虽并王学及蕺山、梨洲之明学亦未加揄扬，然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重申早年之说。至于《明儒学案》，虽于梁氏之清学史中，多仅作为学术史撰作之开端，而梁氏早年（1905年），实以《明儒学案》与王学结合密切：
梨洲之著学案，本有两目的：其一则示学者以入道之门，其他则创制学史，成不朽之业也。……《明儒学案》实不啻王氏学案也。前夫子王子者，皆王学之先河；后夫子王子者，皆王学之与裔；其并时者，或相发明（如甘泉之类），或相非难（如整庵之类），而其中心点则王学也。……吾党诚有志于自治之学，但受持此中片言半句，拳拳服膺而不失之，则既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若以之饰口耳四寸之间，则贤于博弈耳。[44]而后来（1927年）梁氏亦有《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的讲演，将陆王学派修养的要点大致分为四点：（一）致良知，（二）重实验，（三）非功利，（四）求自由[45]。而其“重实验”之说又颇可与西洋科学重视经验重视实践的精神作一比附。是则梁氏之王学主张，亦不乏求真求实之科学精神矣。
由是，则知梁氏之用“汉宋之争”以阐释清学者，一则以日益空疏虚伪而仍蔚然显学的“宋学”为靶子，而为“汉学”之勃兴塑造一有类于“文艺复兴”的历史语境，作为对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举的“文艺复兴”范式的回应；二则以“汉学”求真求实、合于科学精神作为标榜，提倡朴素实在的科学精神，为新文化的前进方向提供一指南。而梁氏固非丑诋理学者，其所丑诋者，盖空疏虚伪，苟理学有朴实精神在，梁氏亦为之鼓吹也。
三、“科学精神”的引入及其对话对象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开始，就将“科学精神”与清代学术相连接，他引述自己早年在《近世之学术》中所写的：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46]然梁氏在《近世之学术》中，此句之后，实有“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47]一语，且对清朝考据学其实颇抵触：
夫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汩没性灵，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48]也即是时，梁氏已经强调西学之重要，但是对于考据学并不持肯定态度，虽然他也承认，“平心论之，其研究之方法，实有不能不指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者”[49]，并也用清代考证学比附论理学“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50]。但梁氏当时所伤者，为西学之不昌于士林，是故他对“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的状况痛心疾首[51]。也即，从此时起，他就对输入西学而振兴旧学，颇有期待：
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52]若说此时梁氏强调清代考据学之“科学精神”，实以考据学发展合乎“学界进化”之公例，而为倡扬西学张本，那么在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时，梁氏虽仍持清学有科学精神之说，但其时梁氏已对清代考据学，尤其是戴震学术（尤以其《孟子字义疏证》为甚）颇有褒扬[53]：
《疏证》一书，……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54]此则将清代考据学与科学紧密相连了。而论及“戴门后学”时，梁氏最重段、王二氏之学，大加褒扬，并将其取得如此学术成就归因于“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55]。此说颇于胡适对戴震之态度相近，殆二人相互呼应影响之结果。
而不论是《清代学术概论》，或至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氏屡言清代研究学术颇有科学精神，甚至常引水道地理、天文历算之成果论述清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56]。至于何以有清一代自然科学始终不发达，梁氏将主观原因归结于清人用科学方法整理本国遗产已有贡献，精力所不逮者不必苛责，而将客观原因归结于清代无有可供研习自然科学的学校、学会等公开研究机关的缘故，并总结清学之价值全在于“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的“研究精神”[57]，实则谓科学精神也。
然则就在撰写《清代学术概论》之前的1919年，梁启超与蒋方震等人同赴欧游，并对一战之后的欧洲文明尤其是科学文明留下苛评，这些评价可见于他的《欧游心影录》：
当时讴歌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58]梁氏何以在《欧游心影录》中对“科学”有所微辞？此则实非反对科学而是反对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以降，在理论上造成了“旧—新”、“东—西”的对立[59]，甚至之后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实为这一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冲突的余绪[60]，是故朱维铮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看似贬抑西洋文明，实际上矛头指向的恰是国内正在热情礼赞“科学主义”的中国新青年[61]。
而在1923年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唯科学主义的影响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而所造成的“科学”与“人生观/哲学/玄学”的对立，又恰恰有意无意间，将矛头指向包括经学和道学在内中国传统文化[62]，梁氏在论战之后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有清一代科学成就时，话锋一转，抨击了论战中的“科学派”：
西方科学之勃兴，亦不过近百年间事耳，吾乾嘉诸老未能有人焉于此间分一席，抑何足深病？惟自今以往仍保持此现状，斯乃真可愧、真可悲耳。呜呼！此非前辈之责而后起者之责也。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收获之不如欧美？虽然，非贵乎知之，实贵乎行之。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如）【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心理之未学，惟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顾亭林有言：“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吾得易其语曰：“今之清谈谈科学。”夫科学而至于为清谈之具，则中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63]论战之前（1922年）梁氏亦有《什么是新文化（科学的理解与自律的情操）》的讲演，其中言及科学精神时，亦发了对“科学”的“空谈化”的担忧：
我相信素来讲新文化的人对于科学是不能诋毁的，但是现在我们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人，大多未曾经过此番工夫，轻信附和，人云亦云。……人家说不好，即跟着说不好；人家说未必不好，也跟着说未必不好。这层是一般青年最容易发生的毛病，可使知识浅薄，社会堕落。……希望我们以后有志于新文化运动的，赶紧对于从前走错了的路不要再走了！还希望找一门专门学，用科学的方法专心研究，万不可犯着笼统毛病，这是新文化主要条件。[64]可见梁启超对于科学毕竟依然推崇，只是反对以科学统摄一切，以及以科学贬抑中国固有文化。正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结语所言：
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而吾对于我国学术界之前途，实抱非常乐观。盖吾稽诸历史，征诸时势，按诸我国民性，而信其于最近之将来，必能演出数种潮流，各为充量之发展。……吾著此篇竟，吾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65]是则于梁氏而言，《清代学术概论》可谓“感时忧世”、“救偏补弊”之书。尤其对于“科学”如何由《近世之学术》的认为亟待引进，到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时期的认为应加以深入落实并特严防其歧路的观点，其中深意，当有以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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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帆老师赐教：“我觉得《清代学术概论》对理学的评价，可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旧伦理道德的时代语境相关，程朱理学是当时新文化人的靶子，毕竟是在胡适启示下所写之文，反旧伦理、提倡科学的大环境可能使梁氏要回应一下。 只是浅见，不一定得当，仅供参考。”本文的撰作对张勇、李帆两位老师的大著参考颇多，甚至倚重以致依赖，特此申谢，并敬希友邻诸君严格批评。
【注释】
[1] 参见梁启超原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页5。
[2] 参见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5月版，页249。
[3] 《清代学术概论》，《自序》，页2。
[4] 前引书，页60。
[5] 蒋方震：《〈清代学术概论〉序》，参见前引书，附录一，页164。按此为蒋氏对梁氏的四大质疑之一，而其质疑中最有力者，仍与科学有关。
[6] 曹聚仁：《文艺复兴时代型的人物》，黄萍荪、张禾草编：《蒋百里抗战论集》，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版。此转引自蒋百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9月版，附录一，页143。
[7] 《清代学术概论》，页9。
[8] 参见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页7-11。
[9] 《清代学术概论》，自序，页2；《新史学》，页248。
[10] 《新史学》，页240-248。
[11] 《清代学术概论》，页117。
[12] 前引书，页125。
[13] 《新史学》，页240-243。
[14] 《清代学术概论》，页111。
[15] 按《近世之学术》中颇以康、梁一派为先秦派，以其讨论孔子及其后学与后世思潮之关系（参见《新史学》页244-248），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氏又自言不同意乃师“二考”之作（参见《清代学术概论》页129-133），是则虽从梁氏常汲汲于诸子学之研究，可见其以“复先秦之古”自任的心态，然其对康氏学术的看法，包括对整个晚清今文学的看法，前后似有异变。
[16] 《清代学术概论》，页114。
[17] 前引书，页114。
[18] 前引书，页116。
[19] 如其谓：“南海（按指康有为）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涂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参见《新史学》，页244。
[20] 如其谓：“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按定庵即龚自珍）。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夫以十年以来，欧美学澎湃输入，虽乳臭之子，其眇思醰说，皆能轶定庵；顾定庵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喜谤前辈也。”前引书，页241。
[21] 《清代学术概论》，页118。
[22] 前引书，页119。
[23] 《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参见夏晓虹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版，页181-182。
[24] 前引书，页125。
[25] 《清代学术概论》，自序，页3。
[26] 参见张勇著：《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梁著清学史三种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页138-143。
[27] 前引书，页147。
[28] 《清代学术概论》，页111。
[29] 按《近世之学术》中，亦有“道（光）、咸（丰）、同（治）间，今文学虽兴，而古文学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新史学》页249）之说，盖以乾嘉诸老为古文学也。
[30] 参见罗振玉述，松崎鹤雄、穆传金译注，李帆、黄海燕编校：《清朝学术源流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版，页3-19。
[31] 前引书，页71-72。
[32] 《新史学》，页237。
[33] 前引书，页232-234。
[34] 按然则《孟子字义疏证》实应归于理学内部对宋明学说的商榷与修正，李帆、张循皆持此说，并援引皮锡瑞《经学历史》“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辨一理字”及焦循《论语通释》“循尝善东原戴氏作《孟子字义疏证》，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贯仁恕之说，未及畅发”之言证之，又张循更进一步对清代“汉宋之争”解释为“汉学的内在紧张”，以及汉宋对立实寓汉宋交融之中，若纯乎汉学或宋学者，其实对“汉宋之争”未必参与甚至未必关注。参见李帆著：《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2月版，页184-186；又张循著：《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页118-128。按关于“汉宋之争”的历史实际的讨论，张循书中已极详备，加以转述或探讨可能溢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兹不赘。
[35] 前引书，页60。
[36] 前引书，页12。
[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09。
[38] 前引书，页117。按如是则《清代学术概论》为“文艺复兴”之语境而排诋朱学，甚至改窜引文以充论证者（参见《清代学术概论》页33校注②、页49校注①、页61校注①、页102校注②等处，皆有以改窜原文，将原文论辩矛头由具体问题而直指宋学、理学者）。此类情况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已鲜见。
[39]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
[40] 前引书，页3-5。
[41] 前引书，页7。
[42] 前引书，页50。按此处与《清代学术概论》又有所不同。《清代学术概论》谓“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皆明学反动所产也。……余姚黄宗羲，少受学于刘宗周，纯然明学也。中年以后，方向一变”（《清代学术概论》页25），似言黄氏早年为明学而中年即脱明学也。
[43]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53。
[44] 《节本明儒学案·节本例言》，参见梁启超编著，彭树欣整理：《梁启超修身三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5月版，页115-116。又同年编成之《德育鉴》多引宋明学者语，而尤以引阳明及其后学语为最多，亦可见梁氏对王学的推重。
[45] 参见梁启超著，彭树欣选评：《梁启超修身讲演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版，页389-397。
[46] 《清代学术概论》，自序，页2；《新史学》，页229。
[47] 《新史学》，页229。
[48] 前引书，页230。
[49] 前引书，页230。
[50] 前引书，页229。
[51] 前引书，页250。
[52] 同上。
[53] 按在《近代之学术》中，梁氏对戴学的看法，虽肯定其有义理之心得，然未言戴学考据之详细，亦未与“科学精神”相连，反谓其学实有妨性理道德之发展，至言“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参见《新史学》页237）。
[54] 《清代学术概论》，页60-61。
[55] 前引书，页66。
[56] 此处与《近世之学术》“中国于应用科学，无一足称者。其最发达莫如算”（《新史学》页232）之评论相对照，亦可见其前后对清代历算学态度之变异。
[57] 《清代学术概论》，页157-158。
[58] 参见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 新大陆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6月版，页20。按：梁氏于此句后有自注云：“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由是可见梁启超仍然信奉科学，而出于反对唯科学主义的缘故，与此多少显得对科学态度有些暧昧。
[59] 如陈独秀、李大钊辈于《新青年》所刊文章者皆是，例如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新的！旧的！》、《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等文。
[60] 参见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2版，页6-13。
[61] 《清代学术概论》，导读，页24-25。
[62] 参见《科学与人生观》“科学派”诸文自可见之，此不具引。
[63]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404-405。
[64] 《梁启超修身讲演录》，页179-180。
[65] 《清代学术概论》，页159-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