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转型像把双刃剑，也催生出各种各样相关的乐观与悲观理论，探讨技术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曾对书面文字的出现表示担忧，他认为文字会极大地影响希腊青年一代的记忆能力，变成“听过很多道理脑袋依然空空”的状态；当大量的书籍借助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得以问世时，许多人也曾质疑铺天盖地的信息是否会让人们变得更加“困惑”，无所适从。虽然马可尼认为，无线电会帮助人类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但随着其发明产品的热销，又有人担心，未经世事的青少年可能会被传播的危险思想所玷污，而原有的家庭组织也会因众人围坐在一起收听娱乐广播节目而分崩离析。虽然并不知道，早期的智人种是否会因为“火种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温暖”这类问题而起争执，但是可以大胆猜测，此类问题之争一定会有。
在成立之初，互联网像是一块画布，人们可以对它进行任意天马行空的乐观或悲观畅想。阿帕网的先驱者们，眼光早已超越数据集和传播网络，利用新型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约瑟夫·利克莱德是公认的互联网“开山鼻祖”，是研究计算机网络技术团队的首位领导人，1961年利克莱德就预想过在两个阿帕网节点上建立网络连接，8年后这个想法果真实现了。他指出：“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也会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此外，他还坚信计算机将有助于人们“做出更好的集体决策”。
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的计算机技术，经常被外界赋予一种神奇的魔力。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就是让人人都能从辛苦的劳动中解放，“一切工作都由慈悲为怀的机器来处理”。然而，反主流作家例如麦克·卢汉曾设想，借由现代媒体技术，世界将会变成“地球村”，甚至全人类都会成为一个“心灵共同体”。
随着互联网成为全球数百万人的主要交流形式，科技乐观主义的风潮开始席卷全球。上世纪90年代早期，由于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连接，一跃进入理想社会的思想一度盛行。1993年，著名的科技专家哈利·哈恩曾预言人类即将进化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灿烂文化”，与此同时，技术杂志“Mondo 2000”承诺读者“在新型人机交互模式诞生的每时每刻，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以往‘精英阶层掌控信息’的时代已经落幕，未来掌握在孩子们的手里。本杂志将在千禧年到来之前告知读者该如何响应时代号召做出行动，未来具有无限可能。”
许多早期的互联网支持者认为，人与人之间只要能自由沟通交流，就可以化解相互之间的误解和怨恨。1997年，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介实验室前主任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提到，互联网将会促进世界和平，消除民族主义。《网络独立宣言》的作者约翰·佩里·巴洛也认为，互联网这个全新的自由世界将有助于建立公正自由的社会——打败那些工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以血肉打造的钢铁巨人”。然而，对这个新奇的互联网世界发表看法的不止有乐观主义者。在未来理想社会过于乐观的期待背后，反乌托邦噩梦都在蠢蠢欲动。利克莱德的观点是，人机交互可以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则担心，电脑计算机会让人类变成“被动接受机器控制的无头苍蝇”。1967年，有位教授曾在《太平洋杂志》发文警示，计算机技术会打造出“个人化的电脑联邦记录数据库”。上世纪90年代，科技乐观主义的氛围达到顶峰，而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忧心互联网的发展对人类行为产生的影响。1992年，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写道：“如今，我们的周围充满了技术狂及独眼先知，他们只看到了新技术的优越，却没有意识到技术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他们对技术的态度正如情人眼里出西施，丝毫不担心未来的隐患。”有人认为互联网会让人类变得“不善交际”“心灵脆弱”“与外界世界隔绝”；世界各国也担忧网络色情产业，包括儿童色情产业在网络肆虐，以及网络犯罪行为频发的情况，因此各国政府积极颁布各项法律条文，来加强网络监管、控制和审查。
科技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两大派别的分歧自互联网诞生之初就已存在。而随着技术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威力也不断增强，两边的观点分歧也在不断加深，如今双方已经发展成为两派极为对立的观点阵营。超人主义者高举科技发展的大旗，无政府原始主义者则强烈表示技术是万恶之源。互联网成立初期，两者就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且在近几年，由于科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两派思想的知名度也在缓慢上升，传播路径从暗网深处的论坛到表层网站制作精良的页面，也包含众多门户网站、博客以及社交媒体。但是到底哪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呢？互联网究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还是取代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便捷的信息渠道是让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还是更加禁锢在自己的信仰世界中？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互联网或者科技本身影响和限制了我们的选择，促使人们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模式？两者对技术发展的前瞻性预测——一方正面，一方反面——是怎样看待暗网及目前的互联网使用情况的？
佐尔坦佐尔坦·伊斯特万一直以来都想“长生不老”。这里的概念并不是比喻意义上的：不是活在后代的回忆中，也不是著作等身，流芳百世，而是真正意义的“长生不老”——永生于世。他坚信，科技的发展会让他梦想成真。佐尔坦计划向计算机服务器上传自己的大脑，以及脑中数百亿个独特的突触路径。他自信地跟我说：“依照目前的发展，大概在本世纪中叶就能在技术上实现上传大脑的构想。”佐尔坦并非一个假名或昵称，而是真实姓名，此外他还是一名超人主义者。佐尔坦所在的群体认为，技术能改良人类的身体、心智状态，甚至是个人的道德层次。正如他的同伴一样，佐尔坦相信死亡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变异，是可以借由人力进行改变的。超人主义者一直在寻找能够使人类摆脱现有形态、持续进化的秘密，他们认为技术能够克服人类在生物和基因遗传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寿命长短以及身心极限——因此，人类的命运并非只有死亡一条路。超人主义哲学的先驱马克斯·默勒曾表示：“只要深思熟虑、胆大心细地将技术应用于人类，我们就能成为超越人类意义本身的个体，不再遭受疾病、衰老和死亡的恐惧。”
追根究底，超人主义的观点来自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以及未来主义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的构想，后者于1957年提出了“超人”的概念。上世纪90年代，超人主义思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风行一时，此时正是科技乐观主义盛行的时期。1993年，弗诺·文奇将“奇点”的概念带入大众视野，人工智能技术达到“奇点”之后会迅速进化，甚至可以再生出更加高级的人类本体，取代肉体版的人类。文奇表示，希望超人主义者能将互联网作为连接人类和机器的工具好好利用……这项技术的进步最快，且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带领人类进入“奇点”状态的工具。
1998年，这个发展迅速的群体成立了世界超人主义者协会。不久后，众多具有影响力的超人主义者发表联合宣言：“我们已预见到了改变人类境况的可行性：不可规避的生老病死，人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极限，与生俱来的心理状态以及所处地球的局限性等。”2008年，世界超人协会改名为“人类＋”，目前依然是最大的超人主义者官方组织，不仅每个季度都会发行制作精美的刊物，还会组织许多学术研讨会和活动。如今，人类＋已拥有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近6000名会员，成员身份都是自称技术宅的科学家、自由主义分子、学者及像佐尔坦一样的社会活动家。尽管身份不同，但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钻研最前沿的科技，研究领域涉及延长寿命、抗衰老、机器人、人工智能、控制论技术、空间移民、虚拟现实、人体冷冻等。不过，大多数的超人主义技术还是聚焦在寿命延长，以及提升人类大脑和身体素质等方面。
科技发展将带领人类跨越“关键的一步”，正是对这种信念的坚持，激励着佐尔坦等超人主义者们不断前进。他们认为，中短期内的科技发明，将会对人类的进步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除了个人的终极目标，佐尔坦相信合成生物技术还可以帮助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基因药物的发明有助于治疗疾病，仿生假肢的技术成果已经证实可以彻底改变残疾人群体的命运。超人主义者相信，假设将大脑连接至电脑服务器，可以大大提升人类的认知水平和智力水平，因此将有助于解决人类未来面临的诸多问题。对他们而言，如果没有用尽各种方法提升人类性能，就是不理智的行为，甚至放弃了人类本该享有的可以摆脱痛苦、改善自我的权利。
超人主义者安德斯·桑德伯格博士，是一位性格温和的电脑神经学家，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人脑上传”技术的研究专家。同时，他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使佐尔坦梦想成真的人物。在上世纪90年代，安德斯曾在故乡瑞典发起“超人社会”运动，如今他的身份是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专门研究人类快速进化的问题。
我和安德斯约在周六下午，在牛津附近一条热闹的街道吃午饭。安德斯本人个子很高，衣着打扮也十分讲究，年龄在40岁左右。我注意到，他脖颈上戴着一个银色圆形徽章，上面写着：
“现在立即致电求助。静脉注射50000U肝素。使用CPU，且用冰块冷冻温度调整至10摄氏度。pH值保持7.5。不涂防腐剂。不进行解剖。”
安德斯解释道：“这是给尸体的第一发现人留下的信息，我出门的时候基本都会戴着。”
我还是没有听懂。
他继续说：“人体冷冻的关键时期，是死后两小时内。把身体放进氮气罐，以77摄氏度的绝对温度进行冷冻，这样就没问题了。注射肝素是为了稀释血液，避免凝结，可以帮助加速冷冻过程。”
目前，全球约有2000个人像安德斯一样，每月支付25到35美元，希望死后能用人体冷冻技术保存完整的身体样貌 ，与获得永生的“收益”相比，这个投资成本可以说是惊人地低了。安德斯说：“照目前的趋势，我估计待技术发展成熟时，约有20％的可能性会醒过来。”
我对安德斯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绝对是个天才，他给人的感觉有点像19世纪狂放不羁的科学家。他最近在服用认知神经类药物莫达非尼做个小实验，据他反映，效果不错。此外，他还计划用手术在手指植入磁铁，来感应电磁波。不过他最感兴趣的领域，还是在“人脑上传”。2008年，安德斯发表了130页的指南手册，详细介绍如何通过技术将人类大脑内容物、精密结构、大脑回路及电信号转移至电脑芯片。安德斯认为，如果可以成功复制，将与真正的人脑没有差别。
一旦成功转移文档，人类就无须惧怕死亡，因为大脑中的信息可以被多次上传到不同的人造身体中，或者按安德斯的说法可能是“某个机器人中”，不过载体并不重要，头脑中意识的运作方式与人类大脑如出一辙。就在他侃侃而谈，阐述这个想法的妙处之时，我不小心被面条呛到了，逗得安德斯哈哈大笑，他说：“哈哈，你看到了吗？你需要一个备份，任何人都需要，如果恰好被面条呛死了，这条人命该多可惜！”谷歌的工程总监雷·库日韦尔，可能是全球最出名的超人主义者，与佐尔坦的预言一致，他认为“人脑上传”技术极有可能会在2045年实现。然而，主流科学家们对库日韦尔的猜想并不看好。
安德斯表示，他正在花大量时间处理“人脑上传”技术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本身。他提到，“人脑上传”技术的一个风险是，黑客可能会入侵系统篡改原有的数据信息，这样一来，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真的需要好好思考这些问题，”安德斯面露忧愁地说，“当前我们面临的法律、政治和社会问题，与技术问题一样多。”
佐尔坦对于用数据文件来延续生命的形式感到非常兴奋。在他40多年的人生中，积攒了诸多丰富的人生经历。20多岁时，佐尔坦就已完成了全球航行的梦想；之后他又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发明了一项被称为“火山滑板”的运动；后来又在东南亚领导过民兵组织，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某次，在越南非军事区为国家地理频道采访报道时，佐尔坦差点踩到地雷，多亏领队在最后一刻将他从满是地雷的区域一把推开。佐尔坦表示：“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要毕生为超人主义事业奋斗。”此时的他已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然而还是会每天花费12到14小时，进行超人主义的相关研究工作。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永生，或者长生不老——一万年左右。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跟我用Skype通话时说道：“如果手中握有机会，当然要全力一试，我们将会拥有惊人的超人能力！”
“那你要做些什么呢？”我问，“一万年听起来也太久了吧。”
“我只能用现在的大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佐尔坦耐心地向我解释，“有一天我们的大脑容量会像帝国大厦一样大，连接数千个服务器，到时我们的所作所为、所看所想都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因此，我认为并不会活得特别无聊。”停顿了一会，他继续说，“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都不无聊啊。”
从数量上来看，超人主义者属于相对小众的群体，不过大多数的成员都极其忠心。佐尔坦告诉我他计划接下来的几年会举办一些公开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比如，带着一群机器人和一个大棺材在旧金山的联合广场游行，以表示抗议政府削减生命延续科学的投资。超人主义者的成员中有不少都是“生物黑客”，例如安德斯，他们会亲身上阵做小白鼠，来试验最新的研发技术。2013年，超人主义者理查德·李首次将耳机植入自己的耳朵；2012年，德国的超人主义黑客蒂姆·坎农将小型计算机及无线电池植入手臂。最近，美国的一群超人主义者通过众筹共同建立了一座海洋家园，一家坐落于国际海域的海上社区，不受任何地区政府的管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作为海洋家园委员会的大使，佐尔坦认为这一做法可能是为规避国内法律对特定生物研究的限制，毕竟该类研究在美国多数州属于非法行为，然而在国际海域中的海洋家园这样是完全可行的。在佐尔坦的最新作品《超人赌博》中，超人主义者们在海上的“超人帝国”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决心要为构建全人类的理想社会殊死一战。当我问佐尔坦他愿意为自己的理想做出多少努力时，他回答：“嗯……我会尽可能地坚持下去。对超人主义者来说，最高级别的道德层次取决于自己的寿命还剩多长时间。如果因为年老、疾病或者战争导致所剩时间无几，那么为了完成超人主义使命，尤其是个人的永生目标，必须快速采取革命行动。”
泽尔赞在2014年上映的电影《超验骇客》中，约翰尼·德普饰演的卡斯特博士，是一位杰出的超人科学家——跟安德斯·桑德伯格是一种人——他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超智能机器，希望能找到文奇所谓的人类“奇点”状态。在一场TED演讲之后，卡斯特博士惨遭一群激进的反科学恐怖组织“技术独立革命”成员枪杀，该组织的攻击目标是全球范围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暗杀卡斯特博士则是全盘计划中的一环，目的是阻止恐怖的科技进步。
约翰·泽尔赞认为，假设超人主义者继续在现有的道路上执迷不悟，那么电影中的情节将会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他告诉我：“如果人们执着于追求所谓的‘奇点’时刻，我认为将来很有可能出现像RIFT那样的反科技恐怖分子。”
泽尔赞或许是全球知名度最高的无政府原始主义者，他出版过很多书籍，探讨为何科技进步——从互联网到原始农业——是引发当前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他想要摆脱科技的生活：脸书，计算机，电话，电力，以及一切蒸汽动力的机械。无政府原始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其理念是建立没有政府、没有阶级概念、自愿组成的人类组织形式，以及倡导简单文明的集体生活方式。现如今，最臭名昭著的反技术分子应该是美国人泰德·卡辛斯基，并以“炸弹客”的名号扬名在外。1978年至1995年，卡辛斯基向攻击对象邮寄了16枚炸弹，目标多为大学校园和航空公司，共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在他3万字的陈述《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中，卡辛斯基提到，基于大型组织的现代科技发展已对个人自由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他承认炸弹攻击的手段非常极端，但为引起大众对此类问题的关注，他不得已只好出此下策。1997至1998年在卡辛斯基被审讯期间，约翰·泽尔赞成了他同一战线的盟友，支持他的理想，然而不久之后，泽尔赞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谴责他的行径。
卡辛斯基的行为并不是“首创”。20世纪80年代，法国“清算与颠覆计算机”组织曾针对多个计算机公司仓库发动炸弹袭击；匿名组织“地球自由前线”专门从事经济破坏活动，并发动保卫地球的游击战，2001年夏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其列为国内的头号恐怖主义威胁。事实上，泽尔赞表示，新一代的炸弹客群体远不止这些。2011年，墨西哥组织“个人从属自然”成立，组织目标是“迫害持续运作科技工业系统的科学家和研究者”。同年，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一家著名的纳米技术研发中心发动炸弹袭击。对此，泽尔赞说：“如果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快，且变得更加智能、侵略性更强的话，之后这类组织将会层出不穷。如果说针对个人的暴力行为行不通，那摧毁建筑物，硬碰硬地阻止科技进步呢？没错，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通过泽尔赞的个人网站与他取得联系，虽然这一举动与他之前的理念并不一致，对此，他在电话中跟我说：“是的，而且我每天都面临着这种困境，但是最终我想通了，我的工作内容就是传播思想，这就要求我必须要灵活调配手中所有的传播工具，即便我个人并不想使用这些技术。”泽尔赞对待技术的抗拒之情溢于言表。他回想起上世纪70年代的自己，在得知阿帕网的存在之后，便开始反思为何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并未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当时的泽尔赞还是一名血气方刚的军校学生，他担忧的主要问题还是人权以及社会阶层结构。而泽尔赞的同学们大多认为，计算机技术绝对是有力的武器。
泽尔赞并没有选择展望美好未来，相反，他开始回顾过去，了解早期的卢德运动以及托尔普德尔蒙等贸易组织的发展史，然而结果并不满意。他解释道：“我突然想到，19世纪的工业化、机械化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层面的运动，还是一场制度性的运动。正是由于工业化，才让原本拥有自主权的人民受制于资本家的管控。”正如许多持有科技悲观论的人一样，泽尔赞认为，科技对目前已经掌握权势的阶层最为有用，因为它有助于维持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这个群体对全社会的掌控：拥有更多监视大众、控制大众的手段，对待普罗大众好似随意替代的工业机械，操作方式如同19世纪的英国工厂。泽尔赞坚信，认为科技本身不过是个工具的技术中性论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这根本不可能，科技背后体现的是社会基础的选择和价值”。
泽尔赞认为，更为糟糕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离不开科技的支持——通信交流、存取款、购物，等等——人类的能动性、自立性，甚至最终个人自由都会面临被剥夺的命运，“如果生活的一切都依靠科技来完成，渐渐地，人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是一个自由人”。对泽尔赞而言，没有比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更忧心的事情了，“互联网是当下最糟粕的一种文化，而这个结果都是因为人们过于依赖科技所造成的”。他认为，互联网给人一种与他人彼此连接的假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交流模式既表面又肤浅，还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泽尔赞认为，互联网让人们失去了面对面的真实交流环境，因而催生出人性中无知和残暴的一面，而且交流过程缺乏自省环节，人们的注意力也变得碎片化。他的说法不无道理。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撰文指出，网络刺激可能会导致长期的健康问题，例如科技焦虑、信息窒息、疲劳综合征、认知负荷过载及时间荒等等。
据泽尔赞称，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丢掉科技，通过大规模的去工业化及所谓的“野性复兴”行动，回归文明之外的原始生活方式。如果说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是超人主义理论的鼻祖，那么无政府原始主义者的先驱理论则是亨利·戴维·梭罗的作品：回归自然。我问泽尔赞怎样的方式才算是回归自然：弃用透析仪？污水处理器？拿起剑弩过上狩猎为生的日子？他的意思并不是完全摆脱机器生活，只是将其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目标。“我们必须开始减少对技术的依赖，在走向歧路的分岔口就该掉转回头。”泽尔赞的终极设想是让人类回归千百年前的原始面貌：一群狩猎为生的流浪者。泽尔赞说：“当然，我承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泽尔赞的方案确实有些偏激。然而，并不是只有无政府原始主义者在担忧具有无限可能的超人主义未来。著名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用“历史的终结”来形容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他曾表示超人主义是“21世纪最危险的思想”，不过这种表述可能有失公允。超人组织人类＋的宗旨之一就是反思急速发展的技术变革带来的道德、法律及社会问题。然而，科技在不断进步，为人类谋福祉的同时，确实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瑞典科学家已多次试验过将机械义肢连接至截肢者的神经系统；松下集团不久也将会发布旗下新型产品——骨骼服；此外，还有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物联网、算法控制的财务系统服务、人工智能技术，等等。随技术而生的某些疑问，涉及人类的生存问题：如果佐尔坦变成数据文件，保存在遍布全球的多家服务器上，那他还是佐尔坦吗？他仍会享有我们赋予其他同类的相同权利吗？相对应的，有的问题就稍显乏味：如果我们的寿命延长至500岁，监狱的量刑应该是多久？或者，退休年龄该是多少？由谁决定谁有权优先享受最新的科技研究成果？我们又该如何对科技进行管理？
橡果与橡树表面来看，超人主义者和无政府原始主义者对技术的看法呈现出两个极端。然而，尽管双方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异，佐尔坦和泽尔赞都共同揭示出了一个极为相似的问题：他们都坚信人类的行为正在毁灭地球，今日人类所遭受的苦难本都可以避免，现在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悬崖勒马。同时，两者都对目前人类与科技的关系极为失望，也对未来的发展感到十分忧心。而讽刺的是，佐尔坦的焦虑恰恰来自他所推崇的科技本身：“我害怕的就是，我们制造的机器会不会先进到认为人类没什么用处，最终决定消灭我们。”“那这与你的永生计划是相悖的。”我提到。“对，确实是这样。不过我希望人类的智慧足以掌控科技。”同样的问题也日夜困扰着泽尔赞：一旦失控，该怎么办？如果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甚至开始控制人类该怎么办？佐尔坦的观点是通过提升自我，确保人类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泽尔赞则偏向于“拔掉插头”，放弃对技术的执念。
科技乐观主义与科技悲观主义的分歧，在于两者对人类自由的观点不同，而并非对科技本身有什么争议之处。对超人主义者而言，人类不存在所谓的“自然状态”。自由是指人类有能力去做任何事情，可以变成任何自己想成为的人，想象所至之处，虽远必及。我们总是处在不断改变和适应的过程中，而拥抱科技不过是更新迭代的下一阶段。没有什么事物会永垂不朽。安德斯说：“我认为，人类会跟橡果一样，不惜摧毁自我最终成长为橡树。”从智人时代开始，人类的演变过程历经约20万年的时间，而这不过是地球历史的眨眼一瞬。在《致大自然母亲的一封信》中，战略未来学家马克斯·默勒十分感激大自然母亲提供的丰富资源，同时也告知大自然“我们已决定是时候改良人类的组成”了。人类自由的概念中，应当确保个人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自我改造。互联网的交流模式不能称之为“自然”或者“非自然”的，它的本质就是如此，而我们也终将适应这一变化。佐尔坦认为，总有人会利用科技犯罪，超人主义者对此都见怪不怪了，但他表示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经之路，虽然不幸但无法避免。他总结道：“总而言之，互联网揭露出了人性中最积极的一面。”
而对无政府原始主义者而言，技术会使人远离甚至脱离人类原有的自然状态，将我们推向远在自由人之外的境地。这里的自由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类能够自力更生，无须依赖科技。泽尔赞认为，人类已经是一棵长成的橡树了，然而超人主义者却试图将它拦腰砍断，并试图以虚拟的幻影取而代之。他觉得这是“一种错位的自由”，我们越是脱离自然状态，就会越不开心。正是因为这类自由和权力属于非自然状态的产物，自然也难以避免滥用的现象发生。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泽尔赞必须对人类能够利用科技做些什么持乐观态度，不过他仍认为，科技的属性就是“分离”，只会阻碍甚至打乱事物内部原有的秩序。
灰色空间科技常常被认为是“中性”的，然而具体说来，它其实是权力和自由的载体。超人主义者认为，技术为人类提供了横跨宇宙长生不老的可能；而另一边，无政府原始主义者则认为，技术不过是用来压榨及控制他人、泯灭人性的工具。
暗网是一个充满着权力和自由的世界，由各种各样的言论、创造力、信息和思想搭建而成。权力和自由赋予人类以创造力以及破坏一切的力量。暗网的存在放大了以上两种特质，人们能在此更加容易地探索任何欲望，脑中的黑色念头开始作祟，任凭神经系统恣意妄为。后来我意识到这些隐藏在暗网中不言自明的事实：不论是设密的私密群组，还是依托Tor隐匿服务建立的毒品市场，或是儿童色情产业，所有的一切距离表层网络只有一线之隔。表面上看，隐匿加密网站以及神秘的地下毒品市场似乎与谷歌浏览器和脸书的世界格格不入。然而，网络并没有那么深不可测。如果你了解搜索的策略方法，进入任何网站都不在话下。在暗网的世界中，人们可以找到更多信息，做更多事情，看到更多不同的世界；同时，也需要保持小心谨慎以及负责的态度。
暗网充满着令人惊叹的创造力。我访问过的大多数网站都十分具有创新性。圈外人，极端分子，以及下层民众往往是第一批发现并采用新技术的人群，其他人则需要向他们精心讨教。当多数政党渐渐失去对政治不再抱有幻想的选民支持时，一群义愤填膺的年轻人，短短几个月内在网上几乎零成本地成立了一个跨国政治团体；自残论坛及自杀网站的出现，填补了医疗保健服务的空白，得以让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们聚在一起，即便待在家中也能随时随地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丝路2.0”是我见过生命力最强、命运最动荡，同时也是最为消费者考虑的购物市场；韦克斯是一位非常积极的创业者，头脑聪明且事业有成，要知道在英国，与她同龄的人们失业率高达五分之一。尽管网站内部的暴利惊人，暗杀市场的本质其实是一个设计优良的智能系统，在此可以匿名衡量民众的态度，促使用户做出集体决策。暗网用户们也许会犯错，或者可以说走入歧途，然而他们却将网络的用途发挥得极为精妙。与其费尽心力地对这些网站进行审查、管理甚至查封，不如学着向他们汲取经验，并且好好想想该如何利用这些暗网用户早已熟练于心的技术为大众谋利益。
对于技术引发的权力和自由的争执，每人的观点都有所不同。一方面，犯罪行为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简单；而另一方面，科技仍是一种选择。它会激发出人们内心恶魔的那一面吗？不一定。即便我浏览过暗网，并不会因此想要做出自残的举动，或是观看非法的色情影像，抑或想要以匿名身份霸凌某人。我自认心智非常健全，且个性冷静理性，然而这次暗网试验使我大开眼界。不过我确实对一些恐怖及危险的事情感到习以为常，我意识到，人们竟能如此轻易地沉浸在黑暗和绝望的环境之中。假设我拥有以上任一危险行为的倾向，这些网站可能真的会对我起到激励作用。对于某些年轻、脆弱且未经世事的群体，要想感受暗网带来的自由，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在进入未知世界之前，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我刚开始动笔写作本书时，原计划是想曝光暗网中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我设想过要揭穿隐藏网络中污秽的亚文化本质，揭露危机四伏的网络生活。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甚至有点希望能看到一些骇人和不适的内容。我也想过这本书会以一系列站队清晰的道德价值判断作结尾：毒品市场真的太危险了；毋庸置疑，自杀论坛害人不浅；新纳粹都是恶魔；被定罪的儿童性犯罪者都不值得同情。所有的结论非黑即白，直截了当。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次我离开一个亚文化社群时，都会变得比采访之前更加困惑，不确定感也越发强烈，所有社群无一例外。并不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积极向上，当然不可能，而是一旦你深入其中就会发现，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以为其中会有确切的道德评判标准，然而现实则是一团模糊。网络毒品市场的存在让更多人以更简易的方式获取毒品——不过，如果用户想要购买并消费毒品的话，“丝路2.0”一类的网站可能是最保险的购买渠道。新纳粹分子保罗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采访对象，也见证了他的网络政治发迹之路，在政治冷漠的年代，这种行为应当是被赞扬的。阿米尔的黑暗钱包可能会有力地打击纳税部门的权力，同时也有助于探索更加安全的新型生活方式，建立在自由且免费居住基础之上的生活社区。这些都是暗网呈现出的细微且矛盾的道德难题。即使在采访结束的一年后，面对这些问题我仍然无法弄清自己的立场。暗网并不是一处非黑即白的世界，而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灰色空间。
在《回顾西班牙内战》一文中，乔治·奥威尔曾写到某次与敌军对峙的经历，那个人的裤子快要掉下来了，于是他一边拉着裤子一边逃命，他在文中说：“我是为了杀掉‘法西斯分子’才来到战场的，但是一个提着裤子的男人不算法西斯，显然他是我的同类，跟你一样。”我与本书中提及的大多数当事人，都是先通过线上接触，之后再进行线下见面。我其实更喜欢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那一面，网络越过了人际交流中“面对面”的环节，本质上是一种“去人类化”的做法，而我们的想象力总是会把网络中的人物夸张成恐怖的怪物，因为他们的身份处于一团阴影之中。而面对面接触则再次赋予了他们“人格”。不论是无政府主义的比特币程序员、网络菜鸟、极端分子、色情内容传播者还是热衷于自我伤害的自残群体，他们每个人都比我想象的更加温和、友善、有趣，且性格更加多面化。总而言之，暗网就好比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尽管诡异且被反常的网络生活扭曲、放大且改变了样貌，然而我们仍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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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斯已决定将于亚利桑那州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进行全身冷冻保存，花费为20万美元。
致谢首先，我要感谢所有人，让我有幸得以进入他们所处的世界：为人偏激又友善的Paul，Zack，“Old Holborn”，Michael，Vex，Blath和Auryn，Amir，Pablo，Timothy May，Smári，Zoltan和Zerzan，Charlie Flowers，Tommy Robinson，Hel Gower，EDL社交媒体的匿名管理员，@Norsefired，Jimmy Swales，Alexander Jones，Queen Lareefer，Jessica和Elle St Claire，Utherverse“妓院”里诡异的舞娘Jessi，Pink Pussy Gentleman"s Club的老板，论坛管理员Al，“维特效应”章节中虚拟人设Amelia的原型人物，Gerard和Dr Anders Sandberg。本书之所以能顺利出版，要归功于William Heinemann出版公司的优秀编辑Tom Avery的付出和才华，还有团队的其他成员：Jason Arthur，Anna Sophia Watts，Sophie Mitchell，Chloe Healy，Jason Smith以及Nathaniel Alcaraz-Stapleton，也同样感谢Gail Rebuck。此外，我也在书中引用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在这里再次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排名不分先后：Fred Langford以及其他没能得知名字的分析人员，他们向我引荐了互联网观察基金会；David Omand教授，Peter Kirstein教授，Emma Bond，Derek Smart，Fiyaz Mughal，Nick Lowles，Maura Conway，Mike Hearn，Khadhim Shubber，Miguel Freitas，Richard Wortley教授，Elena Martellozzo，Tink Palmer，Nathalie Nahai，Luke Upchurch，Steve Rolles，Sam Smith，Chaturbate网站的Shirley，Vex的粉丝，Anna-Lee，Joe Ferns，Manko，Donald Findlater，Paul Cudenec，Celia Blay，Paul Montgomery教授，Rachael Spellman，慈善组织Beat Bullying，James Smith，伦敦政经学院慈善组织inform的 Amanda van Eck，Tristan，牛津大学超人主义社的所有成员，感谢你们邀请我观看莫德林学院那场精彩的辩论赛，尤其是Andrew Snyder-Beattie，Avi Roy和Tomas Halgas。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毫无疑问，Louis Reynolds是对此书贡献最大的人，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研究员，在写作本书时工作的努力程度与我不相上下；Daniel Janes一如既往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支持；Pavol Koznac，Rutger Birnie和Joe Rowlands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想法；此外，还有一些朋友和各领域的专家，他们特地腾出时间，审核不同章节的内容以及一些不成型的想法，如果没有他们，这本书的面貌将会大打折扣，Jonathan Birdwell，Carl Miller，Pablo Turner，Joe Miller，Catrin Nye和Hannah Joll，他们都是我不可或缺的好伙伴。同样感谢Jeremy Reffin，David Weir教授，以及准博士Simon Wibberley，CASM的同事Eva Pascoe，Richard Boase，Graham Macklin，Andy Moorling，Jake Chapman，“IamSatoshi”，Ken Hollis，David Stark，Gemma Cobb，Tom Boellstorff教授，Niels Ten Oeven，Nick Pickles，Grace，Mike Harris，Chris Waller，Sofia Patel，Phillida Cheetham，Dan Sutch，Mona Bani，Moritz Bartl，Runa Sandvik，Marley Morris，Simon Sarginson，Niki Gomez，Mevan Babaker；当然还有我的家人，除了帮我看稿以外，他们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包括为我营造安静的写作环境：Daniel，Samantha，妈妈和Phil。还要感谢Noreena Hertz，David Goodhart和Catherine Mayer，他们参与了早期的课题雏形的讨论；以及我的助手Caroline Michel，Rachel Mills，还有在PFD工作的Jonathan Sissons，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而且十分了解我的研究计划和需求。此外，感谢所有Demos智库的同事们，愿意忍受我长期缺席的状况。最后，如果因为我的粗心和疏忽，而忘记在这里提到您的名字，请接受我的道歉，同时也请接纳我的谢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无法在此向许多人点名致谢，但是我知道你们造福了大众。其中包括无数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用个人时间开发软件、提供免费的软件下载，建立免费网站，将网络档案材料免费分享给大众，我们都该向这些人士表达由衷的敬意。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各项研究，也不可能克服这些困难。最后，我要感谢Kirsty，她以非常婉转的方式为我提供了写作这本书的灵感，她的写作天赋也令我望尘莫及，感谢她即便远在千里，也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帮助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