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宋代宋祁在《新唐书》中进一步指出:“他善于紧跟时势，他的规律博大精深，以至于千言万语哀悼，世人称之为‘诗史’”。这里的“诗史”之名，大概是因为杜甫以时事入诗。
这一点在他的新题名《乐府与古诗》中尤为明显。
杜甫的新题乐府，发扬了汉乐府民歌中“感悲喜，生事”的优良传统，开创了“以事著称，无应答”的新乐府。回到杜甫的乐府诗，他模仿汉魏古乐府的取题意图，用“行”写时事，却自己作了新的题，如“兵车行”。
车辆轰鸣，士兵歌唱，士兵和箭绑在腰上。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跑去看他们，当他们行军的时候，天上的灰尘让他们看不见咸阳桥。路上，抱着士兵的衣服，吃着饭，哭着，天空冲进了天空。路人问士兵怎么去当兵，只说花名册征兵很频繁。有些人十五岁到黄河以北去驻军，即使他们四十岁去西部边境开荒。长的中间，头发用头巾扎起来，回来的时候秃了，守着边境。边境上无数的士兵流血形成海水，黄武边境的想法没有停止。你知道吗，在中国的东部山区，在两百个地区，在成千上万个村庄里，除了杂草什么也长不出来。即使一个强壮的女人用锄头犁地，地里的庄稼也不会长什么。而且秦兵能打硬仗，赶着打，没有鸡犬之分。长辈虽然有疑问，但服务的人怎么敢抱怨怨念？就像今年冬天，我们没有停止汉沽关以西的征兵。县长急催百姓纳税，税从何而来？如果你确实知道男孩是件坏事，不如生个女孩。女孩也可以嫁给最近的邻居，男孩也会死在战场上。你没有看到，在青海的边上，自古以来被杀的士兵的尸骨无人埋葬。新鬼讨厌老鬼哭，鬼湿了就哭。
这首诗是杜甫被困长安时写的，讽刺了唐玄宗发动的边境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诗的题目不是“士兵车商”等旧乐府题目，而是自创的，直接针对时政。在写作方面，它是一部纪事报，描述了告别开始时的悲惨境遇。自从“我们记得十五岁时别人被派往北方守卫这条河”以来，它就以寻找丈夫的语气抱怨。作为叙述者，诗人站在人民疾苦的一边:因为战争，成千上万的村庄荒芜；因为战争，土地长时间没有耕种；因为战争，人民不知道交什么税；因为战争，农业社会的人都不敢生男孩。
这首诗里，我用追求者的语气说了一句“我不敢恨”，但读起来并没有什么充满怨恨的地方。讽刺杨兄妹的《二条路上》也是如此。诗人似乎只是一个通讯员——如实记录他所看到的原貌:“美”的美，衣服的美，美食的精致，兄弟的气势。没有反讽，只是描写被语言攻击；没有感觉，但每句话都在叹息。
再比如“从北京到奉贤县，诵经500字”，以下简称“500字”。
《五百字》的写作背景:杜甫在长安得到一个管武器的小官，却定居在渭南的一个小县城——奉贤县，离长安240里。杜甫作为一个“长漂”，没有经济来源在职场安家。
从长安到奉贤县，他看到了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即使他已经够惨的了，这首诗依然交织着爱君、关注百姓疾苦的忠诚。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在诗中他说自己是“葵合心向太阳，物性不取”，写下了不朽名句“朱门酒肉臭，路冻死骨”。
其实《兵车行》《二为路》《五百言》都是安史之乱前写的，生活在盛世。敏感的诗人杜甫，早已嗅到了各种危机似乎以天崩地裂的姿态降临。
后来《伤心陈涛》《伤心清班》写了两次与叛军的对抗，唐军损失惨重；唐朝的胜利体现在《文茜·管峻入贼境二十韵》、《接京三首》；战争期间，“三僧”“三别”含泪写战争带来的种种苦难——未满周岁的男人，自告奋勇为士兵做饭的老婆子，勤勤恳恳修筑工事的潼关僧人；结婚第二天与丈夫分居的新娘，无家可归被带走的老兵，听了妻子的委托不得不上路的老人。然而，这些人是千千成千上万受苦受难人民的代表。
就像上面引用的诗一样，杜甫只是写实，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评论，但读者一般能感受到他的意图。理由如下:第一，他可以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其次，他是恶业中的一员，他的命运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他只是把诗写得很好，真实地叙述了他听到的和感受到的。
在家庭诗中，有许多对一些生活场景和感情的描写，如《月夜》、《羌村》、《蜀怀》等。这三首诗主要集中在与妻子的团聚和分离上。
再比如《月夜忆兄弟》:“游子闻鼓声预示战，雁声秋声。从今晚开始露水变成了霜，家里的月光多明亮啊！兄弟都散了，没有一家可以打听生死。然而，如果和平时期的使命出了问题，在战争期间我能指望什么？”。再比如《逃》:“五十白翁，自北向南难逃。用薄布跑来跑去很难不暖身。都没能进入病方，四海尽毁。你看不到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老婆老公会跟着我，我会回头哀叹……”诗写在家务事上，比较通俗易懂。
这些诗既是杜甫以家庭细节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家庭诗创作，也是杜甫以“小家庭”看“大家”的写作风格。
说起杜甫的自传体诗，其实他的诗歌创作都是围绕着他曲折的人生经历展开的，他在人生历程的每个重要阶段都写下了回顾性的长文。如《为魏张作成作二十二韵》和《壮游》，详细描写个人经历，是成熟规范的自传体诗。
那些用回忆的语气描述过去的诗歌，比如《追忆似水年华》，也有自传的因素。按写作年代排列诗作，是杜甫的编年史和个人史。因为他的特殊地位，他的个人历史也是时代的历史。
除了写自己的经历外，他还写了《丹青引荐曹将君》、《观公孙大娘弟子剑舞》、《论迎李龟年下江》。这三首诗是由三位艺术家曹将君、公孙大娘和李龟年的半生经历而产生的。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后遗症还是很大的。其实他不是已经厌倦时代了吗？写这三个，也是在发自己的区块。
杜甫对自然山水的描写也很突出，这体现在他的传记诗中——在对自然山水的描写中，有时代，也有自己的身影，使山水和草木充满了诗人忧国忧民的胸怀，这与一般的山水诗明显不同，如《国外的一夜》:“轻风荡漾在绿草如茵的岸边，穿过黑夜，吹向我那一动不动的高桅。无边无际的平原上点缀着低垂的星星。月儿随波逐流。但愿我的艺术能给我带来名声，让我生病的晚年免于公职！。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我像什么，但在广阔的，广阔的世界的沙鹬！”。
杜甫一生中很少长时间住在一个地方，他所有的足迹都显示在他的诗歌中。这说明了他那个时代的另一个方面:尽管战争对国家的摧残，大唐的风光还是相当壮丽的。如《苏菲》:“我听见黑暗中传来一声孤独的军号声，月亮在天空中，却没有人与我分享”；《苏江江边亭》:“薄云留在岩石里，在孤月的波涛里翻”。
“诗史”首先是诗歌，其次是历史。比起读历史，人们更喜欢读杜甫的诗，因为这些诗充满了情感的意象，蕴含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展现出比历史更广阔、更具体、更感人的社会图景。
杜甫从40岁写《士兵车》到他生命的最后写了《关于在河边遇见李龟年》。经过20多年的“诗史”写作，安史之乱前后的盛衰盛衰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多方面的体现，杜甫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虽然没有机会实现他“为君、为尧舜、为风俗清正”的政治理想，但写《诗史》却从另一个角度实现了他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