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也疯狂 医生也“疯狂”:明清笑话中的庸医形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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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0-12-13 03: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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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越 余新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引 言

笑话文本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在文学领域中通常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残丛小语,因其不入流而被边缘化,学术界也因之对其缺乏关注度*。然而仔细审视笑话文本会发现,此类体裁本身存在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其中的世情笑话*往往讽喻时弊,紧贴社会脉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社会“时尚话题”的风向标。“新文化史”强调对于大众文化的探求以及文学和图像等新史料的运用*。被认为是后现代史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海登·怀特旨在发掘历史的诗意本性,认为史学与文学具有亲缘关系,均为想象的产物*,其观点或有待商榷,但对于史料范围的拓展无疑具有启发性。安·陀·西尼亚夫斯基曾说:“笑话活似一条虚线穿透我们的历史,并让历史起死回生。笑话不是简单地复现,而是恢复现实真况。”*虽然笑话语带夸张,但确实可折射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

庸医问题一直存在,中医史或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有时会顺便且较为零散地提及庸医问题,如陈高华在《元代的医疗习俗》中列举了一些庸医,余新忠在清代江南地区瘟疫的研究中也提到世人抱怨“庸医杀人”*,此外还有一些相对具体的研究成果*。但从笑话文本来考察庸医问题似乎少见,李建民曾提到笑话书中有很多嘲笑医者的笑话,都是一些负面的言论,还没有被充分地利用讨论,或许可以此来从侧面考察中医的效验问题*。

中国笑话的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雏形,东汉末年的《笑林》见于著录,其后不断发展。及至明清进入相对成熟时期,出现了笑话空前繁荣的局面,文人辑录的笑话专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明清时期笑话的系统整理结集*为集中使用分析此类文本提供了条件。明清以前的笑话集中关于医生的零星分布,数量较少,而明清以后,则数量增多,如清代游戏主人纂辑的《笑林广记》术业部里就集中地收录了三十几则医生笑话,其他部类里也杂有几则医生笑话。

名为《笑林广记》的书还有一部,为清末湖南平江人程世爵编撰,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亦载有几则医生笑话*。黄克武、李心怡已经指出游戏主人搜罗的数百则短篇笑话,大半收录自冯梦龙的《笑府》,也有部分取自李贽的《笑倒》、石成金的《笑得好》《李卓吾评点四书笑》与邓志谟的《洒洒篇》*。实际上,这两种《笑林广记》的内容均多摘取前作,现代编辑的笑话集也曾将二书合并出版*。明代赵南星的《笑赞》、冯梦龙的《笑府》,清代陈皋谟的《笑倒》、石成金的《笑得好》,这四部笑话集中也有相对较多的医生笑话,其后的笑话集收录的笑话多包括此四部或其中几部的内容,再做增补删减*。目前尚未发现单独以医生群体为内容的笑话集,但通过考察载有医生笑话的明清笑话集也可反映明清医学发展的些许情况*。

一、笑里乾坤:明清笑话文本中的庸医形象

明清笑话集中塑造的中医医生形象大多以负面的庸医形象为主,笔者在此选取归纳其中特征较为典型的类别加以分析解读。

医术低下

评价医术高低最根本的依据无疑是患者能否痊愈,而医生为人治病自有一套可供凭恃的诊疗技术。传统的中医,一般是针石、灸艾为先,药饵次之。但到了明代,灸艾仅施于风痹急卒之症,而针者百无一焉,至于石,则几乎失传,一般多采用中医四诊之一的切脉*。梁其姿也认为随着金元以来新的医学学术正统的出现,理学的渐占优势和士人阶层的兴起将部分医学“文本化”,即趋向理论、支持脉诊及开处方的医疗方式*。明清时期延续金元以来的医学正统,脉诊依旧是医生的必备基本技能之一,但实际上恐怕很多医生不具备这项基本技能,如以下这则笑话:

医者至人家,为病人诊脉。时天大雨,医者曰:“一家都了不得。”有问者曰:“如何诊一人脉,说一家都了不得?”医者曰:“这等大雨,淹坏田苗,一家如何了得。”*

揆诸对话可知,此医生全然不懂脉诊,实为滥竽充数的庸医。医者表达的“了不得”和问者理解的“了不得”所指代的内容并不一致。正常逻辑思维下既是医生诊脉所言,理当为疾病的判断结论,而此医者所关注的却非其本业应先关注的患者病情,反倒顾左右而言他,由下大雨联想到淹坏田苗,叹息自然灾害对于这一家人的生计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另一则笑话则是嘲笑医生因脉诊之误导致用药不当,患者服药后并未出现医生预判之效,如:

一人患病,医家看脉云:“吃了药腹中定响,当走大便,不然定撒些屁。”少顷坐中忽闻屁声,医曰:“如何?”客应云:“是小弟撒的。”医曰:“也好。”*

屁是撒了,但“此屁非彼屁”,不知医生在应答之后内心作何感想。还有的笑话反映出应声脉诊亦并非依据真才实学,而是凭借观察推测来判断病症,如:

有留僧宿书房者,僧适病,迎医视之。医见精室,疑以为房帷中也。及诊脉,遂言经事不调,及胎前产后诸症。僧揭帐,视医而笑。医谓僧曰:“小舍舍,你莫笑,令堂的病凶在那里!”*

医生通过观察所进之屋的环境认为是闺房,因而判断患者为女子身份,于是诊脉所言皆为妇科病症。当僧人揭帐而视,医生发觉错误后又灵机一动地牵强说成是令堂之病。中医治病救人不能只空谈医理,最终还是要落于实践,时间一久,医生往往按照经验常识看病,此理古今皆同,像如今一般的头疼脑热就首先想到是感冒或者发烧。根据此则笑话,或许在当时,提到一般女子之病便下意识地认为是经事不调及胎前产后诸症,这些均为妇科常见病症,如《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妇科玉尺》《傅青主女科》《产后编》等医书中所载。还有通过医生所售卖或所开之药的药效来展现医生医术不精,如:

有医者,招牌书“神妙疥疮药”。适求药者至,医指架上葫芦令其自取。求药者责其懒,答以病疥。问既病疥,何不抹此药,曰:“惟其抹之耳。”*

原为治疥之药,抹之却不见病愈,反见得病,实为患疥之药。以医生自己之口言出,更见对于其医术低下之讥刺效果。还有一则是通过医生自己来讽刺药效:

一医迁居,谓邻舍曰:“向来打搅,无物可将别敬,每位奉药一帖。”邻舍辞以无病,医曰:“吃我药起来,自然有病。”*

医生不知何故要迁往他处,临走不忘辞别邻里,但想必此医经济拮据,没有他物可以敬谢,出于职业特色赠给每人一服药。对于医生所给之药的药效讽刺也存在程度轻重之别,轻则使人生病,重则致人死亡,如:

一医卖生熟药,俱不发市,乃煎成药饮卖之。至夜,无来问者,恨曰:“这等没生意,活他做甚?”便取所煎药自饮*。

生药是来源于天然未经加工或只经简单加工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类药材;熟药是经过加工炮制的药材。发市有一层意思指开市,谓做生意来了顾客。医生所制之药销路不佳,生意冷淡,心中不免有轻生之念,遂饮下自己所煎之药,言下之意便是讽刺此药可结果性命、致人死亡。笑话中大多是讥刺药效不灵,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如:

一人向医家买春药吃了。行至半路,药性发作,此物翘然直竖。乃以手捧住赞曰:“好郎中,好郎中,好郎中!”*

上述笑话是以脉诊或药效等代表性技术来讽刺医生医术差劲。还有直接明言医生医术低下的笑话,如:

有送医士出门,犬适拦门而吠,主人喝之即止。医赞其能解人意,主曰:“此畜生颇颇依人。”*

此则笑话采用音同字不同的写作技巧*点明医生不会医人。

不通医理

理论指导实践,中医自有一套精深的理论体系和认知模式,医术低下的背后反映出医治理念存在极大问题,而医治理念又与其接受的医学训练和医学素养密不可分。有的医生甚至连基本的药物学知识都不曾掌握,如:

二医同走,见有携鳗及团鱼卖者。一医指鳗曰:“卖这条乌梢蛇与我。”一医笑云:“鳗也认不出,倒不如买了这穿山甲罢。”*

对于普通的入药材料无知,自然对于用药也是无知。第二位医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还有笑话讽刺医生对中医基础典籍的无知,如:

医者见卜之案有《易经》,叹曰:“吾子当学卜,不学医矣。”人问其故,答曰:“彼是《易经》,想定容易,岂似吾家《难经》?”*

医生缺乏基础知识,不仅对于医学典籍望文生义,对于传统经典更是一无所知。《难经》又称《黄帝八十一难经》,是中医理论著作,“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书名意即问难《内经》,并不是“很难的经”。而《易经》是儒家经典之一,“易”有变化之意,也不能理解为“容易”。有的医生虽然用力甚勤,但也未免墨守成规、迂腐可笑,如:

方上医者闻一良方,即笔之。途遇贼,伏林莽潜窥,见群盗方杀一大卵脬者,首坠而脬已缩小。乃取笔记之曰:医大卵脬经验方*。

闻良方辄记录是好事,但或许有的医生不理会实际情况只盲目记录,照葫芦画瓢,不懂变通之法。倘若此医真按所记医治,那与杀人无异。再者,庸医往往将病症与生命的关系完全割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

有一医人,自夸能治驼背:“虽弯如弓,曲如虾,即或头环至腰, 但请我一治,即刻笔直。”有驼背人信其言,请其治之。乃索大板二片,以一板放地,令驼人仰睡板上。又将一板压上,两头用粗绳着紧收捆。其驼人痛极,喊声求止,医总不听,反加足力重屣。驼背随直,亦即随死。众揪医打,医者曰:“我只知治驼背,我那里管人的死活呢。”*

还有的笑话涉及内科与外科的概念区分。外科与内科的区分主要以视觉所见的、身体表面的症状来做简单的判别*,而内外科医生将彼此的责任界限做绝对分明的区分,几近荒谬,如:

小儿患身热,服药而死,其父诣医家咎之。医不信,自往验视,抚儿尸,谓其父曰 :“你太欺心,身子幸已凉矣。”此与医驼背用夹板者同。人但知此是笑话,不知执古方治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者,皆此类也*。

再如:

有一兵中箭阵回,疼痛不已,因请外科名医治之。医一看连云:“不难不难。”即持大剪将露在外边的箭管剪去,随索谢要去。兵曰:“箭管谁不会去?但簇在膜内的急须医治,何以就去?”医摇头曰:“我外科的事已完,这是内科的事,怎么也叫我医治?”*

再如:

有患嘴者,叩医求药,辞云:“我是里科,无此等药。”歪嘴曰:“难道特地做一个郎中,枳术丸也没得在家里?”*

关于讽刺外科的笑话,笔者猜测可能与儒医传统确立的排他性有关。因为金元以来新医学学术正统的出现将古代传统中较为技艺性的、“手艺”的和宗教的面向,例如针灸、眼科及其他外科技艺和巫术疗法等边缘化*。这类笑话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偏见观念的存在。

医德堪忧

医者仁心,悬壶济世,从其职业特性来说医生本应受人尊重,但随着医生数量的增多,难免出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情况。明清医生群体以男医为主,而当医治女病患时,难免男女接触,上层达官贵人之家还可拥有种种间接的诊疗方式,而下层百姓因经济所迫也不会过多讲究,在此过程中就会产生问题。医生中也会有“好色之徒”假借行医之名做不轨之事,如:

人家请医看乳癖,医将好奶玩弄不已。主骇问何意,答曰:“我在此仔细斟酌,必要医得与他一样才好。”*

还有更为过分的行为,如:

一妇阴中有疮,请医治之。医知其夫之呆也,乃曰:“此药须我亲擦方可。”乃以药置龟头,与妇行事。夫从旁视之,良久曰:“若无这点药在上面,教我疑心到底。”*

还有的医生虽将病人治好,但对于钱财报酬念念不忘。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其职业关乎人的生死,虽属高尚一途,但也还是一职业,为谋生计,或许求财之事也可理解,如:

一贫士患腹泻,请医调治,谓医曰:“家贫不能馈药金,医好之日,奉请一醉。”医从之。服药而愈,恐医索谢,诈言腹泻未止。一日,医者伺其大便,随往验之。见撒出者俱是干粪,因怒指而示之曰:“撤了这样好粪,如何还不请我?”*

诚然,存在有才无德的情况,医生德行有亏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医术不佳,这里所引的笑话也并非全部明讽医生的技艺,反而有治好的例子。但考虑到医生类笑话中以负面形象为主导,且描述的多为庸医,在这样一种整体语境下一并纳入分析。

庸医杀人

庸医的施治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会给病患带来不必要的痛苦,而其中有一些痛苦是不可逆的,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失去性命。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信仰认为人死为鬼,因而被庸医医死的病患以鬼魂的形式存在,怨念深重徘徊人间,笑话中往往以此来讽刺庸医杀人,如:

冥王遣冥卒访阳间名医,命之曰:“门前无冤鬼者即是。”每过医门,冤鬼毕集,最后至一家,见门前独鬼彷徨,曰:“此可当名医矣。”问之,乃昨日新竖药牌者*。

古人往往相信死后世界或是地下世界的存在,冥府以及居于其内的冥王和听其差遣的冥卒。冥王派遣冥卒寻访阳间名医的判断标准是名医的门前没有冤鬼。而冥卒所见的普遍情况则是医门之前冤鬼毕集,最后看到的一家门前只有一个鬼,退而求其次便认为可算是名医了。谁知竟是昨天刚刚开张执业的医生。昨日开始治病,就已医死一人,倘若继续行医,后果可想而知。再如:

方相路遇医人,扯住痛哭。旁人问曰:“为何如此悲切?”方相诉曰:“一言难尽,自彼行医,使我日日不得安闲。”*

方相在古代为逐疫驱鬼之神,殒命于庸医之手的患者数量多,故使方相忙于驱鬼,应接不暇。再如:

一富翁姓吴,得一喘症,百医罔效。请兽医以治牛之法治之,立愈。从此牛医之门多病人,遂自负为名医焉。一日昼寝,有持帖来请者,导至一堂,见面黄骨立者数十人,环求诊脉。医熟视之,愕然曰:“此冥府耶?”众曰:“然。”医曰:“请我何意?”众曰:“先生送我来,还望医我去。”医勉写一方,众曰:“一剂恐不能见效,屈先生驾留此三五月再去。”医哀求欲归,众怒曰:“此地你既不肯居,曷为送我辈来!”群起缚之,裸其裩,出其臀,轮奸之。医被创猛醒,得臀风之症。逐日觅人医治,无暇复作青囊之术矣*。

本为兽医,却阴差阳错地治好难治之症,因而成名。但因治人非其所长,难免出现问题。医生梦中见被其治死人的冤魂向其报复。还有仍用反讽来讽刺庸医杀人的笑话,如:

一医生之子,学问平平,忽中状元。不解其故,乃斋宿城隍庙中,求神指示。梦神曰:“汝知发大魁之故乎?以汝父有大阴功也。”曰:“吾父一医生,何大阴功之有?”神曰:“他阴功最大,虽做医生,从不曾用药。”*

有的笑话不借助鬼魂的形式而是直接讽刺医生医人致死,如:

樵人担柴,误触医士。医怒,欲挥拳,樵跪曰:“宁受脚踢。”旁人讶之。樵曰:“经他手,定是难活。”*

从樵夫斩钉截铁的语气推测,他之前一定了解此医的行医情况,想必这位医生治死之人不在少数,再如:

小儿苦夜啼,迎医治之。医用药讫,因留宿。夜半,使童子潜探儿啼止否,还报曰:“儿不啼,儿母啼矣。”一说:还报云:“小儿不啼,大人啼矣。”医曰:“问大人也要药吃否?”*

儿不啼母啼,可探知孩童因服药不当而死亡,其母为之悲伤哭泣。医生医术不精治死病人,作为家属者一般情况下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而医生的应对之策存在下意识选择逃跑的情况,还有的医生逃跑不及被患者家属控制,由此产生医患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医生为了逃避责任,对死者家属许以承诺赔偿,不走法律程序,试图私下解决。描写角度又可分为医生和病人及其家属两方,如:

一医生医死人,主家愤甚,呼群仆毒打。医跪求至再,主曰:“私打可免,官法难饶。”即命送官惩治。医畏罪,哀告曰:“愿雇人抬往殡殓。”主人许之。医苦家贫,无力雇募,家有二子,夫妻四人共来抬柩。至中途,医生叹曰:“为人切莫学行医。”妻咎夫曰:“为你行医害老妻。”幼子云:“头重脚轻抬不起。”长子曰:“爹爹,以后医人拣瘦的。”*

有的庸医还较有“自知之明”,如:

一医医死人儿,即以己儿赔之。无何,医死人仆,家止一仆,又以赔之。一夜,又有叩门者,云娘娘产里病,烦看。医私谓妻曰:“又看中你了。”*

另一方面,以患者及其家属为主体分析,有时不待医生主动要求赔偿,患者家属就以讼官相威胁,如:

一幼医药死人儿,儿家诟之曰:“汝若好好殡殓我儿,我无言矣。”医许以带归处置,因约儿于药箱中。中途又遇一病家邀去,启箱用药,误露死儿。病家惊问,对曰:“这是我带去包活的。”*

从这则笑话也可看出被医生医死的患者不在少数。《现代汉语大词典》对于庸医的界定是医术不高明的医生*,而通过以上对于明清笑话集中有关医生笑话文本的分类,庸医所展现的各类形象或许能够更加生动具体地展现在眼前*。

二、明清笑话文本中庸医形象的历史分析

前述是针对文本内容本身的分析,在努力深入文本的同时也要能够跳出文本,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体会与解读。明中叶以降,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市镇、城镇的大量兴起,市民阶层也随之扩大,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代风尚也为之一变。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世人对通俗文学消费需求的增加,“文化商品化”*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企图尽可能地占有市场,创作内容自然为吸引读者。笑话创作队伍扩大,在此群体中也分等级,既有著书都为稻梁谋的下层文人,也有士大夫阶级的上层文人。虽然存在下层文人迎合大众的媚俗因素,以及晚明崇尚“文以自娱”之风,但“自娱”有时只是表象,是种情感上的寄托,读后并非可以一笑而过*。面对明末的政治危局,文人通过不同方式进行他们的批判与抵抗。他们绝大多数是描写真人真事,揭露和谴责某些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不良现象和不良倾向。有时,他们还把观察和感受所得的真人真事中的人物概括、集中起来,塑造成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晚明文人在编写笑话的过程中,也为自己的心灵开启了一扇幽默诙谐的窗口。他们一方面在笑话中发泄着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也通过对笑话的品读、解释,增加对俗世人情的了解,并把自己由此感发的思想情怀通过谐谑的笔墨传达给周围的世界。可以说,笑话对晚明人而言,是破愁解颐、针砭时弊、散布教谕的工具*。

将庸医问题放在明清的时代背景下考察。从国家层面来看,明清两代对于地方医学的关注度大为降低,地方医政持续衰落。明清两朝并没有对医疗市场业医者的资格审定与管理医疗市场等制度上的措施与规范*。明代并未继承元代的医学政策,唯一保留的制度是元代医学提举司辖下的“惠民药局”和“医学”,但明中叶以后药局与医学似乎越发式微,许多机构徒具虚文,而没有任何实际功能。医学官员与医生品级上沦为低阶官僚,职能上只能执行相对简单的工作。入清后医政的衰败局势并没有得到扭转,清政府连在各地设立惠民药局的指令都没有下达,也未见有管理医疗市场与行医之人的规章。清代的地方医学到后来多废缺,仅仅只具象征性的作用*。国家对于医疗事业权威管控的缺失加之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遂造成地方上复杂而多元的医疗局面。明清时期的医生已渐趋成为一种开放的职业,医者身份多样、行医目的各异。以文化程度较高的江南地区为例,只要读书识字、掌握粗浅的医学知识或就可开局行医*。明末来华传教的闵明我曾描述17世纪中期的中医:任何男人都可以当医生,这一点不受控制。医生同时又是药剂师,所以他们探视病人时,要带一名助手背药箱。他们气定神闲地耗完脉,随心所欲地留下药,便拿了钱扬长而去*。

可见,当时社会中确会存在许多纯为谋生,医术上没有任何保证的医家。因此,明清笔记、文集、医书等多有对庸医的论述,而部分文人则借助笑话这类文体,用诙谐的笔调构建庸医的生存状态,以及民众对他们的嘲弄讽刺,创造出许多负面的医生故事来表达人们对于医生群体的认知*。此类通俗笑话虽主要由文人创作,但从文体来看,最广大的读者群还是普通百姓,所以这类文本跨越雅俗、公私与性别的界限,代表明清常民生活中较流行的一些想法*。另外,在明清通俗文学繁荣的整体背景之下,其他文学类型如小说中也多有关于庸医形象的描写。像《金瓶梅》中就有不少关于庸医丑态的记述,可大致归纳为四类形象:名与实违、言行不类、事理相背、怪诞不经*。秦鑫指出明清小说中的庸医界定多是从道德层面,以有无医德为直接的判断标准*。诚然,由于文体不同,小说刻画的庸医形象比笑话更为详细多样,但同属文学作品,二者对庸医的描写都极具讽刺性,其批判内核并无二致,而且笑话中如医术低下、不通医理、毫无医德、医死病患的庸医形象在小说中也均有体现。

虽然笑话作品中庸医形象的素材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医生形象,但并不能断言其真实且又全面地反映了医生的整体形象。路彩霞在研究清末京津地区的庸医问题时提出所谓的“庸医现象”,并认为这一现象是在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由于现代报刊宣传等使得人们所知道的庸医在数量上增多,庸医问题突显,但就中医整体而言,并没媒体宣扬得那么严重*。受其研究的启发,或者可以推想,不能仅仅通过为数较少的笑话集来夸大明清时期庸医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笑话集虽不是凭空捏造,但作者的创作动机也难以尽知,丑化还是实情不易判别。再者,因为笑话突出的讽刺功能,其中自然以负面形象居多。事实上明清的医疗图景多元而复杂,就医生而言也不可能全为庸医,即便同属庸医,还有程度轻重之分。而从笑话文本中可以看出,这些庸医大多技能与医德同属下品,展现的也只能是庸医群体的一部分。此外,“庸医现象”是否只是就事论事针对中医本身也值得考虑。如《笑赞》中的《医生》一则文末有作者的赞曰:“此医甚苦,本不知脉,而既为医,不得不诊脉,其实无心诊脉也。如不遇雨,就是一个王叔和,世人不知而欺人者大都类此。”*由作者的评论我们可得知这则笑话的目的是以庸医为例进一步讥讽“世人不知而欺人者”,所以有些讽刺庸医的笑话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以庸医为引来讽刺其他的社会问题。

结 语

“笑话反映的心灵世界是经过折射和扭曲的影像。这些暂时抛开礼教束缚的解颐之语,率直地提供一些在其他史料所甚少触及的讯息,有助于我们对明清时代‘集体心灵’的认识。”*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笑话文本通过夸张的语言勾勒平民百姓的心灵世界,细究之下,其内容也有与社会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心态史等领域的诸多暗合之处。倘若暂且不谈笑话背后的功能与目的,“笑话”所期望达到的表面效果只在“笑”之一字,而我们应该思考:何以发笑?能够发笑自然是对内容心领神会,存在理解的共识,倘若不明其意,肯定会认为莫名其妙。正因为庸医笑话以文学的形式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庸医图景一角,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所以才能戳中人们的“笑点”,成为笑话的素材。通过对明清笑话集中医生笑话的阅读与分析,可以体会到医生作为一类治病救人的职业和一种谋生手段,已经比较普遍地进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有病求医是获取拯救的方式之一。为数不少的庸医笑话简要描绘出有关庸医的众生相,如医术低下、不通医理、医德堪忧和庸医杀人等,借此可了解明清庸医问题的一个侧面。但也不排除因笑话的文体功能而刻意求其讽刺、惹人发笑的目的,因而要谨慎看待医生笑话中所反映庸医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笑话因文体所限,往往篇幅短小,用语简练,基本通过对话方式,直接表达人物想法,提供的信息比较有限。而且,庸医笑话仅反映出明清时期有关医生情形的一个单向方面,虽会包含创作者的态度,但无法评估其对于医生行业的影响,所以对于笑话文本可以利用但不可单一化。彼得·伯克指出赫伊津哈在《中世纪之秋》一书中一再地使用少量文学作品作为他的史料,如果使用其他作者的作品的话,或许可以描绘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图景*。某一类资料只是提供了补充一个面向的可能,所以还需与其他史料互为补充,坚持论从史出,努力进入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来理解,有尽量避免“过度诠释”的意识。在笑话文本的进一步利用与解读的基础上,用其来辅助认识历史上 “疯狂”的医生或可存在拓展研究的空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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