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海漫谈
从条顿骑士团到普鲁士精神
史学家一般把公元911年法兰克帝国分裂、东法兰克王国建立，作为德意志历史的开端。公元936年，奥托一世登上国王宝座，962年教皇给他加冕，从此开启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但正如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亦不罗马、更非帝国。此话怎讲？这里有几个关键词：选帝侯、皇帝、教皇、骑士。
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德意志诞生
中世纪的德国皇帝，由诸侯选举产生，拥有选举皇帝权利的诸侯称为选帝侯。1356年确立了 7个选帝侯，其中3个是主教，4个是世俗诸侯。由此产生的皇帝，一定会巴结、讨好各路诸侯。因此，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松散诸侯联盟。
选出的皇帝还必须由罗马教皇加冕才合法，因而“教皇大还是皇帝大？”一直纠缠不清。法兰西和英格兰，由于较早实现了统一，有时皇权大于教权;但在德意志，常常是教皇比皇帝权力更大，不仅是因为“君权神授”，更因为诸侯割据。
皇帝是个空架子，还要与教皇明争暗斗，导致德国世俗王权长期衰弱，诸侯割据愈演愈烈。17世纪中叶，这块土地上有360多个邦国，还有1000多个骑士领地。邦国和骑士国各自为政，修建城堡拥兵自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的城堡数量世界第一了。
四分五裂的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没有权威、皇权影响有限，但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蛮族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全都皈依了基督教。
与南方的拉丁人相比，从北方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野蛮粗俗、没有文化、愚昧落后，除了打仗抢掠什么也不会。日耳曼战士相信，能用流血得到的东西，就不屑于用流汗取得。历史文化的缺失，使这些蛮族部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几乎是“一张白纸”，很容易就被基督教浓墨重彩地浸染了。
中世纪的一千年，是基督教对日耳曼野蛮人进行教化的一千年。经过这一千年，基督教思想深入了日耳曼民族的骨髓、塑造了日耳曼人的灵魂；反过来，日耳曼尚武传统也对基督教进行了深刻改造。基督教文化与日耳曼传统的结合，对欧洲社会思想道德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欧洲人的性格，既有铁血的一面，又有博爱的一面。这种双重性格的突出表现，就是所谓骑士精神。
早期基督教，本是饱经苦难、至柔至爱的宗教，耶稣教导他的信徒说：要爱你的敌人。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然而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变的崇尚暴力，残忍嗜血。其原因，一方面是融入了日耳曼民族的尚武传统，另一方面是十字军东征被赋予了神圣意涵。罗马教皇号召和组织十字军东征，开启了基督教的暴力时代：讨伐异教徒、夺回圣地耶路撒冷，是神圣崇高的事业；以圣战的名义杀人，理由再充分不过了。
条顿骑士
于是，条顿骑士出现了，开始了到处冲锋攻掠。
于是，基督教文化与尚武好斗的日耳曼精神融合在了一起。博爱与暴力的奇怪组合，成就了骑士精神。
十字军东征多达九次，因此11—13世纪的这二百年是骑士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许多基督教僧侣也组织了骑士团，其中最著名的三大骑士团就是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与条顿骑士团。三大骑士团中，条顿骑士团由清一色德意志贵族组成，团长听命于教皇，同时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
条顿骑士团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红胡子腓特烈死后他的儿子继承遗志继续东征的背景下成立的，但在耶路撒冷没有大的作为，其主要历史贡献是征服普鲁士地区，建立“条顿骑士团国”。后来在宗教改革中，最后一任总团长阿尔伯特听从马丁·路德的建议，脱离罗马天主教，改信新教路德宗，同时把“条顿骑士团国”改造成普鲁士公国，为后来成为德意志最强大的普鲁士王国奠定了基础，历任国王不断扩展领土，最后由铁血宰相俾斯麦以武力实现统一，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普鲁士公国诞生
如果没有当初的条顿骑士团国，就没有后来的普鲁士王国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这一阶段历史中，把“条顿骑士团国”转型为普鲁士公国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脱离了罗马教皇的掣肘，而新教对基督耶稣的信仰更加虔诚；二是把一个宗教军事组织改造为国家政治实体，却沿用了条顿骑士团的治理方式，变成一个用军事原则管理的国家。
条顿骑士团建立的骑士国，按修道士规矩执行一套严格刻板的制度，将人变成一架机器，形成组织完善、运行高效的行政体系，从而成为中世纪欧洲治理最好的国家之一。骑士团首领们将国家成功的原因，归纳为协同主义、苦行主义、服从主义。对信仰的虔诚，对领主的尊敬，以及公正、宽容、荣誉、谦恭等原则，成为每个骑士践行的行为准则。
条顿骑士团的服装也是修道士与武士的结合：佩戴黑色十字章，白色披风绘红色宝剑和红色十字，里面是铠甲。十字代表基督教、白色代表纯洁的信仰，这样的服装含义十分明确。条顿骑士团的团旗及条顿骑士团国的国旗上的十字偏向左边，现在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的国旗上都是这种向左偏的“斯堪的纳维亚十字”，可以看到条顿骑士团遗风的影响。
俾斯麦铁血政策下诞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后来，条顿骑士团国虽然衰落、灭亡了，但骑士团的黑十字标志仍被继承并延续下来，在德意志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的军旗或勋章上，黑十字都是重要标记，它代表了从条顿骑士团肇始的一脉相承的信仰和军事传统。条顿骑士团的口号是“帮助、救治、守卫”，并有三项誓言：“安贫、守贞、服从”。普鲁士学派历史学家特赖奇克这样描述骑士团的严格、苦行生活：“在这种可怕的纪律中，在一个总是使骑士团显得光荣、崇高，而个人渺小可怜的世界里，培养出了无私的献身精神”，这就是所谓“普鲁士精神”。历史地看，条顿骑士团给德意志留下了两项重要遗产：
一是普鲁士精神。骑士团的忠贞、安贫、服从的苦行僧教规与骑士侠义精神成为日后普鲁士的特质，影响了日后德国人的民族性。今天德国人的严谨、认真、冷峻性格，就可以追溯到条顿骑士的传统。
二是容克阶级。容克的意思是指无骑士称号的普鲁士贵族及庄园主。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建国后，迁入大量德意志移民，经过数百年发展，形成强大的容克势力。虽然已没有骑士称号，但作为骑士团的后裔，他们继承了祖先服从严谨、好勇斗狠的作风；同时又野心勃勃，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和进取心。铁血宰相俾斯麦就出身在一个容克家庭，从小就是在普鲁士精神浸染下成长起来的。
然而，世人对普鲁士精神的评价充满矛盾。当人们把“德国制造”像神话一般传颂时，也不会忘记温斯顿·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普鲁士是万恶之源”。条顿骑士团国培育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两面性特征，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与日耳曼蛮族结合而产下的一个既光明又黑暗、既博爱又杀戮、既进步又反动的“矛盾集合体”，它赋予了德意志民族强大力量，也给这个民族和世界带来过深重苦难。
宗教改革：重塑日耳曼灵魂的神圣骚乱
坐火车从柏林出发，2个小时就到了德国小城维滕贝格，这里就是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场“反腐运动”，它对德国人的影响，可能比文艺复兴大得多。
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他真诚信仰上帝但反对天主教会的腐化堕落。他年轻时，对罗马教廷十分尊崇，怀着笃信虔诚的心去罗马朝圣，结果大失所望。他发现当时的罗马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正如14世纪著名人文主义大师弗兰西斯科·彼特拉克所说，修道院和罗马教会是“全世界的臭水沟”，罗马城光妓女就有一万多人。马丁·路德耳闻目睹了教皇鼻子底下的意大利人信仰失落、追求奢靡生活的景象，失望地回到家乡，那时的他是一个内心纠结彷徨的年轻神学教授。
1517年10月31日，路德来到萨克森宫廷教堂，将《95条论纲》张贴在教堂大门上。论纲的内容，是一篇关于“赎罪券”效能的温和辩论文章。
所谓“赎罪券”，是罗马教廷印制的一张羊皮纸证明，就像债券一样有不同面额，用现金购买。按照教会的说法，购买赎罪券的人，死后可以缩短灵魂在炼狱受苦的时间，直接上天堂。教会通过控制人们灵魂上天堂的特权搜刮财富，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土地和财富拥有者，日趋腐败。为了修建极尽奢华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会大量发行赎罪券，兜售赎罪券的教士宣传说：“钱币落入钱柜底响叮当，灵魂瞬间脱离炼狱升天堂”。
购买“赎罪券”的版画
马丁·路德张贴95条论纲时，并没有想到要搞“宗教改革”，他只是反对赎罪券制度、批评教会借推销赎罪券的敛财行为，不料却引燃了宗教改革的熊熊大火。由于印刷术的推广应用，路德的观点得以迅速传播，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这场讨论就传遍了欧洲。
教廷大为震惊，急令这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神学教授前往罗马，向教廷解释他的观点和行动。路德记起杨·胡斯因反对兜售赎罪券、抨击教士奢侈堕落而被处火刑的教训，拒不前往。罗马教会随之开除了路德的教籍。
开除教藉，在中世纪是最严厉的惩罚。因为中世纪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灵魂得救。1071年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与教皇格格里高利七世发生冲突，格里高利七世宣布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逐出教会。受“绝罚”者活着不属于教会，不受上帝保护，死后灵魂永沦地狱。于是亨利四世众叛亲离，被迫在风雪中前往罗马向教皇请罪，才得到赦免。从此皇权不振、神圣罗马帝国徒有虚名。
宗教改革时期，在位的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站在教皇一边，坚决反对改革。1521年，查理五世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召开宗教大会，宣布马丁·路德是上帝与人民的罪人，不再受法律保护；许多大学，包括当时欧洲学术力量最强的巴黎大学在内，也站在教皇一边抨击路德。这些力量，汇成了强大的反改革势力。
马丁·路德与宗教人士辩论
然而，马丁·路德毫不畏惧，他在威丁堡大学教堂内，当众烧毁敕令。他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圣经》是独一无二的真理来源。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只要真诚信仰，就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灵魂就可得救。这就是路德宗的基本教义：“因信称义”，因真诚信仰而成为义人，即上帝的选民。
从基本信念出发，路德进一步认为，教皇和教会不能成为《圣经》的最后解释者，应该放弃教阶制度、简化繁琐的祈祷仪式。所以，路德的宗教改革可以概括为：跳过教会、回归圣经、纯洁信仰。
此时的马丁·路德已成为一个德意志英雄，受到大批民众和贵族的支持。维滕堡、厄尔福特、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声言誓死保卫他。当时的大学，大多是由教会兴办的神学院，研修圣经是学生的必修课，路德关于圣经的观点受到学生们强烈赞同。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把路德保护起来，让他住进瓦尔特城堡，在这里，路德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译成德文，推动了德语书面语言的发展和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
虽然，马丁·路德没想到，他倡导的纯洁信仰运动之后导致了基督教大分裂，使西欧陷入天主教徒与新教教徒相互残杀的混乱时期。然而，他对圣经的研究和追问，却培养了德国人内心的思辨精神。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华沙之跪”
位于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西南60公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有“死亡工厂”之称，现为纪念二战殉难者纪念馆。从外观上看，整齐排列的十几栋红砖建筑，如果不是四周的哨所和铁丝网，真以为是一座管理严格的工厂。
一条铁路专用线从南大门进入，铁路尽头是配有毒气室的焚尸炉。当年，纳粹把从欧洲各国抓来的人用“闷罐子”货车拉到这里，少数留下做苦役，有的做活体医学试验，其余都被送进毒气室杀死，然后在焚尸炉火化。这里究竟杀了多少人，是个未知数。仅从后来发现的纳粹档案记录看，至少有110万犹太人被杀。
参观这座集中营，在直观地感受到了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暴行的同时，还会给人有一个奇特感觉：德意志这个民族真是个认真的民族，连惨无人道的杀人“工作”，都做得那么严谨、那么认真！
工厂化的建筑，按不同功能设置监房、审讯室、毒气室、焚尸炉；对囚徒进行登记造册、编号分类，然后确定不同处理方式，程式化流水作业。看着展厅内挂着的那些死难者照片、遗物、入营时间和死亡时间，只能用一个怪异的词来描写：“精确的残忍”。
“死亡工厂”——奥斯威辛集中营
波兰首都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地，二战期间被划为犹太人隔离区，关押人数最多时超过45万。1943年4月19日，不堪忍受虐待的犹太人在隔离区内举行起义，遭到纳粹德军残酷镇压，40万犹太人几乎全部遇难。战后在这里修建了起义者殉难纪念碑。
1970年12月7日，大雪过后，天气阴湿寒冷。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来到犹太人隔离区殉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肃穆垂首。突然，勃兰特双腿弯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口中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人们被惊呆了，谁都没料到会发生这样一幕。
“华沙之跪”，跪下去仅是一个人，但是站起来的是一个民族
西德总理的华沙之跪，在德国国内和世界上引起轰动，极大提高了勃兰特和联邦德国的国际形象。为此，1971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华沙之跪也成为战后德国与欧洲各国改善关系的里程碑。
事实上，德国人对战争的反省和赎罪，还有无数次。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敌法国真诚道歉;历任总统和总理豪斯、阿登纳、赫尔佐克、约翰内斯、科尔、谢尔等人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代表德国人民进行道歉和忏悔。
犹太人纪念碑林
在首都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寸土寸金地段，德国人辟出一块19000平方米的地皮，建立了由2711根混凝土方柱组成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每块碑长2.38米、宽0.95米，高度从0.2米到4.8米不等;在碑林地下附设纪念馆，列出所有已知受害犹太人的名字。这个地方曾是希特勒德国政府大臣官邸，被拆除后建立了纪念碑林。希特勒家族的后裔则因强烈的耻辱感发誓不结婚生育，让那个罪恶家族断种绝根。
德国人对战争的反省和赎罪，不仅是华沙之跪和在首都修建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还在各个城市建有各种反省战争的纪念馆、纪念碑、纪念柱、纪念牌，例如在柏林选帝侯大街刻意留下未经修复的半截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德国的许多城市甚至边远小城镇，常可以发现马路边、房屋前的空地上有铜质标牌，上面刻写着名字，说明此处曾是某某犹太人家庭住所，战争期间被杀或逃亡。每一个这样的标牌都是一部血泪史，让后人谨记不忘。
从这些纪念馆、碑、柱、牌上的文字中我看到，德国人的严谨认真还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的记录上，白纸黑字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帮助他们忠实于历史事实，对战争进行反省和赎罪，就建立在对历史的忠实记录和记忆之上。
德国国徽——“联邦之鹰”
德意志民族是个认真的民族，他们曾经认真地杀人，也认真地记录了杀人历史，然后认真地反省、认真地赎罪，并立法严防纳粹思想死灰复燃。没有人怀疑德国人的赎罪诚意，于是他们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忏悔，并不是自觉主动发生的。作为战败国，德国被盟军占领并被强制从制度到思想各个方面，对法西斯纳粹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再加上德国人自身的反省，才拔除了从普鲁士精神中滋生的军国主义孽根，同时保留了普鲁士精神积极的一面，重塑了今日德国的民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