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总结了民国时期同乡组织在公益活动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并探讨了其社会效率，包括关系网络、具有多重公共身份和组织关系的公众人物以及民国时期的广泛声音。本文通过南京国民政府之前和期间的几个案例，思考不同时期组织网络的不同情况及其承载社会福利的能力。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代理人对权力的行使日益把握和加强，以及青帮崛起和壮大的社会现实。
民国时期；联谊会组织；社会关系网络
前不久参加了“民国时期的社会网络”的会议，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之前对同乡组织与网络的研究。虽然这种联系和忠诚在民国几乎无处不在，但绝不是排他性的。事实上，随着城市福利事业和职能的逐步扩大，商业组织、秘密社团、宗教团体、私人慈善机构和政府机构一起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相互竞争的，大多是并行发展或者有交集的——同道组织及其网络也是这个网络的经纬度。本文将简要论述民国时期同乡组织在公益活动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并从关系网络、具有多重公众身份和组织关系的公众人物、民国时期广泛流传的声音即具有社会认同的社会网络应是公共的、为公众服务等几个方面论述社会效率。我将通过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前和期间的几个例子来考虑不同时期组织网络的不同情况及其主持社会福利的能力。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国民党政府代理人日益掌握和加强权利行使的事实，以及青帮崛起和壮大的社会现实。
本文第一部分将简要描述民国时期同乡组织的社会福利活动。第二部分将讨论一个超越同伴社区界限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并调查同伴组织和纽带发挥的作用。第三部分主要考虑这一时期社会网络的一个特征:大多数同伴领袖的多重组织关系——许多人同时成为商业、慈善、公民或宗教界的领袖。多重职位及其带来的社会联系增强了这些个人的领导权威和效率。我将通过五四和三十年代的两个例子，从“公共”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同乡组织编织的社会网络的社会意义。最后，文章将考虑民国时期社会政治条件下同乡关系和组织的特殊适用性。
民国时期的社会福利活动
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扩大了与晚清会馆相关的慈善运动，并随着“大众”观念的转变，重新界定了其社会福利事业。清末，会馆为上海的同路人提供棺材。还时不时发生帮助穷人，补贴慈善学校和医院的事情。民国时期，大多数同乡组织是以现代同乡会的形式组建的，在财政和行政上设备齐全，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新的服务。
晚清时期，上海会馆和公所的领导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家乡社区阶级的道德骨干，所以也举办了许多传统保守、崇尚道德的社会福利活动。民国时期，传统慈善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福利活动，以显示对道德的新认识。与早期社区的等级秩序相反，民国早期协会的社会福利计划强调更民主的民粹主义，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了慈善。当时这种新的情绪往往发生在同镇社区内部权力斗争的背景下，恰恰反映了新旧观念和管理秩序的冲突。社区福利的思想基础和性质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
赵广公所的例子可以揭示这一过程。1918年，保守派和“新型”改革派发生分裂，要求公职部门举办更多的新型慈善活动。改革派希望通过定期向CCBA所有董事捐款来增加对上海贫困村民的财政援助。他们还主张将重点从“消极慈善”转移到“积极慈善”，如公共机构对慈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投资。
赵广公职改革派的策略包括召开群众大会，这对公职寡头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公职管理的理念出现了分化。他们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公开会议，并宣布了一项为富人筹集更多捐款以帮助穷人的计划。结果，他们得到了全力支持，罢免了丈夫的领导。改革派取得了胜利，率先担任公职，并迅速建立了六所新的慈善学校。资金大部分来自霍寿华、冯韶山等创新型商界领袖的捐赠。通过这些慈善活动，新村民协会的领导人巩固了他们对被动员群众的友好关系。此外，几个主要的同乡组织也做出了类似的改变，将投资转向现代公民的福利。
通过创新，赵广公所成为一个更广泛、更受欢迎的组织，公益活动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这都与当时上海新的公众政治意识有关。新公共政治意识产生于民国初年，并在五四时期被大众民族主义所强化。在内部，在上海旅行的组织从章程和公开选举两个方面重组了管理结构。对外，他们举办慈善活动、公共建筑和公共会议，在日报上发布公告和会议纪要，并通过展示其“公共”性质来巩固社会认可。从民初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同乡组织，到那些规模较小的组织，前者如宁波会，后者如绍兴会、沪社，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
民国时期，同乡组织行政结构的扩大反映出其活动与政府相似。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乡的章程往往包含一个庞大的委员会结构，各种专门委员会处理法律、公共建筑、住房、调查、就业介绍、社会调查、学校、医院等事务。这些重组后的伙伴社区所开展的新的社会福利活动在规模上有很大不同，这主要在于伙伴组织领导人所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本。福利活动的扩大也是基于上海的商业发展。不是每个上海老乡都有大资本家，所以不是每个上海外地人都能向自己老乡求助。有效的家乡组织要靠财力和有影响力的领导。因此，缺乏这些经济和人力资源的上海旅游团体往往无法发展成为能够巩固和扩大老乡关系的组织。这些情况已经陷入贫困的外国人，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从他们的老乡的“安全网”中得到帮助。
救援网络、家乡纽带和职能重叠的多个机构
随着同乡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其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同乡社区的范围，形成的慈善组织也不再是基于同乡的定义。这种同乡组织的鲜活性和超越同乡群体边界发挥社会福利功能的倾向，可能体现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我指的是民国初年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性慈善组织——中国妇女儿童救助会，它是由浙江背景的三个同乡会组成的。协会最初成立于绍兴会馆。虞洽卿和王一亭，宁波和湖州社区的领导人前往上海，也担任了联合会的领导人。当时，上海失踪或被绑的妇女和儿童人数增加，引起了社会担忧。新慈善机构的建立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由于这个项目经常涉及到在遥远的地方寻找下落，中国妇女儿童救助协会当时在不同的城市都有分支机构，不仅仅是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